法律新語

刑法第231-1條規定：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媒介、收受、藏匿前項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增設意圖營利以強制等手段或以藥劑、催眠術使人無法抵抗而使人為性交或為猥褻行為之處罰，以保人身安全，遏止色情犯濫。按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其中所謂「不當債務約束」，依同法第2條第3項規定，係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使其從事性交易，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且因行為人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被害人從事性交易，致被害人性交易所得永遠無法清償債務，其性交易價值與債務之清償間，因未經合理評估，而得以剝削被害人性交易所得營利。故所謂「不當債務約束」，解釋上應具有：1.債務內容或清償期之不確定或不合理性(債務之不確定性)；2.以性交易所得擔保債務之清償(擔保性)；及3.性交易所得經合理評估之價值並未被用於清償債務(剝削所得性)等特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32號判決可供參照)。再參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係謂「目前實務上常見人口販運集團以偷渡費用、假結婚費用、利息等各種名目不斷增加被害人所負之債務，並以此種不當債務造成被害人心理之約束，迫使其因無法清償而違反意願從事性交易，或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語言不通而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等弱勢處境，迫使被害人從事性交易之案例，惟於現行法律中，對行為人利用此種造成被害人心理強制之手段，使被害人從事性交易之行為，並無可資適用之刑事處罰條文，爰於本條明定」等語。亦即本罪係規定被害人雖有同意從事性交易，然係行為人利用心理上強制力之手段而使被害人為同意，而為有瑕疵的同意，且行為人並對被害人造成性剝削之情形，蓋此方足以與刑法第231條之1第1項之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相區隔。申言之，縱然被害人初始即知悉將從事性交易，然其後因遭利用難以求助之處境及不當債務約束，而處於不得不持續賣淫並遭受性剝削，無從自行中止性交易行為...

刑法第231條規定：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按刑法第55條所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係指對於該數罪同時有各別之犯意而藉一個行為以達成之而言，若客觀上先後有數行為，逐次實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性質之法益，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觀念，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皆可獨立成罪，自應就每一行為分別論罪，而併合處罰。又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並非性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對象)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次性交易，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念及侵害同一法益下，依社會通念，認刑罰上予以單純一罪評價，始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者，固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容留、媒介「不同女子」為性交易行為部分，其行為之時間、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各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自應分別論罪。原判決就上訴人2人所各別確認之事實，已敘明如何認定上訴人2人於所載時間內多次容留同一女子之數個圖利容留性交、猥褻行為，應以接續犯之一罪評價，至先後圖利容留IM106010等13人為性交、猥褻之行為，其各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顯係各別起意為之，應予分論併罰等旨，核其論斷於法尚屬無違。上訴人2人上訴意旨猶謂其等應論以想像競合犯一罪云云，顯屬誤解，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531號判決) 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乃是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而容留以營利為要件，從其規範內容觀之，並無從認定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已預定該犯罪之本質，必然包含反覆實行或容留多人等情形在內。再者，上述犯罪所侵害者，雖為善良風俗之社會法益，但於行為人容留不同對象與他人為性交行為時，其行為尚可明顯區隔，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並非一個行為之接續動作，依社會通念，難以認定是出於單一犯意之決定，而應是基於各別之犯意所為，故應就其容留不同對象與他人為性交行為的犯行予以分論併罰，方為適法。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3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965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罪，係以行為人出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

刑法第231條規定：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為其犯罪構成要件，當行為人一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行為時，犯罪固即成立。惟一般應召站之經營模式，通常設有主持人、掮客、保鑣及接送應召女子前往性交易之人(俗稱馬伕)等成員，從應召站業者散發性交易之訊息，不特定之男客得悉後，依該訊息，與應召站業者聯絡，並就性交易態樣、價碼、地點、時間，甚至應召女子類型達成合意後，應召站業者派馬伕送應召女子，按時前往與男客約定性交易之地點，於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收取對價後，馬伕再將應召女子接回，應召女子就該次性交易所得與應召站業者拆帳，應召站業者媒介之性交易整個過程始告完結，犯罪始為終了。應召站業者既以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性交易對價為其犯罪之目的，應召站業者於掮客媒介之後，為促成性交易之順利完成，保鑣、馬伕等人員，續為犯罪之分工，此雖不影響於媒介行為既遂之認定，但就全部犯罪行為之完竣而言，實有待應召女子與男客為性交易，並取得對價，方為終了，以符應召站業者媒介性交以營利之犯罪目的。是在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對價，犯罪尚未完結前，如有不具共同犯罪意思亦未參與媒介行為之人，基於幫助之犯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接送應召女子的協力行為，仍應依幫助犯論處，核其所為，並非犯罪完成之事後幫助，其理至明。本件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理由之說明，係以：上訴人明知嚴○○係受僱於姓名不詳之成年人所經營媒介成年女子與男客為性交易之應召站業者旗下之應召女子，先後2次接送嚴○○應召從事性交易等情。因嚴○○係受僱於應召站從事性交易，而其性交易所得與應召站拆帳，該應召站人員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上訴人明知前情，仍基於幫助該應召站業者之犯意，載送嚴○○至汽車旅館從事性交易，核被告2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依前揭說明，適用法律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在應召站人員通知嚴○○為媒介後，縱有...

刑法第231條規定：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次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條文，於民國88年4月21日修正為「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係由於妨害風化犯罪態樣多元化，為遏止色情業者媒介嫖客與出賣色相者於非特定場合為性交或為猥褻之行為，避免造成色情氾濫，社會風氣敗壞而修正。該法條所定「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應係指「意圖犯」，主觀上須具備違法之主觀構成要件要素而言；只要行為人出於該特定之犯罪目的而努力謀求構成要件之實現，或希求構成要件所預定之結果發生，而著手實行「引誘、容留或媒介」之客觀構成要件事實者，即足當之，亦即其處罰之對象為引誘、容留或媒介之人，犯罪構成要件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形式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罪；至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所問，亦不以媒介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為必要(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31號、92年度台上字第6008號、第6394號、94年度台上字第6002號、95年度台上字第4549號、第543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05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其犯罪係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可資發生，性質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可言。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31號、92年台上字第4958號、95年度台上字第5439號、96年度台上字第1770號、98年度台上字第862號判決) 按刑法於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時，將裁判上一罪之連續犯及實質上一罪之常業犯規定予以刪除，回歸一罪一罰，以貫徹刑罰公平原則。但為避免流於嚴苛，對於原可單獨成罪之多數行為，苟依社會通念認為予以單純一罪評價，始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者，則僅總括論以一罪；然其範圍並非毫無限制，仍須與修法目的相契合。而所謂「集合犯」，係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依其犯罪本質、目的或社會常態觀之，通常具有反覆或繼續之特性，此等反覆或繼續實行之行為，在自然意義...

刑法第231條規定：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意圖營利引誘或容留良家婦女與他人姦淫為常業罪，並不以其所引誘或容留之婦女，已有多數為必要，縱使所引誘或容留之良家婦女僅有一人，但如使該婦女繼續與他人姦淫，藉資謀生者，仍無解於該條項之罪責。」 (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339號刑事判例)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所謂容留，係指供給姦淫者之場所而言，上訴人令其收買之良家女子賣淫，應成立意圖營利引誘與人姦淫罪，雖仍觸犯同一法條，而罪名究有區別。」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853號刑事判例) 在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對價，犯罪尚未完結前，如有不具共同犯罪意思亦未參與媒介行為之人，基於幫助之犯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接送應召女子的協力行為，仍應依幫助犯論處，核其所為，並非犯罪完成之事後幫助，其理至明。一句話「馬伕有可能是幫助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為其犯罪構成要件，當行為人一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行為時，犯罪固即成立。惟一般應召站之經營模式，通常設有主持人、掮客、保鑣及接送應召女子前往性交易之人(俗稱馬伕)等成員，從應召站業者散發性交易之訊息，不特定之男客得悉後，依該訊息，與應召站業者聯絡，並就性交易態樣、價碼、地點、時間，甚至應召女子類型達成合意後，應召站業者派馬伕送應召女子，按時前往與男客約定性交易之地點，於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收取對價後，馬伕再將應召女子接回，應召女子就該次性交易所得與應召站業者拆帳，應召站業者媒介之性交易整個過程始告完結，犯罪始為終了。應召站業者既以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性交易對價為其犯罪之目的，應召站業者於掮客媒介之後，為促成性交易之順利完成，保鑣、馬伕等人員，續為犯罪之分工，此雖不影響於媒介行為既遂之認定，但就全部犯罪行為之完竣而言，實有待應召女子與男客為性交易，並取得對價，方為終了，以符應召站業者媒介性交以營利之犯罪目的。是在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對價，犯罪尚未完結前，如有不具共同犯罪意思亦未參與媒介行為之人，基於幫助之犯意，參與構成...

刑法第231條規定：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次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條文中所謂之「容留」，係指收容留置而言，如提供與他人為猥褻行為之場所是，而「媒介」則係居間仲介之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第4374號、第4431號判決意旨可供參考)；刑法第231條所規定媒介與容留之犯罪態樣，固不以兼有為限，如有其一，罪即成立，惟若兼有之而行為人同一時(即媒介後進而容留為性交之行為)，仍應包括構成一罪，媒介之低度行為為容留之高度之行為所吸收，僅論以容留行為。 (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95年度台上字第321號判決)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一○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尚未生效)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以意圖營利而犯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指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為構成要件，同條第五項並處罰未遂犯。如已著手於媒介或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然該未滿十八歲之人尚未或並未與人為性交易者，仍屬未遂犯，不能論以既遂，此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罪，至於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所問，尚屬有別。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86號刑事判決) 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基於一罪一罰，以實現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將包含多數侵害法益行為，但科刑上僅論以一罪之連續犯及僅成立實質一罪之常業犯規定刪除。為避免流於嚴苛，原可單獨成罪之多數行為，苟依社會通念，認為刑罰上予以單純一罪評價，始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者，固應僅總括論以一罪；然其範圍必須與修法意旨相契合。由刑法第231條第1項圖利媒介性交罪之法條文義觀之，難認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已預定該項犯罪之本質，當然涵蓋多數反覆實行之媒介行為在內；且圖利媒介性交之情況，不一而足，多次媒介之行為，未必皆出於行為人之一個犯意決定，實無從認定立法者本即預定該犯罪之本質，必有數個同種類行為而反覆實行之集合犯。又數行為如無從認係於密接之時、地實行，亦難認係侵害同一之法益，如遽以接續犯而...

刑法第231條規定：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按刑法231條之立法目的，係鑑於妨害風化犯罪樣態多元化，應召站主持人、掮客、保鑣、載送司機等媒介嫖客與賣淫者在非特定場合為性交或為猥褻之行為，造成色情氾濫，社會風氣敗壞，加上色情行業利潤豐厚，以詐術使人行之者亦所在多有，故增列媒介及施用詐術行為之處罰，其處罰對象為引誘、容留或媒介之人，犯罪構成要件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形式犯，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之實施，即構成犯罪，至該男女初有無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思，是否果與該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均非所問，且因其犯罪為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結果發生，性質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自無犯罪未遂可言。核被告陳德萍、陳美靜及劉倢寧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條、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之共同正犯。行為人引誘、媒介於前，復加以容留在後，其引誘、媒介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被告徐依朱所為係犯刑法第234條第1項前段之公然猥褻罪。又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乃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學理上稱為「集合犯」，凡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均屬之，是故，如行為人係基於概括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多次反覆實行相同之犯罪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妨害風化罪之媒介猥褻以營利之行為，是以營業牟利為其基本行為態樣，本質上即具有反覆為相同行為之業務性質，除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係另行起意之獨立犯行，否則原則上於刑法評價上自應僅成立一個集合犯，而包括的論以一罪。被告陳德萍、陳美靜及劉倢寧，反覆、密接、多次媒介並容留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從事猥褻行為，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之特質，於刑法評價上，應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一罪，併此敘明。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字第24...

刑法第231條規定：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所謂「引誘」乃指為使他人產生實行某種行為之決意，而予勸誘、刺激，或他人已有某種行為之決意，而予慫恿、鼓勵之行為，皆屬之。「引誘」之意義，一般人皆可理解，且以「引誘」為構成要件之要件之規範並非少見，諸如：刑法第231條、第233條皆為其適例。故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所稱：「引誘」使兒童或少年製造猥褻電子訊號，文義上係指兒童或少年初無製造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意，因行為人之勸導誘惑，始決意為之者而言。此與同條第1項之單純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因行為人侵害兒童或少年意思決定自由之程度不同，而異其罪刑，乃為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基本人權，尚無規範意義不明之情事。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 刑法明文處罰公務員各種包庇他人犯罪之行為，所指「包庇」，即包攬庇護之意，固與單純不舉發之消極縱容有別，而須有積極掩蔽庇護之行為，始能成立，其本質上仍屬他人犯罪之幫助犯，僅因法律明文處罰而獨立成罪，是舉凡一切藉其勢力，提供庇護，以利他人犯罪進行或使犯罪不易被人發覺，而助益他人犯罪完成之積極行為，概皆屬之；且非屬預設其係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具備反覆、延續實行複次作為之特徵。又依警察法第9條第3、4款及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規定，警察負有協助偵查犯罪、執行勤務；而警察執行勤務，其方式包括勤區查察、巡邏、臨檢、守望、值班與備勤，其目的係為達成取締、檢肅、查緝等法定任務，維護社會治安，是各級勤務機構因應治安之需求所規畫之勤務內容，包括如何指派人員、運用與組合警力、積極採取甚或消極不採取上開任一勤務執行方式等，均攸關上開任務目的能否圓滿達成，故透露警察之勤務計畫，不論其既定內容係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均足以影響取締效果。從而為使他人得以規避查緝，趁隙進行犯罪，而告知警察勤務內容及執行時間，既已為告知之積極行為，且有助益他人犯罪之完成，即屬包庇。原判決認上訴人有包庇他人圖利容留猥褻之犯行，已依卷內證據資料，詳予說明所憑之證據及論斷之理由，依上開說明，尚屬適法有據。此部分上訴意旨憑持己見，泛詞指摘：「包庇」應屬於持續、繼續、多次性...

刑法第229-1條規定：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說明： 依現行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規定，並不排除婚姻關係中強制性交行為之有責性，然為兼顧夫妻間強制性交之特性，本條訂為告訴乃論，使婚姻問題之處理有轉寰之餘地，維繫家庭之完整。二增訂未成年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為告訴乃論。現行條文關於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之罪須告訴乃論，而情節較輕之第二百二十四條強制猥褻罪反而為非告訴乃論罪，有欠妥恰，爰增訂之。或有以為，「清官難斷家務事」，夫妻間強姦罪，舉證困難，縱法律處罰，亦難以提出具體證據以論罪科刑。惟不只夫妻間之強姦，任何強姦罪行，均有舉證困難之問題，若認夫妻間強姦有其可罰性，自不能以舉證困難之事實問題而排除其適用。或有以為，依民法規定「夫妻有同居之義務」，妻與夫性交，乃盡其義務，夫既在享受其應有之權利，豈有成立強姦罪可言云云。惟民法上所謂「同居義務」之立法目的，乃在提供夫妻共同生活之依據，藉此在精神與物質生活上共同相扶持，以圖因個人結合成家庭而為社會、國家發揮更大功能，非因此規定即將妻視為次等公民而剝奪其性自主決定或身體行動之自由。依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一規定，須告訴乃論之罪者，係指「配偶」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始有其適用。上訴人並非未滿十八歲之人，其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自無適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一之餘地。上訴意旨指本件已逾告訴期間，係對法律之顯然誤解。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72號刑事判決) 依據現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規定，並不排除在婚姻關係中因強制性交行為而成立有責性。然考量夫妻間強制性交具有其特殊性，法律特將本條罪名訂為告訴乃論，藉此在處理婚姻問題時留有轉圜餘地，以維繫家庭完整為優先考量。同時，針對未成年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法律亦增訂其為告訴乃論之適用範疇。然現行條文對於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之罪必須透過告訴程序追究，但針對情節較輕之第二百二十四條強制猥褻罪卻未設告訴乃論的限制，此一規範設計顯然有所不妥，因此對相關條文進行了增修訂，以彌補此種立法不均衡之問題。 對此，有人提出夫妻間強姦罪是否應納入刑法範疇的質疑，認為夫妻間的性行為屬私人生活範疇，「清官難斷家務事」，舉證困難乃不可避免，即使法律加以規範，實際操作上...

刑法第227-1條規定：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說明： 按刑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次按民法第一百十九條規定：「法令、審判或法律行為所定之期日及期間，除有特別訂定外，其計算依本章之規定。」另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年齡自出生之日起算。」是以，有關年齡之計算，若無其他特別規定外，應依週年計算法，以實足年齡計算，自出生之日起算足一年為一歲。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規定：「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即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所稱「十八歲以下」，參照前述說明，應指未滿十八歲及適滿十八歲(即十八歲整)。如年齡為十八歲零一天者，因已逾十八歲整，即不符規定要件。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416號刑事判決) 根據刑法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此條文的適用原則在於當法律中出現以上、以下或以內等術語時，應將其所涉及的數值或範圍包含在內。例如，若法律條文規定「十八歲以下」，則應包括十八歲整在內，作為適用的年齡範圍。進一步探討民法有關期間及年齡的計算規定，民法第一百十九條明確指出：「法令、審判或法律行為所定之期日及期間，除有特別訂定外，其計算依本章之規定。」由此可知，凡涉及期日或期間的計算，除非另有特別規範，均應遵循民法相關規定進行計算。此外，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項亦明定：「年齡自出生之日起算。」根據此條文，年齡的計算應以個人出生之日作為起點，以週年計算法計算實足年齡，自出生起滿一年即為一歲。這種計算方式統一適用於法律中涉及年齡的相關規定，為年齡認定提供了明確的基準。 再者，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規定：「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即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條文的立法精神在於考量未成年人之心智發展尚未成熟，其行為能力及責任承擔能力相對不足，故在刑責上予以減輕或免除。然而，該條文中所稱的「十八歲以下」，究竟應如何解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416號刑事判決中，針對此一問題進行了闡釋。依據該判決所述，「十八歲以下」的涵義應包括未滿十八歲及適滿十八歲，即所謂十八歲整。換言之，若某人年齡為十八歲零一天，因其已超過十八歲整，即不再屬於條文所指的「十八歲以下」範疇，因而不符合該條規定的適用條件。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刑法第十條所規範的「以上、以下、以內」計算...

刑法第226-1條規定：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說明： 現行法第二百二十三條「強姦殺人罪」併入本條。現行法只對強姦故意殺人者處以死刑規定，然「強制性交罪」、「加重強制性交罪」、「強制猥褻罪」及「加重強制猥褻罪」，雖其犯罪行為狀況不同，但若故意殺被害人，其結果相同，惡性同等重大，故一併規範之。強姦而殺被害人，現刑法規定絕對死刑一種，難以依實際犯罪情節，妥當量處，爰修改為相對死刑，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強姦或強制猥褻被害人而重傷害被害人者，現行法並無結合犯之處罰，實務上僅能與現行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一項從一重處斷，造成情重法輕之現象，爰增設後段規定之，以求刑罰之公平。刑法上不確定之故意(即間接故意)，不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須有預見，且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始克相當；而所謂預見，自係就犯罪事實之發生具有主觀上之認識而言，此與加重結果犯對加重結果之發生係以客觀上能預見，而其主觀上未預見為要件者迥異。又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原判決既認定林春雄等五人於前揭時、地，共同以手、腳或竹棍、安全帽、石頭等物，毆打、踹踢、拉撞、丟擊甲女之臉部、前額、頭部、身軀、肩膀等部位，致甲女傷重昏迷倒地不起，已無反應，且林春雄等五人於離去竹林大橋下方現場之際，均已對甲女因遭前揭毆打等行為之傷害，可能發生死亡之加重結果有所認識等情(見原判決第七頁第十一行至第十三行)；依卷內資料，林春雄等五人在第一審聲羈庭及第一審中，復均供稱：伊等皆已預見甲女遭伊等長時間毆打，致昏迷而倒地不起，如不將甲女及時送醫救治，甲女極有可能會發生死亡之結果等語。上情如若不虛，則林春雄等五人於案發當時，主觀上似均已預見甲女遭其等傷害後，因傷重陷入昏迷，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危險，卻不予送醫救治，猶於夜間將甲女棄置在人煙稀少之竹林大橋下方現場，逕自離去，而任令甲女發生死亡之結果，林春雄等五人對該死亡結果，究有無不違背其等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即仍值得進一步研求。刑法上之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又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刑法第224-1條規定：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刑法第224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違反其(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是以，行為人縱未施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惟係以其他方法營造使被害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且此狀態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被害人之意思自主決定權者，亦屬「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之範疇。再行為人所採用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是否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被害人之意思自主決定權，應審酌行為人及被害人之年齡、體型、社會歷練及所處環境等具體情狀而為綜合判斷。至於發生妨害性自主行為之際，被害人有無喊叫、呼救、肢體掙扎或抵抗等事項，於判斷行為人所為是否違反被害人之意願時，雖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尚未可一概而論。於被害人係兒童或未滿14歲之情形，宜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及上開後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等規定，從特別保護兒童或未滿14歲之被害人角度，從解釋「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必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行為。祇要行為人營造使兒童或未滿14歲之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而此狀態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壓抑或干擾、妨害被害人性自主意思者，即足當之。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622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24條第1項中所稱的「其他違反其（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是指除了條文中明確列舉的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之外，其他一切足以違反被害人意願、妨害其意思自由的方法。也就是說，即使行為人未採用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具體手段，只要其使用其他方法，客觀上營造出使被害人陷入無助、難以反抗、不易抗拒或不敢反抗的狀態，並且該狀態能有效壓抑、妨害或干擾被害人性自主的意思決定權，便屬於「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的範疇。 判斷行為人所採用的方法是否在客觀上壓抑或干擾被害人的意思自主決定權，應綜合考量行為人與被害人的年齡、體型、社會經驗及當時所處的環境等具體情況。行為的性質和對被害人的影響需要具體化分析，例如被害人在發生妨害性自主行為時，是否有喊叫、呼救、肢體...

刑法第201-1條規定：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受或交付於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學理上所謂接續犯，係指多次之數行為，合於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但因係於同一時、地，或甚為密接時、地之作為，而持續侵害同一法益，依社會健全通念，皆認其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將之視為1個行為較合理，使各舉動構成單一之犯罪行為，給予1個法律上之評價而言。刑法第201條之1第1項偽造信用卡罪與同條第2項行使偽造信用卡罪，均是保護交易安全與公共信用之社會法益。而同法第339條之2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則是保護個人財產利益。是行為人多次偽造信用卡(或行使偽造信用卡)，均是侵害同一社會法益，而行為人利用偽造之信用卡從不同銀行設置之自動櫃員機提領款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是侵害不同銀行之財產利益，不容混淆。多次偽造信用卡(或行使偽造信用卡)之行為，是否成立接續犯，端視行為人是否於密接時、地實行偽造信用卡(或行使偽造信用卡)，及各行為是否具獨立性為斷，並不以行為人是由同一銀行設置之自動櫃員機提領款項為必要。故法院必須具體認定行為人各次偽造信用卡(或行使偽造信用卡)之時間，始能判斷各次行為是否於密接時、地實行，而得成立接續犯。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刑事判決) 學理上所稱接續犯，是指行為人進行多次符合相同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但這些行為因發生於同一時間與地點，或於時、地上極為密接，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根據社會通念認為其各個舉動的獨立性極低，因此視為一個單一的犯罪行為，給予統一的法律評價。接續犯的概念強調行為的連續性及法益侵害的一致性，避免將原本應屬同一犯罪行為的情節分割為多次犯罪，從而導致評價過重或處罰失衡。以刑法第201條之1所規範的偽造信用卡罪與行使偽造信用卡罪為例，這兩罪均以保護交易安全與公共信用為目的，所侵害的法益是屬於社會法益。然而，刑法第339條之2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則著重於保護個人財產利益，二者在法益的保護範疇上有所不同。因此，行為人多次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