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三條裁判彙編-密封遺囑之開視003534

民法第1213條規定：

有封緘之遺囑，非在親屬會議當場或法院公證處，不得開視。

前項遺囑開視時，應製作紀錄，記明遺囑之封緘有無毀損情形，或其他特別情事，並由在場之人同行簽名。

說明：

「密封遺囑」為現行法所定遺囑方式之一種，事實上有封緘之遺囑不限於密封遺囑，其他如自書遺囑、代筆遺囑及口授遺囑等亦均得以封緘，故其開視，可視為公證法第四條第六款之「關於其他涉及私權之法律行為」，爰增列在「法院公證處」開視之規定，並能符合此次民法修正案加強公權力監督之立法意旨。前項有封緘之遺囑，於開視時應製作紀錄，記明有無毀損及其他特別情事，以資證明，爰增設本條第二項。

民法第1212條前段、第1213條雖分別規定：「遺囑保管人知有繼承開始之事實時，應即將遺囑交付遺囑執行人，並以適當方法通知已知之繼承人。」、「有封緘之遺囑，非在親屬會議當場或法院公證處，不得開視。前項遺囑開視時，應製作紀錄，記明遺囑之封緘有無毀損情形，或其他特別情事，並由在場之人同行簽名。」，然按遺囑保管人知有繼承開始之事實時，依法固應將遺囑提示於親屬會議，但遺囑保管人不於其時將遺囑提示於親屬會議，於遺囑之效力，並無影響（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1855號民事判例參照）。即知遺囑之開視與遺囑之提示僅為遺囑執行之準備程序之一，而非有效要件，縱未遵守民法第1212條、第1213條之提示及開視程序，遺囑亦不因而無效。查，系爭遺囑作成後有經封緘，並交由謝蓉真保管，謝蓉真於許文雄死亡後，並未依民法第1212條、第1213條之規定，提示及開視系爭遺囑等情，為被上訴人所無異議，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遺囑之提示與開視僅為遺囑執行之準備程序之一，並非有效要件，因此，系爭遺囑之提示及開視雖未依民法第1212條、第1213條之規定，並不影響系爭遺囑之效力。上訴人辯稱系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212條、第1213條強制規定為無效云云，容有誤會（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142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三條規定：「有封緘之遺囑，非在親屬會議當場或法院公證處，不得開視。前項遺囑開視時，應製作紀錄，記明遺囑之封緘有無毀損情形，或其他特別情事，並由在場之人同行簽名。」本條係繼承法體系中關於遺囑執行程序的重要規範，其核心目的不在於形塑遺囑成立之要件，而在於確保遺囑自保管、開視到交付執行的過程，具備可受公權力監督與事後可稽核的證據基礎，以防止遺囑內容遭竄改、抽換或事後爭執真偽，進而維護遺囑人最終意思之真實性與安定性。

密封遺囑係我國現行遺囑方式之一，惟「有封緘之遺囑」並不限於密封遺囑，自書、代筆或口授遺囑亦得經封緘而交付保管。立法者因此以「有封緘之遺囑」為規範對象，而非僅限於特定形式之遺囑。其所以要求不得任意開視，並限定於親屬會議或法院公證處進行，係基於兩層考量：其一，透過公開或半公開程序，確保開封過程受第三人見證；其二，透過製作紀錄並由在場人簽名，使遺囑封緘狀態、是否毀損、是否有異常痕跡，均得以客觀留存，避免事後就「是否被拆閱」「是否遭竄改」產生難以釐清的爭議。

然而，民法第1213條所建構者，係一套「遺囑執行前之程序規範」，而非「遺囑效力之成立要件」。此一定位，從最高法院早期判例即已確立。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1855號判例即指出，遺囑保管人未於親屬會議提示遺囑，並不影響遺囑效力。嗣後於修法後之體系下，民法第1212條、第1213條改以「交付遺囑執行人並通知已知繼承人」及「於親屬會議或法院公證處開視並製作紀錄」為核心程序，但其性質仍屬遺囑執行之前置準備行為，而非遺囑成立之構成要件。實務亦一貫採此見解，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142號判決即明確指出，縱未依第1212條、第1213條之規定進行提示與開視，遺囑仍不因此無效，因遺囑之提示與開視僅為執行之準備程序，非效力要件。

此一見解，具有重要體系意義。遺囑屬於單獨行為，其成立與效力，取決於是否符合各類遺囑形式要件，例如自書遺囑是否全文親筆書寫並簽名、代筆遺囑是否具備見證人與宣讀程序等。第1213條所規範者，發生於「遺囑已成立且繼承開始後」的階段，其功能在於確保遺囑進入執行流程時，仍維持其原始狀態之可證性。若將開視程序誤認為效力要件，將導致遺囑效力受制於第三人行為，例如保管人怠於提示或未依法開封，即可能使原本合法成立之遺囑失效，顯然違背遺囑自由與意思自治之基本原則。

從制度目的觀察，第1213條與第1212條形成一體運作之機制：保管人於知悉繼承開始時，負有交付遺囑並通知利害關係人之義務；而對於封緘遺囑，則須於受公信力支撐之場域中開視並製作紀錄。其所追求者，乃資訊揭露與證據保全，而非以程序瑕疵否定遺囑之實質效力。實務上，縱保管人違反義務，仍僅可能產生損害賠償或責任問題，而不影響遺囑本身之效力。

此一定位，亦反映立法者對現代社會結構之回應。親屬會議制度在現代家庭型態下日益式微，召集不易、功能弱化，若仍將遺囑效力繫於提示或開視程序，將使遺囑制度過度依賴實務上難以運作的機制。修法改以「法院公證處」作為替代場域，並將提示制度轉化為通知與交付制度，即在於確保遺囑資訊得以進入公權力可監督之流程，而不以程序瑕疵否定遺囑人之最終意思。

因此，民法第1213條之法律性質，應定位為遺囑執行程序之秩序規範，而非遺囑效力之構成要件。其違反之效果，原則上不影響遺囑之有效性，而僅在於責任歸屬與證據風險的分配。此一解釋，既維護遺囑自由與私法自治，又兼顧程序透明與爭議預防之公共利益，亦與我國實務一貫見解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