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八條裁判彙編-遺囑執行人之解任003544

民法第1218條規定：

遺囑執行人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其由法院指定者，得聲請法院另行指定。

說明：

按遺囑執行人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其由法院指定者，得聲請法院另行指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218條、第179條定有明文。職故，遺囑之目的無從達成時，即無需遺囑執行人之必要，解釋上利害關係人應得依民法第1218條規定請求親屬會議解職遺囑執行人，並請求遺囑執行人返還保管之遺產，自不待言（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1年度上字第231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1218條規定：「遺囑執行人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其由法院指定者，得聲請法院另行指定。」本條係遺囑執行人制度中最具「監督」與「制衡」功能之規範，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遺囑執行人濫權、怠惰或喪失適任性，致遺囑內容無法實現，進而侵害繼承人、受遺贈人及債權人等利害關係人之權益。遺囑制度之核心在於尊重遺囑人之最後意思，而遺囑執行人正是該意思在死後世界中得以具體實現的關鍵角色，一旦執行人本身失能或失格，遺囑即可能淪為紙上空文，因此法律必須提供一套可供啟動的排除機制，使利害關係人得以介入，確保制度運作不致失序。

遺囑執行人依民法第1215條，負有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其行為視為繼承人之代理；依第1216條，繼承人於遺囑執行期間，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由此可見，在遺囑執行期間，遺囑執行人對於與遺囑有關之遺產，具有高度集中且排他之權限，其地位既非單純保管人，亦非一般受任人，而是一種具有公法色彩之私法職務。正因其權限強大，若欠缺有效監督，將極易衍生權力失衡問題，故第1218條即成為修正此一結構性風險的關鍵節點。

本條所稱「怠於執行職務」，係指遺囑執行人未依遺囑內容及法律規定，積極履行其應負之管理、清冊編製、遺贈交付、債務清償、登記辦理等義務，且其不作為已達足以影響遺囑目的實現之程度。例如長期不處理遺產清冊、不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不交付遺贈、無正當理由拖延遺囑執行程序，或對外消極應對，致遺產價值減損，均可能構成怠於執行職務。至於「其他重大事由」，則屬概括性不確定法律概念，應依具體情形判斷，包含執行人與繼承人或受遺贈人間發生嚴重利益衝突、執行人有不誠信行為、挪用或侵占遺產、喪失行為能力、久病無法處理事務、出境失聯，或其身分、行為已足以動搖利害關係人對其公正性與適任性之合理信賴者，均屬之。

第1218條所設之程序，區分遺囑執行人之來源而異其救濟途徑。若遺囑執行人係由親屬會議選任，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若遺囑執行人係由法院指定，則利害關係人得逕向法院聲請另行指定。此一設計，兼顧家族自治與司法監督之平衡，使原本由私領域產生之人選，原則上回歸私領域處理，而由法院指定者，則回歸司法體系調整，避免程序錯置。

「利害關係人」之範圍，應從遺囑執行制度之目的出發為廣義解釋，凡因遺囑執行結果而其權利義務可能受影響之人，均屬之，典型者包括繼承人、受遺贈人、遺產債權人，以及其他依法得就遺產主張權利之人。此一開放式設計，使遺囑執行人並非僅對繼承人負責，而係對整個遺產關係體系負責，符合遺囑執行具有共益性質之體系定位。

實務見解進一步揭示，第1218條之功能並不限於單純「更換人選」，而具有「制度性退場」之意涵。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1年度上字第231號民事判決即指出，當遺囑之目的已無從達成時，即無遺囑執行人存在之必要，解釋上利害關係人應得依第1218條請求親屬會議解職遺囑執行人，並請求其返還所保管之遺產。此一見解揭示，遺囑執行人之存在並非目的本身，而係服務於遺囑實現之工具，一旦該工具已無實際功能，或其繼續存在反而阻礙制度運作，即應允許利害關係人透過第1218條將其排除。

該判決並結合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指出遺囑執行人於失去法律上原因後，仍占有或支配遺產者，應返還其利益。此一體系連結，具有重要意義。遺囑執行人對遺產之管理權，係基於遺囑及法律之授權而生，一旦因解任或制度目的消滅而失其基礎，其繼續占有遺產即欠缺法律上原因，應回歸一般不當得利法則處理。換言之，第1218條不僅是「人事調整」之規範，更是遺囑執行權限「存續基礎」之關鍵條款。

在制度運作上，第1218條亦具有預防性功能。遺囑執行人明知其地位並非不可動搖，且利害關係人得於其怠惰或失格時啟動更換機制，將促使其在職務履行上保持必要之勤勉與中立，避免將遺囑執行視為可恣意操作之權力來源。此種制度性壓力，正是遺囑執行人制度得以長期運作而不致腐化的重要基礎。

綜合而言，民法第1218條在繼承法體系中，扮演「安全閥」與「糾偏機制」之角色。它補足了第1215條、第1216條所形成之高度集中權限結構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使遺囑執行人不致成為無人監督之權力中心。透過賦予利害關係人請求改選或另行指定之權利，並結合不當得利法則處理其後續財產關係，本條確保遺囑執行制度始終以「實現遺囑目的」為中心，而非反客為主，成為阻礙遺囑實現的障礙。遺囑之所以能在法律上具有長久生命力，正因其背後有如此一套動態調整機制，使死者之意思不僅被尊重，更能在現實世界中被有效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