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九條裁判彙編-遺囑撤回之自由及其方式003546

民法第1219條規定：

遺囑人得隨時依遺囑之方式，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

說明：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第五節所定係指於尚未發生效力之遺囑，預先阻止其生效之「撤回」而言，與一般所謂「撤銷」，係使業已發生效力之法律行為，溯及的失其效力者有所不同。爰將「撤銷」修正為「撤回」(參考德國民法第二千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

我國民法承認遺囑制度，不外乎在尊重遺囑人之遺志，而所謂遺志，應以遺囑人最後之意思表示為準，因此民法規定遺囑人有撤回遺囑之自由。詳言之，遺囑作成之時與遺囑發生效力之時可能中間相距甚久，在此長遠之時期內，各種情事之變更有時在所難免，如使遺囑人受最初所為意思表示之拘束，未免過於苛酷，此將使人心存戒心，不敢利用遺囑制度。且因遺囑而受利益之人，於遺囑生效前現實上尚未取得任何之權利，縱令遺囑人隨時撤回其遺囑，亦不發生侵害受益人既得權利之問題。要之，遺囑之可撤回性或可變動性，乃是其本質上所不可或缺之要素。

按遺囑人得隨時依遺囑之方式，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九條定有明文。且遺囑係於遺囑人死亡時始發生效力，倘效力尚未發生，自無對第三人構成損害之可言。故遺囑人於遺囑效力發生前，不須具何理由，即可任意將其遺囑撤回或變更之，無容他人干涉之餘地。原審認上訴人不得以其債權受詐害為由，訴請撤銷被上訴人撤回自書遺囑關於上訴人繼承土地部分之行為，而就該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不違背法令，併此指明（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22號民事裁定）。

民法第1219條規定：「遺囑人得隨時依遺囑之方式，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本條係遺囑制度中關於「遺志變動自由」之核心規範，其意義不僅在於賦予遺囑人一項程序上之權能，更在於體現遺囑制度本質上所蘊含的「最後意思優先」原則。遺囑不同於一般生前法律行為，其效力並非於作成時即生，而係以遺囑人死亡為發生時點，在遺囑作成與生效之間，往往存在長時間的空窗期。在此期間，遺囑人之家庭狀況、財產結構、人際關係乃至人生價值，均可能發生重大變化，若法律要求其受最初所為意思表示永久拘束，勢將使遺囑制度成為一種過於僵化而令人卻步的安排。正因如此，遺囑制度自其起源以來，即內含「可撤回性」之要素，而第1219條正是此一理念的具體化。

本條所稱「撤回」，係指在遺囑尚未發生效力之前，預先阻止其將來生效之行為，其性質與一般法律行為中所稱之「撤銷」有所不同。撤銷係針對已發生效力之法律行為，使其溯及失效；撤回則係在效力尚未發生之前，使原本預定將來發生效力之遺囑不再發生效力。立法理由明確指出，原條文使用「撤銷」一詞，易與一般法律行為之撤銷混淆，爰參考德國民法第二千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之體例，修正為「撤回」，以彰顯遺囑於生效前即屬可自由變動之性質。此一文字調整，並非單純語詞修飾，而是體系上對遺囑本質之重新定位，使遺囑明確被理解為一種「隨時得被修正或推翻之預定安排」。

遺囑制度之根本價值，在於尊重遺囑人之遺志，而所謂遺志，並非指某一特定時間點所形成之意思，而應以「最後意思表示」為準。遺囑之所以具有法律拘束力，正是因為它被推定為遺囑人生命終結前，對其財產處分所作之最終決定。若法律不允許遺囑人在生前隨時修正或撤回既存遺囑，則遺囑將喪失「最後意思」之正當性，反而變成「最早意思」之拘束工具，與遺囑制度之精神背道而馳。第1219條透過明文規定遺囑人得隨時撤回遺囑，確立遺囑並非一經作成即不可動搖，而是始終處於遺囑人自由意志之掌控之下。

此一撤回自由，並不以具備任何理由為必要。遺囑人無須說明其撤回原因，亦無須取得任何人之同意，甚至不必向任何利害關係人為告知。其所以如此，乃因遺囑於生效前，對任何人均不發生既得權之效果。因遺囑而受利益之人，在遺囑人死亡前，僅處於「期待地位」，尚未取得任何現實上的權利，其法律地位僅是一種事實上期待，而非受法律保障之權利。故遺囑人隨時撤回其遺囑，並不構成對他人既得權之侵害，自無須受任何限制。此一制度設計，使遺囑成為一種高度彈性的生前規劃工具，遺囑人得依人生不同階段之需求，反覆調整其內容，而不致因一次作成即陷於不可回頭之境。

撤回之方式，依本條文義，須「依遺囑之方式」為之，亦即原則上應符合遺囑形式之要件。遺囑法制係以形式嚴格性作為防弊與保真之基礎，撤回既係對原遺囑之重大變動，自亦應遵循相同之嚴謹程度，以確保撤回意思之真實性與明確性。是以，遺囑人若欲撤回自書遺囑，原則上應以自書方式為之；若原遺囑為公證遺囑，撤回亦宜以公證方式為之。此一要求，並非為限制遺囑人之自由，而是避免在遺囑人死亡後，因撤回方式不明確而引發真偽爭議，反而使遺囑人之最後意思無法被正確理解。

實務上，撤回得為全部撤回，亦得為一部撤回。遺囑人得僅撤回其中某一遺贈條款，而保留其他部分繼續有效。此一「部分撤回」之可能性，與遺囑內容之可分性相結合，使遺囑人得以細緻調整其生前規劃，而不必因局部變動而全盤推翻既有安排。此種彈性，尤適用於家庭關係複雜、財產結構多元之情形，使遺囑能隨情勢變化而逐步演進。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22號民事裁定，對本條之意旨作出具體闡釋。該案中，上訴人主張其債權因被繼承人撤回自書遺囑而受詐害，請求撤銷被繼承人撤回遺囑之行為。最高法院明確指出，遺囑係於遺囑人死亡時始發生效力，在效力尚未發生之前，遺囑人不須具備任何理由，即得任意撤回或變更遺囑，且此種撤回不對第三人構成損害，故他人無從以債權受害為由，干涉遺囑人撤回遺囑之自由。此一見解清楚劃定了遺囑撤回自由之界線，確認其屬於遺囑人專屬之人格性權能，非屬可供債權人或其他第三人加以限制之標的。

該裁定亦間接揭示，遺囑撤回行為並不適用詐害債權撤銷權之規範。詐害債權撤銷權，係針對債務人已發生效力之財產處分行為，使債權人之滿足受到實質影響者，所設之救濟制度；然而遺囑撤回，並非已生效之財產處分，而僅係取消一項尚未生效之將來安排，其本身並未直接減少遺囑人現有財產，亦未立即影響債權人之強制執行可能性。是以，即使遺囑撤回之動機，客觀上可能對某些人之期待不利，仍不構成法律上可介入之事由。

從制度功能觀察，第1219條確立了一項高度人格化之自由，這項自由使遺囑始終處於「開放狀態」，而非一經作成即凝固不變。此種設計，既鼓勵人民運用遺囑制度進行生前規劃，又避免其因畏懼「一失足成千古恨」而遲疑不決。遺囑人得在安心的前提下嘗試規劃，隨時依實際需要修正或撤回，正是遺囑制度得以普及化的重要心理基礎。

綜合而言，民法第1219條所保障之遺囑撤回自由，係遺囑制度中不可或缺之核心元素。它使遺囑不再是一次性的終局決定，而是一項可隨人生進程不斷調整的生前安排；它使遺囑真正成為「最後意思」的載體，而非「最早意思」的枷鎖；它亦清楚劃定，遺囑在生效前，並不產生任何他人得以主張之權利，任何人均不得以自身利益為由，干涉遺囑人之變更或撤回。透過此一規範，遺囑制度得以在尊重個人自由與維護法律安定性之間，取得最具人性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