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八條裁判彙編-遺囑執行人之解任003545

民法第1218條規定：

遺囑執行人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其由法院指定者，得聲請法院另行指定。

說明：

按遺囑執行人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其由法院指定者，得聲請法院另行指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218條、第179條定有明文。職故，遺囑之目的無從達成時，即無需遺囑執行人之必要，解釋上利害關係人應得依民法第1218條規定請求親屬會議解職遺囑執行人，並請求遺囑執行人返還保管之遺產，自不待言（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1年度上字第231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1218條規定：「遺囑執行人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其由法院指定者，得聲請法院另行指定。」本條係遺囑執行制度中最具監督與糾偏功能之核心規範，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遺囑執行人因怠惰、失能或喪失適任性，而使遺囑人之最後意思無從實現。遺囑制度之精神，在於保障遺囑人於死亡後，仍得依其自由意思處分財產，而遺囑執行人正是連結「遺囑文字」與「現實世界」之關鍵角色，其地位既非單純保管人，亦非一般受任人，而是承擔高度信賴基礎與公信性期待之特殊法律地位。正因遺囑執行人對於遺產具有集中而排他之管理權限，若欠缺有效的排除機制，極易形成制度性風險，致遺囑執行權力失衡，反而成為阻礙遺囑實現之關卡，因此第1218條所建構之「解任制度」，即為整體繼承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安全閥。

遺囑執行人依民法第1215條，負有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其行為視為繼承人之代理；依第1216條，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由此可知，在遺囑執行期間，遺囑執行人對於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享有高度集中之管理與處分權限，而繼承人反而退居輔助地位。此一設計，係為確保遺囑能被忠實貫徹，但同時也意味著，遺囑執行人一旦失職，其影響範圍極為廣泛，不僅可能侵害繼承人之權利，亦可能損及受遺贈人、遺產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第1218條正是在此結構下，提供利害關係人得以介入之法律基礎，使遺囑執行制度不致因個人失能而陷入停滯。

本條所稱「怠於執行職務」，係指遺囑執行人未依遺囑內容及法律規定，積極履行其應負之管理、清冊編製、遺贈交付、債務清償、繼承登記等義務，且其不作為已達足以影響遺囑目的實現之程度。實務上常見之態樣，包括長期未編製遺產清冊、不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不交付遺贈、無正當理由拖延執行程序、對外消極應對致遺產價值減損，或對內迴避溝通，致遺囑執行陷於停滯。此種消極不作為，若已動搖遺囑制度之功能，即屬「怠於執行職務」。

至於「其他重大事由」，則屬概括性不確定法律概念，應依具體情形判斷，並從「是否足以動搖遺囑執行人之適任性」為核心標準。典型情形包括遺囑執行人與繼承人或受遺贈人間發生嚴重利益衝突、執行人有不誠信行為、侵占或挪用遺產、喪失行為能力、久病無法處理事務、出境失聯，或其身分與行為已足以使利害關係人對其公正性喪失合理信賴者，均可能構成重大事由。此一彈性設計，使法院或親屬會議得以因應多樣化的實務情境，而不致因條文僵化而無從處理。

第1218條之程序設計，依遺囑執行人之來源而區分救濟途徑。若遺囑執行人係由親屬會議選任，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若遺囑執行人係由法院指定，則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聲請另行指定。此一設計，兼顧家族自治與司法監督之平衡，使原本由私領域產生之人選，原則上回歸私領域處理，而由法院指定者，則回歸司法體系調整，避免程序錯置。

「利害關係人」之範圍，應從遺囑執行制度之目的出發，採廣義解釋。凡因遺囑執行結果，其權利義務可能受影響之人，均屬之，典型者包括繼承人、受遺贈人、遺產債權人，以及其他依法得就遺產主張權利之人。此一開放式設計，使遺囑執行人並非僅對繼承人負責，而係對整個遺產關係體系負責，符合遺囑執行具有共益性質之體系定位。

實務見解進一步揭示，第1218條之功能並不限於單純更換人選，而具有制度性退場之意涵。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1年度上字第231號民事判決即指出，遺囑執行人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利害關係人得依第1218條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並結合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認為遺囑之目的無從達成時，即無遺囑執行人存在之必要，解釋上利害關係人應得請求解職遺囑執行人，並請求其返還保管之遺產。該判決明確指出，遺囑執行人之存在並非目的本身，而係服務於遺囑實現之工具，一旦遺囑目的已無從達成，或遺囑執行制度本身失去實質功能，繼續維持執行人之地位，即欠缺正當性。

該判決並結合民法第179條「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之規範，指出遺囑執行人對遺產之管理權，係基於遺囑及法律之授權而生，一旦因解任或制度目的消滅而失其基礎，其繼續占有遺產即欠缺法律上原因，應回歸一般不當得利法則處理。此一體系連結具有重要意義，說明第1218條不僅是人事調整之規範，更是遺囑執行權限存續基礎之關鍵條款。

從制度功能觀察，第1218條同時具有預防性效果。遺囑執行人明知其地位並非不可動搖，且利害關係人得於其怠惰或失格時啟動更換機制，將促使其在職務履行上保持必要之勤勉與中立，避免將遺囑執行視為可恣意操作之權力來源。此種制度性壓力，正是遺囑執行制度得以長期運作而不致腐化的重要基礎。

綜合而言，民法第1218條在繼承法體系中，扮演安全閥與糾偏機制之角色。它補足了第1215條、第1216條所形成之高度集中權限結構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使遺囑執行人不致成為無人監督之權力中心。透過賦予利害關係人請求改選或另行指定之權利，並結合不當得利法則處理其後續財產關係，本條確保遺囑執行制度始終以實現遺囑目的為中心，而非反客為主，成為阻礙遺囑實現的障礙。遺囑之所以能在法律上具有長久生命力，正因其背後存在如此一套動態調整機制，使死者之意思不僅被尊重，更能在現實世界中被有效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