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裁判彙編-遺囑方式之種類003484

民法第1189條規定：

遺囑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自書遺囑。

二、公證遺囑。

三、密封遺囑。

四、代筆遺囑。

五、口授遺囑。

說明：

兩造之被繼承人柯明和於系爭公證遺囑製作當時，因適作氣切手術，無法言語，無法且未以言語「口述」遺囑內容，公證人所採以字卡、動作、或應答嘴型判讀方式，記載被繼承人之意思，與依被繼承人以口頭、言詞陳述之「口述」方式有間，不備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規定之公證遺囑法定要件，自屬無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41號民事裁定）。

按遺囑人得以遺囑指定遺囑執行人，或委託他人指定之，固為民法第一千二百零九條第一項所明定。惟兩造之被繼承人江添彩生前簽立，於第五項指示任命（指定）上訴人為遺囑執行人之系爭文件二，既非屬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規定之自書、公證、密封或口授遺囑，亦因不符同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條所定之代筆遺囑法定要件而不生遺囑之效力。上訴人據該文件，以「先位聲明」，求予確認其為江添彩之遺囑執行人，不應准許。又依系爭文件四第二條、第五條之記載，屬「生前契約信託」性質，乃上訴人自承江添彩生前未交付信託財產，其與江添彩間仍無信託契約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63號民事裁定）。

按遺囑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一、自書遺囑。二、公證遺囑。三、密封遺囑。四、代筆遺囑。五、口授遺囑。民法第1189條訂有明文。又按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由公證人將其事由記明，使按指印代之。密封遺囑，應於遺囑上簽名後，將其密封，於封縫處簽名，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向公證人提出，陳述其為自己之遺囑，如非本人自寫，並陳述繕寫人之姓名、住所，由公證人於封面記明該遺囑提出之年、月、日及遺囑人所為之陳述，與遺囑人及見證人同行簽名。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得依左列方式之一為口授遺囑：一、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授遺囑意旨，由見證人中之一人，將該遺囑意旨，據實作成筆記，並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口述遺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處同行簽名。民法第1190條、第1191條第1項、第1192條第1項、第1194條、第1195條亦定有明文。再按遺囑性質上為一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且遺囑應依法定方式為之，苟有任何部分不合遺囑之法定方式者，該遺囑即全部不生效力。經查：觀諸系爭調解書約記載「……三、調解人：里長廖陳柔警員郝廣祿。四調解情形：聲請人陳牛五……以下簡稱甲方。對造人楊清陽……以下簡稱乙方。五、調解成立內容：……現共同飼養水牛乙隻乙方優先使用權。乙方應於今年農曆六月2日以前遷出現居住所。……陳樹火（按：指原告，下同）由甲方（按：指陳牛，下同）扶養。甲方所有遺產由陳樹火繼承。右調解書經當場給閱或朗讀兩造承認無異簽名蓋章於後聲請人陳牛對造人楊清陽、陳濆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調解人里長廖陳柔警員郝廣祿簽名蓋章」等語（見本院卷第10頁），雖可見系爭調解書約中調解成立內容第7點所載「甲方所有遺產由陳樹火繼承」，係陳牛對其死後所遺之遺產為分配，然依系爭調解書約記載方式並不符合上揭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遺囑、代筆遺囑、口授遺囑之法定要件，應為無效，是原告主張依系爭調解書約，陳牛所遺之遺產應由其繼承等語，即屬無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家訴字第8號民事判決）。

遺囑制度之核心，不僅在於保障個人對身後財產之處分自由，更在於確保該等意思表示之真實性與確定性。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明文規定，遺囑應依五種法定方式之一為之，即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遺囑、代筆遺囑及口授遺囑。此一規定並非僅屬技術性分類，而是整個遺囑法體系中「要式性」原則之具體展現。遺囑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於遺囑人死亡後始發生效力，當事人已無從補正、澄清或修正，故立法者藉由嚴格限定方式，藉形式保障實質，避免偽造、誤解、脅迫或他人操控而扭曲遺囑人之真意。

正因如此，實務一再強調，遺囑若有任何一部分不合於法定方式，即不生遺囑之效力，而非僅就瑕疵部分無效。遺囑不同於一般契約，不能以部分無效、部分有效之方式補救，因其性質上乃一體性之死因處分，任何形式瑕疵均足以動搖其真實性基礎。此一立場，在最高法院與各級法院之裁判中反覆被確認，構成我國遺囑法制最為鮮明的特色之一。

自書遺囑，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條規定，須由遺囑人親自書寫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尚須註明處所及字數並另行簽名。其精神在於以遺囑人之筆跡，作為意思真實性的直接證據。公證遺囑則依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須在公證人及二人以上見證人面前，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由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完成。密封遺囑則透過封緘與公證程序，兼顧隱密性與真實性。代筆遺囑與口授遺囑，則為因識字困難、身體障礙或生命危急等特殊情形所設之替代機制，但同樣以見證人制度與嚴格程序防止濫用。

在此體系下，任何試圖以「實質真意」取代「法定方式」的主張，均將動搖遺囑制度的根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41號民事裁定，即為此一原則之經典體現。該案中，被繼承人柯明和因氣切手術無法言語，公證人以字卡、動作、嘴型判讀等方式推測其意思，並製作公證遺囑。最高法院明確指出，民法所要求之「口述」，係指以口頭言詞陳述，不得以動作、眼神、嘴型或書面輔助取代。公證人所採方式，雖意在忠實呈現被繼承人之意思，然已偏離法定之「口述」要件，欠缺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所定之形式要素，該公證遺囑因此無效。此一見解清楚宣示：遺囑方式之要式性，屬於強行規定，不能因個案同情或實質合理性而加以鬆動。

同樣的嚴格標準，亦貫穿於遺囑執行人指定、信託安排等相關爭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63號民事裁定，即指出，被繼承人生前所簽署之文件，縱載有指定某人為遺囑執行人之內容，若該文件本身不符合自書、公證、密封、代筆或口授遺囑之法定要件，即不生遺囑效力，亦無從據以確認其遺囑執行人地位。法院並進一步區分「生前契約信託」與「遺囑信託」之差異，指出前者屬雙方契約，後者則為遺囑之內容，二者不可混同。此一判斷再次凸顯，遺囑方式之合致性，乃所有死因處分效力之前提。

延續前述原則，實務更進一步指出，遺囑方式之所以採取嚴格要式主義，其背後不僅在於防杜偽造，更在於維護繼承法秩序之穩定性。遺囑一旦發生效力，將直接改變法定繼承體系所預設之財產分配結構，影響多數繼承人之權利期待。若任由各種非典型文件、會議紀錄、調解筆錄、承諾書、契約附件，乃至口頭表示，被事後解釋為「具有遺囑性質」，將使繼承關係陷於高度不確定狀態，亦將迫使法院在個案中反覆探究被繼承人「真意」，而失去形式法所提供的客觀界線。正因如此，我國法院對遺囑方式之認定，向來採取高度形式化立場，即便遺囑內容明確、當事人無爭議，仍須嚴格檢驗其是否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以下各條所定之方式要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家訴字第8號民事判決，即為典型例證。該案中，被繼承人陳牛於調解程序中，在調解書中記載「甲方所有遺產由陳樹火繼承」等語。表面觀之，該內容已具備死後財產處分之意思，且經當場朗讀、簽名蓋章，形式上亦非草率。惟法院仍明確指出，該調解書之製作方式，並不符合自書、公證、密封、代筆或口授遺囑之任何一種法定形式。調解書係為解決當事人間爭議而設，其程序目的、角色配置與遺囑制度全然不同，縱使其中包含遺產分配之語句，亦不得因此轉化為遺囑。遺囑之要式性，屬於效力要件，而非證明方法之問題，法院不能僅因文件內容符合遺囑之實質要素，即賦予其遺囑效力。

此一見解具有重要體系意義。遺囑之「方式」不僅是外觀形式，而是構成遺囑法律行為本身之要素。欠缺法定方式，即意味該行為自始不構成遺囑，而非僅屬瑕疵遺囑。此與一般契約行為得以補正、追認或部分無效不同，遺囑之方式瑕疵無從補救，亦不得以當事人合意事後確認其效力。遺囑人既已死亡，法律即以形式要件作為唯一可資信賴之客觀標準，排除一切主觀推測之空間。

從制度面觀之，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所列舉之五種遺囑方式，實際上形成一套由「高度私密」至「高度公信」的梯度結構。自書遺囑強調個人筆跡，最為私密；密封遺囑兼顧隱密與公證；代筆與口授遺囑則以見證人制度取代書寫能力；公證遺囑則將國家公權力引入，提供最高程度之形式保障。立法者藉由此一結構，使不同身心條件之人皆能行使遺囑自由，同時又以層層防護機制確保真意。任何跳脫此一體系之外之創設性文件，縱然合乎常理或情感，亦不得被納入遺囑法制。

實務亦反覆指出，遺囑性質上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契約或調解不同。契約須有相對人，調解須有對立當事人，而遺囑則係單方之最終意思表示，其成立不以他人同意為要件。正因如此，遺囑之成立，不能附麗於其他雙方或多方行為之中。將調解書、承諾書、協議書、會議紀錄等視為遺囑，等同於混淆單獨行為與合意行為之界線，破壞遺囑制度之本質。

此外，最高法院亦多次強調，遺囑方式之規定屬於強行規定，當事人不得以約定變更。即使全體繼承人一致承認某文件為被繼承人真意，法院仍不得僅憑當事人合意而賦予其遺囑效力。此一立場表面上似與私法自治精神有所張力，然其實正是為了避免繼承人間因權力不對等而產生「事後製造遺囑」之風險。若允許事後以合意確認遺囑，將使弱勢繼承人喪失制度保障，遺囑制度反而成為強勢一方操控遺產分配的工具。

綜合上述裁判與體系觀察可知，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所揭示之遺囑方式，不僅是形式分類，而是遺囑制度存在之基礎。遺囑自由並非毫無界限之意思自治，而是在法定方式之框架內運作之自由。被繼承人欲以遺囑改變法定繼承秩序，必須遵循法律所設定之程序門檻；一旦逾越該門檻，其意思即無從進入法律秩序，而僅能停留於道德或情感層次。此一設計，正是以形式之嚴格，換取繼承秩序之安定，亦是遺囑法制在尊重個人意志與維護社會秩序之間所作出的制度選擇。

進一步言之，遺囑方式之嚴格要求，亦體現於法院對於「變形遺囑」的全面否定態度。所謂變形遺囑，係指當事人試圖以其他法律行為之外觀，包裝實質上具有死後財產處分內容之意思表示，例如以「借名登記同意書」、「分家協議」、「扶養契約」、「生前處分備忘錄」、「信託意向書」、「公司股權安排書」等形式，企圖在未遵守遺囑方式要件下，達成死後財產移轉之效果。實務見解一再指出，凡屬以死亡為生效時點，且具有無償給與特定人財產利益之內容者，原則上即屬遺贈性質，必須依遺囑方式為之；若未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以下所定之方式，即不生遺囑效力。此種判斷標準，係以「效果論」為核心，而非僅憑文件名稱或當事人主觀認知。

例如前引最高法院一百年度台上字第一七六三號民事裁定，即認為被繼承人生前簽立之文件，雖載明任命特定人為遺囑執行人，但該文件既非自書、公證、密封、代筆或口授遺囑，亦不符合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自不得發生遺囑效力。法院並進一步指出，遺囑執行人之指定，固得由遺囑為之，然其前提仍須存在有效之遺囑；若根本不存在合於法定方式之遺囑，即無從單獨以文件片段產生遺囑法上效果。此一見解清楚揭示，遺囑制度係整體性制度，無法拆解為若干片段任意拼湊。

再就口授遺囑而言，實務尤為嚴格。口授遺囑乃立法者為因應生命危急或特殊情形，無法以其他方式為遺囑時所設之例外制度，故其要件本即較為嚴苛。最高法院一百零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一四一號民事裁定即明確指出，被繼承人因氣切手術無法言語，公證人以字卡、動作或嘴型判讀其意思，並據以製作公證遺囑，並不符合「口述遺囑意旨」之要件。該案雖係以公證遺囑為名，然實質上已喪失遺囑人以言語口述之核心要素，法院因此認定遺囑無效。此一判斷反映出，法院對於遺囑方式之理解，並非僅著眼於程序外觀，而是回歸該方式所欲保障之核心價值，即遺囑人真意之直接表達與可受驗證性。當遺囑方式已無法實現此一功能時，即使名義上符合某一類型，仍可能被否定其效力。

由此可見，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以下所建構之遺囑方式體系，並非僅是形式分類，而是一套以「可驗證性」、「防偽性」、「真意確保」為目的之制度設計。自書遺囑藉由筆跡與全文自書，提供高度個人性辨識；公證遺囑藉由公證人與見證人之參與，引入公權力背書；密封遺囑兼顧隱密與程序公信；代筆遺囑與口授遺囑則透過多數見證人制度補強真意確認。這些方式雖各有不同程序，然其共同核心，均在於使遺囑之成立，具有外部可受檢驗之客觀痕跡，而非僅存於事後推測。

在高齡化社會背景下，遺囑紛爭日益增加，家屬常因照顧關係、情感親疏或經濟依賴，對被繼承人生前言行作出不同詮釋。若法律允許以錄音片段、LINE對話、照顧協議或會議紀錄取代遺囑方式，將使繼承爭訟陷入無止境之真意辨識，法院勢必淪為情感糾葛之仲裁者，而失去形式法所提供之清楚邊界。正因如此，實務一貫維持嚴格立場，即便結果看似違反被繼承人之「實際想法」，亦寧可回歸法定繼承秩序，以維護整體制度之可預測性。

總結而言，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所揭示之五種遺囑方式，構成我國遺囑制度之唯一入口。凡欲以死亡為生效時點，對財產為無償處分者，原則上即須透過該入口進入法律秩序；未經此一程序者，其意思縱屬真實，亦僅具道德意義，而不生法律效力。遺囑自由並非否定形式，而是透過形式實現自由；形式要件並非束縛意志，而是保護意志免於被事後扭曲。此一制度設計，正是遺囑法在個人自治與繼承安定之間所作出的精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