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六條裁判彙編-遺囑執行人之執行職務(繼承人妨害之排除)003540

民法第1216條規定：

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

說明：

【遺囑執行人檢附遺囑及請求確認繼承權（特留分）存在訴訟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文件，為全體繼承人申辦不動產繼承登記，可認屬其依法執行遺囑職務範圍】

要　　旨：繼承人於不動產繼承登記前已提起請求確認繼承權（特留分）存在訴訟，且經法院判決確定，自屬已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遺囑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故遺囑執行人依民法第1215條、第1216條規定，檢附遺囑及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文件為全體繼承人申辦不動產繼承登記，可認屬其依法執行遺囑職務範圍。(法務部法律字第10403512750號法規諮詢意見參照)

按遺囑人得以遺囑指定遺囑執行人，或委託他人指定之。又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民法第1209條第1項及第121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為張仁淑之繼承人，而參加人為系爭遺囑之遺囑執行人，已如上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張仁淑寄託之款項屬遺產，涉及遺囑之執行，於系爭遺囑未執行完畢前，遺囑執行人尚在執行職務中，依上揭規定，上訴人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且不得妨礙遺囑執行人即參加人職務之執行。故被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已指定遺囑執行人，上訴人不得處分與系爭遺囑有關之遺產，拒絕上訴人請求返還寄託款項，於法有據（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56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以簡潔而強力的語句，確立遺囑執行制度中最關鍵的權力界線，其規定「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此一條文不僅是對繼承人行為的限制，更是對遺囑效力的實質保障。遺囑制度若僅止於抽象的意思表示，而缺乏排除他人干預的強制力，則遺囑人的最終意思極易在死亡後被繼承人以事實行為架空。正因如此，立法者在承認遺囑自由的同時，必須建構一套能在現實秩序中運作的執行機制，而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五條賦予遺囑執行人管理遺產與為必要行為之權限，第一千二百十六條則進一步從反面規範繼承人行為，形成「賦權於遺囑執行人、限制於繼承人」的雙軌結構，使遺囑得以由紙上意志轉化為可實現的法律秩序。

從體系上觀察，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繼承亦自此開始，原則上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由繼承人承受，然而此一承受並非毫無限制。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條明文承認遺囑自由，允許遺囑人在不違反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自由處分遺產。當遺囑人選擇以遺囑規劃身後財產，並指定遺囑執行人時，其實已預設繼承人對遺產之支配權須暫時讓位於遺囑內容之實現。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六條正是此一思想的具體化，其目的不在懲罰繼承人，而在避免遺囑尚未執行完成前，繼承人以管理、處分或訴訟行為破壞遺囑所設定的秩序，使遺囑執行人陷於無法履行職務的困境。

「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一語，並非全面剝奪繼承人對所有遺產的權限，而係與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五條所稱「遺囑執行人有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相互呼應，僅限於「與遺囑有關」之範圍。凡遺囑所處分、指定用途、或列為執行標的之財產，繼承人在遺囑執行完成前，均不得單方處分；至於遺囑未涉及之遺產，繼承人仍保有原本之管理處分權。此種設計，在保障遺囑實現的同時，也避免遺囑執行人權限無限擴張，侵蝕繼承人本應享有之權利範圍，體現繼承法在意思自治與繼承保障之間的精緻平衡。

實務見解亦一再強調，第一千二百十六條所建立者，並非形式性的程序規範，而是具有實質阻卻效力的行為禁令。臺灣高等法院一○七年度重上字第五五六號判決即指出，當被繼承人已指定遺囑執行人，且遺囑尚未執行完畢時，繼承人請求返還屬於遺產之寄託款項，因涉及遺囑之執行，即屬對遺囑執行人職務之妨礙，遺囑執行人得據以拒絕。法院並明確指出，依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之規定，繼承人於遺囑執行期間，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亦不得妨礙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繼承人縱以其為繼承人身分主張權利，仍須受此限制。此一裁判清楚揭示，遺囑執行制度並非僅供形式參考，而是足以在具體爭訟中排除繼承人直接介入遺產處理的法律依據。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千二百十六條所稱「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行」，涵蓋範圍遠較「不得處分」為廣，不僅限於物權處分行為，亦包括任何足以阻礙遺囑執行人履行遺囑內容的作為或不作為，例如拒絕交付遺產、拒絕配合登記程序、逕自提起與遺囑內容相牴觸之訴訟，或以行政、事實手段拖延遺囑之執行。法務部法律字第一○四○三五一二七五○號法規諮詢意見即指出，當繼承人已就特留分提起確認繼承權存在之訴並經判決確定，遺囑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遺囑執行人檢附遺囑及確定判決文件，為全體繼承人申辦不動產繼承登記，仍屬其依法執行遺囑職務範圍，繼承人不得以此為由加以阻撓。此一見解顯示，即便遺囑部分內容因扣減權行使而失效，遺囑執行人仍須在既有法律效果下完成整體遺產秩序的建構，繼承人不得藉由爭議尚存為由，全面癱瘓遺囑執行程序。

由此可見，第一千二百十六條的功能，並非單純禁止繼承人「動手處分」，而是在遺囑尚未完成其使命之前，暫時凍結繼承人對特定遺產的主導權，使遺囑執行人成為遺囑秩序的唯一操作核心。此一制度設計，使遺囑不再只是道德宣言，而是具有排他力的法律安排，確保立遺囑人對身後事務的規劃，不會因死亡而瞬間瓦解。

從制度精神而言，第一千二百十六條所體現者，是對遺囑人最後意思的尊重與對繼承秩序的理性建構。繼承人固然因血緣或婚姻關係而取得繼承地位，但此一地位並非絕對優先於遺囑人的意思。當遺囑人選擇以遺囑規劃財產並指定執行者，法律即要求繼承人在一定期間內退居輔助角色，等待遺囑秩序完成建構後，再依最終結果行使其權利。此種安排，避免繼承關係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立即陷入多頭馬車的混亂狀態，也避免因繼承人各自行動而導致遺囑內容被切割、破壞或扭曲。

總結而言，民法第一千二百十六條並非單純的行為禁止條款，而是遺囑執行制度得以運作的關鍵支柱。它以限制繼承人行為為代價，換取遺囑秩序的穩定與可執行性，使遺囑執行人能在無外力干擾的狀態下，依立遺囑人之意思完成遺產的配置。透過此一規範，遺囑不再只是死者的遺言，而成為在法律秩序中具有實效的規範力量，真正實現「死者之意志，生者亦當尊重」的繼承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