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三十條裁判彙編-不起訴視為不中斷001846

民法第130條規定：

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說明:

民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此條文為整個消滅時效制度中極具關鍵性的核心規定，承接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所列之請求、承認與起訴等中斷事由，進一步對其中「請求」這項最容易操作、也最容易被濫用的中斷方式加以限制，避免權利人僅以形式上的反覆請求來無限延長時效，使時效制度失去其維持法律關係安定之本質目的。時效制度的精神，在於促使債權人積極行使權利，同時保護債務人免於永無止境、不確定的法律困境。因此，民法第一百三十條透過「六個月內必須起訴」的制度設計，具體落實法律安定性、程序促進性與權利義務平衡原則。

時效因請求而中斷的核心在於請求屬於訴訟外之意思表示，僅須債權人對債務人表達要求履行，即足以中斷時效。然而，如此低門檻的中斷方式，若未設任何時間限制，將使債權人僅透過簡單的文字、電話、存證信函甚至當面催告來無限延長請求權存續期間，與時效制度的目的相違。因此，立法者以第一百三十條的規範，要求權利人於提出請求後六個月內，必須進一步進入正式的法律程序，例如提起訴訟或聲請強制執行，使中斷的效果得以維持。反之，若未在期間內行動，請求行為視為不存在中斷效果，時效自始不受影響。

民法第130條的規定，時效因請求而中斷，但若在請求後的六個月內未起訴，則該請求視為未中斷時效。這條文的核心在於當事人如果希望透過請求來中斷消滅時效，則必須在請求後的六個月內積極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例如提出訴訟或聲請強制執行，否則該時效中斷將視為無效。

最高法院的相關判例進一步解釋了這一規定的實際應用：

71年台上字第1788號判例：該判例指出，雖然當事人可能已對義務人提出履行請求，但如果在六個月內未進一步起訴，該請求將視為未能中斷時效，符合民法第130條的規定。

67年台上字第434號判例：此判例進一步指出，對於已取得執行名義的債務而言，如果在請求後六個月內未聲請強制執行，則同樣視為時效不中斷。

62年台上字第2279號判例：此案例表明，時效因撤回起訴而視為不中斷，但如果請求權人在六個月內再次提出訴訟，則可視為時效自訴狀送達時中斷。然若訴訟提出時時效已經完成，則無法主張時效中斷。

這些判例強調了，單純的請求並不足以永久中斷時效，當事人必須在法定期限內進一步採取法律行動，否則將失去請求權。

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將請求與起訴併列為消滅時效之事由，可見涵義有所不同，前者係於訴訟外行使其權利之意思表示，後者則為提起民事訴訟以行使權利之行為，本件被上訴人前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既因不合法而被駁回確定，依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其時效應視為不因起訴而中斷，依本院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二二七九號判例意旨，雖可解為於上開起訴狀送達於上訴人時，視為被上訴人對之為履行之請求。仍應有民法第一百三十條之適用，倘被上訴人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時效視為不中斷。

（最高法院判例71年台上字第1788號）

按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為民法第一百三十條所明定。此之所謂起訴，對於已取得執行名義之債務，係指依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五款規定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之開始強制執行或聲請強制執行而言。換言之，即對於已取得執行名義之債務，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開始強制執行，或不聲請強制執行，其時效視為不中斷。

（最高法院判例67年台上字第434號）

時效因撤回起訴而視為不中斷者，仍應視為請求權人於提出訴狀於法院並經送達之時，已對義務人為履行之請求，如請求權人於法定六個月期間內另行起訴者，仍應視為時效於訴狀送達時中斷，然究應以訴狀送達時，時效尚未完成者為限，否則時效既於訴狀送達前已完成，即無復因請求而中斷之可言。

（最高法院判例62年台上字第2279號）

信託契約成立後，得終止時而不終止，並非其信託關係當然消滅。上訴人亦必待信託關係消滅後，始得請求返還信託財產。故信託財產之返還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信託關係消滅時起算。

（最高法院民事判例67年台上字第507號）

消滅時效因承認而中斷，為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明定，至同法第一百三十條，係就因請求而中斷者為規定，原審於因承認而中斷之情形，亦予適用，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最高法院判例71年台上字第3433號）

由民法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而觀，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請求人苟欲保持中斷之效力，非於請求後六個月內起訴不可。如僅繼續不斷的為請求，而未於請求後六個月內起訴，其中斷之效力，即無由保持。

（最高法院判例71年台上字第3435號）

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一七八八號判例正是此條文運作的典型示範。該案中當事人先前已向義務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但此訴訟因不合法而遭駁回。依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不合法的起訴不生時效中斷效果。然而，因訴狀經送達義務人，依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二二七九號判例意旨，送達本身可被解釋為一次履行請求，因此進入民法第一百三十條六個月的期間規制。最終，因請求權人未於六個月內再度提出合法訴訟，法院認定該請求不具中斷時效效果。此判例完整展現民法第129、130、131條的銜接運作，證明六個月規則是具有強制性的法律要求。

另一個重要判例為六十七年台上字第四三四號。此判決明確指出，若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則民法第一百三十條所稱之「起訴」，應解釋為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五款所指的「開始強制執行或聲請強制執行」。換言之，對於具備執行名義者，僅僅提出履行請求並不足以延長時效；債權人必須在六個月內正式聲請強制執行，否則時效視為未曾中斷。此判例深具實務意義，因許多債權人取得本票裁定、確定判決後，誤以為債權永久存在，而未積極啟動執行。法院透過此判例明確警示：取得執行名義不等於永久保障權利，六個月內仍須採取行動，否則時效照常進行。

此外，最高法院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二二七九號判例對「撤回起訴」的法律效果作出進一步釐清。該案指出，若起訴後因撤回而視為不中斷，但撤回本身並不否定起訴時的「請求」行為，因此可視為一次中斷時效的請求。然而，因民法第一百三十條的存在，該請求仍須於六個月內補提訴訟，才能維持中斷效果。若第二次訴訟的提出日期時效已經完成，則無從主張中斷。此判例建立了請求、起訴、撤回三者之間的精細法律關係：撤回起訴本身不會讓權利人恢復時效上的優勢，但提供其於六個月內補救的空間。此規範既保障權利人的程序機會，也防止濫用制度延長時效。

民法第一百三十條僅適用於「因請求而中斷」的情形，若中斷原由為承認，則不受六個月限制。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三四三三號判例明確指出：承認屬於債務人對權利的內在認知表達，其效力來源與請求不同，因此不應類推適用第一百三十條，而原審錯誤將承認納入六個月限制中，即屬適用法規不當。此一判例再次強化時效制度中不同中斷事由必須分別評價、不能混淆。承認的效力來自債務人的態度轉變，而非債權人的行動，因此無需要求債權人於六個月內追加法律行為。

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三四三五號判例則直接指出，僅以請求作為中斷時效之起點，權利人若未於六個月內提起訴訟，則中斷效果無法維持。該判例指出，反覆請求不會延長六個月期間，也不能用另一個請求重新啟動六個月。有些債權人試圖透過持續發函、存證信函、催告電話等行為來延長時效，但判例明確排除此可能性，六個月期間自第一次請求開始計算，而非從後續請求開始重新起算。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第130條雖然主要適用於民事債權，但其制度精神亦可類推適用至行政法領域。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判字第634號判決指出，公法上人民對行政機關所享有的請求權，也存在時效制度，其目的與民法相同，同樣是為了維護法律安定性，避免權利無限期懸宕。由於行政程序法僅規範行政機關之請求權，未規範人民對行政機關的請求權，故法院類推民法第129條與130條，用以彌補行政法規的不足，使公法時效中斷制度完整化。此判決顯示民法第130條的法理具有跨領域的重要性，並非僅限於典型的契約、侵權等民事請求權。

消滅時效制度的核心在於「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台上字第一八八五號判例指出，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是指法律上容許權利人行使請求的狀態，而與義務人是否有實際履行能力無關。此原則延伸至民法第130條的適用也具有重要意義：權利人一旦可以行使請求，即應負擔在六個月內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的義務。若權利人遲延行動，即不得主張中斷。

綜合以上判例與法條，可以明確看出民法第一百三十條的功能在於促使權利人積極處理其債權，避免惡意拖延或消極等待。此條文形塑了請求、起訴、承認、撤回、強制執行之間的完整法律循環，使時效制度得以真正運作。透過六個月的期間限制，請求的中斷效果被限制在合理的範圍內，而請求權人也被迫進入具體程序，否則中斷效果即告消滅。

從整個法理架構來看，民法第一百三十條的制度價值可歸納為三項：其一，保障法律關係的安定性。若請求可無限制延長時效，債務人將永遠處於不安狀態，與時效制度目的相違。其二，促進權利人的程序積極性，避免延宕造成證據滅失、事實不明，損害訴訟的公平性。其三，透過明確期間標準，使司法實務可精準判斷時效是否完成，避免爭議無限擴大。

因此，民法第一百三十條並非一項技術性規範，而是全體消滅時效制度的重要樞紐。判例一致確認此條文應嚴格適用，以免請求成為形式上拖延時效的工具。六個月規制不僅促使權利人積極行動，更是為維護義務人法律地位的必要保障。綜觀所有實務見解，可以明確結論：請求只是開始，訴訟或強制執行才是真正確保權利續存的實質行動；六個月是堅定、不可鬆動的法律期限；中斷時效必須在明確的法律框架內運作，才能貫徹時效制度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