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六條裁判彙編-遺囑執行人之執行職務(繼承人妨害之排除)003541

民法第1216條規定：

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

說明：

按遺囑執行人有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民法第1215條第1項、第121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就與遺囑有關之遺產，其管理、處分權應歸屬於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就關於受遺贈人請求履行遺贈義務之訴訟，即無訴訟實施權，受遺贈人僅得以遺囑執行人為被告。

(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872號民事判決)

依民法第1216條規定，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對於與遺囑有關之遺產，喪失其管理及處分權；就關於與遺囑有關之遺產訴訟，即無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36號判決先例、110年度台上字第872號判決意旨參照）

按遺囑人得以遺囑指定遺囑執行人，或委託他人指定之。又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民法第1209條第1項及第121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為張仁淑之繼承人，而參加人為系爭遺囑之遺囑執行人，已如上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張仁淑寄託之款項屬遺產，涉及遺囑之執行，於系爭遺囑未執行完畢前，遺囑執行人尚在執行職務中，依上揭規定，上訴人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且不得妨礙遺囑執行人即參加人職務之執行。故被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已指定遺囑執行人，上訴人不得處分與系爭遺囑有關之遺產，拒絕上訴人請求返還寄託款項，於法有據（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56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以極為簡潔的文字，奠定遺囑執行制度中最關鍵的權力界線，其規定「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此一條文的意義，並非僅止於形式上的行為禁止，而是賦予遺囑執行制度實質運作能力的核心支柱。若遺囑僅被視為被繼承人死亡後的一紙願望，而無法排除繼承人即時介入、各自處分遺產的可能，則遺囑制度將難以在現實秩序中發揮效力。正因如此，立法者在承認遺囑自由的同時，必須設計一套能在死亡後仍持續運作的權力結構，使遺囑人的最終意思不因其死亡而立即失去支撐。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五條賦予遺囑執行人管理遺產並為必要行為之權限，而第一千二百十六條則自反面規範繼承人行為，形成「授權於遺囑執行人、限制於繼承人」的雙軌機制，使遺囑從抽象意志轉化為可被實現的法律秩序。

從繼承法體系觀之，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繼承亦於同時開始，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原則上由繼承人承受。然而，民法同時承認遺囑自由，允許遺囑人在不違反特留分規定的範圍內，自由處分遺產。當遺囑人選擇以遺囑規劃身後財產，並指定遺囑執行人時，其實已預設繼承人對遺產之直接支配權，須暫時讓位於遺囑內容的實現。第一千二百十六條正是此一思想的具體化，其目的並非否定繼承人地位，而是在遺囑尚未完成其使命之前，暫時凍結繼承人對特定遺產的主導權，使遺囑執行人成為唯一得以操作遺囑秩序之主體。

條文所稱「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非全面剝奪繼承人對全部遺產的權限，而係與第一千二百十五條所稱「遺囑執行人有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相互呼應，僅限於「與遺囑有關」之範圍。凡遺囑所處分、指定用途或列為執行標的之財產，繼承人在遺囑執行完成前，均不得單方處分；至於遺囑未涉及之遺產，繼承人仍保有原本之管理處分權。此一設計，使遺囑執行人之權限不致無限擴張，同時確保遺囑內容能在排除干擾的狀態下被實現，體現繼承法在遺囑自由與繼承保障之間的精緻平衡。

實務見解一再強調，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並非僅為道德宣示，而是具有實質阻卻效力的行為禁令。最高法院一百一十年度台上字第八七二號判決即明確指出，依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之規定，就與遺囑有關之遺產，其管理、處分權應歸屬於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就關於受遺贈人請求履行遺贈義務之訴訟，即無訴訟實施權，受遺贈人僅得以遺囑執行人為被告。此一見解顯示，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不僅影響物權層面的處分權歸屬，更進一步延伸至程序法層面的訴訟實施權，使遺囑執行人成為與遺囑有關遺產爭訟的唯一適格主體。

早在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二三六號判例，即已揭示同一原則，認為當事人死亡而有以遺囑指定之遺囑執行人者，其訴訟程序應由遺囑執行人承受，繼承人於遺囑執行期間，對與遺囑有關之遺產，喪失管理及處分權，並進而喪失訴訟實施權。此一見解，經長期實務反覆確認，構成我國遺囑執行制度最重要的解釋基礎，使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不僅是實體法上的權限分配規範，更成為程序法上當事人適格判斷的關鍵依據。

臺灣高等法院一百零七年度重上字第五五六號判決，則從「妨礙職務執行」的角度，進一步具體化第一千二百十六條的適用範圍。該案中，被繼承人已指定遺囑執行人，繼承人請求返還屬於遺產之寄託款項，法院認為此一請求涉及遺囑之執行，於遺囑尚未完成前，遺囑執行人仍在執行職務中，繼承人依第一千二百十六條規定，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亦不得妨礙遺囑執行人職務之執行，遺囑執行人據此拒絕返還，於法有據。此一裁判清楚指出，「妨礙」並不限於積極的破壞行為，凡足以使遺囑執行人無法順利完成遺囑內容之請求、作為或訴訟行為，均屬第一千二百十六條所禁止的範圍。

由此可見，第一千二百十六條的功能，並非僅止於禁止繼承人「動手處分」遺產，而是在遺囑尚未完成其使命之前，建立一個排他性的執行場域，使遺囑執行人成為遺囑秩序的唯一操作核心。繼承人縱具繼承人身分，仍須在此一期間內退居輔助角色，等待遺囑秩序完成建構後，再依最終結果行使其權利。此種安排，避免被繼承人死亡後，遺產處理立即陷入多頭馬車的混亂狀態，也避免因繼承人各自行動而導致遺囑內容被切割、扭曲甚至實質架空。

從制度精神而言，第一千二百十六條所體現者，是對遺囑人最後意思的尊重，以及對繼承秩序的理性建構。繼承人固然因血緣或婚姻關係而取得繼承地位，但此一地位並非當然優先於遺囑人的意思。當遺囑人以遺囑規劃身後財產並指定執行者時，法律即要求繼承人在一定期間內讓位於遺囑秩序，確保死者的意志得以在法律秩序中被完整實現。透過第一千二百十六條的設計，遺囑不再只是道德宣言，而成為具有排他力與實效性的法律安排，使「死者之意志，生者亦當尊重」不僅是倫理命題，而是具體可運作的法規範。

總結而言，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並非單純的行為禁止條款，而是遺囑執行制度得以運作的關鍵支柱。它以限制繼承人行為為代價，換取遺囑秩序的穩定與可執行性，使遺囑執行人能在無外力干擾的狀態下，依立遺囑人之意思完成遺產的配置。藉由此一規範，遺囑制度得以超越形式層次，真正成為支配死亡後財產秩序的實質力量，確保被繼承人最後的意思，不因生命終結而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