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裁判彙編-受領遲延之限制絕對效力003160

民法第278條規定：

債權人對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有遲延時，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

說明：

查民律草案第四百八十七條理由謂對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債權人有遲延時，則其效力及於他債務人。蓋恐債權人故意拒絕清償，不為受領，使債務關係，有流於遲延之弊。故特設本條以限制之。

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查福升公司、潘榮華係本於各自之僱用人責任與受僱人曹永欽擔負連帶賠償責任，是曹永欽與福升公司，或曹永欽與潘榮華係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彼此間屬不真正連帶債務。從而，陳王藝靜、王曜明、王淑珍請求曹永欽與福升公司各連帶賠償10萬元、582,100元、10萬元；或請求曹永欽與潘榮華各連帶賠償10萬元、582,100元、10萬元；曹永欽與福升公司，或曹永欽與潘榮華，其中一組為給付時，他組於給付範圍內同免為給付義務之範圍內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聲明係請求曹永欽、福升公司均自103年3月26日追加被告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3年4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曹永欽、潘榮華則係均自104年1月9日民事準備書及追加被告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4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惟參酌民法第278條規定意旨（債權人對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有遲延時，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債權人對數名連帶債務人為請求時，其遲延利息之起算點，應以其請求到達最後一位債務人後始行起算其遲延時間，而曹永欽與福升公司間，或曹永欽與潘榮華間乃各負連帶責任，故遲延利息之起算，亦應以原告請求到達最後連帶債務人之時起算，而曹永欽、福升公司與曹永欽、潘榮華二組間係對原告擔負同一給付義務，原告則係於104年1月9日提出民事準備書及追加被告狀追加潘榮華為被告，參酌前揭說明，本件遲延利息之起算點，自應以原告對最後一位債務人即潘榮華提出請求時，即自104年1月9日民事準備書及追加被告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4年2月27日起算為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2348號判決）。

在連帶債務體系中，債權人之行為是否僅對特定債務人發生效果，或得及於其他債務人，始終是實體法與程序法交錯之關鍵問題。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規定：「債權人對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有遲延時，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此一條文表面簡短，實則蘊含高度制度性意義，其核心在於防止債權人藉由選擇性受領或拒絕受領，操控債務關係之遲延狀態，使連帶債務之風險配置產生不當偏移。該條所建構者，乃一種「受領遲延之限制絕對效力」，使原本僅屬於債權人與特定債務人間之法律狀態，於特定條件下，得向外擴張並及於全體連帶債務人，以維持連帶債務結構之公平與整體安定。

依一般債法原理，受領遲延係指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受領債務人所提出之給付，或未為必要之受領行為，致債務人無法完成給付。其法律效果包括危險移轉、保管義務減輕、遲延責任之免除等，原則上僅發生於該債權人與提出給付之債務人之間。然而，若將此相對性原則毫無修正地套用於連帶債務，則債權人將得藉由策略性地拒絕其中一人之給付，而繼續向其他債務人主張遲延責任，甚至計算遲延利息，致使連帶債務人間之風險分配遭到扭曲，並使債權人取得超出制度本意之優勢。

民律草案第四百八十七條理由即明確指出，對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債權人有遲延時，其效力及於他債務人，蓋恐債權人故意拒絕清償，不為受領，使債務關係流於遲延之弊，故特設本條以限制之。此一立法理由，直接揭示第二百七十八條之政策目的：避免債權人操控受領行為，製造人工遲延狀態，使債務關係長期處於不安定狀態，並藉此累積遲延利息或施壓特定債務人。

連帶債務的外部結構，係以「任何一人均負全部給付義務」為特徵，債權人得自由選擇請求對象。然而，該自由並非毫無界限，尤其在涉及債權人自身行為所引發之法律效果時，若仍允許其完全依個別債務人而異其後果，勢必破壞連帶債務之整體平衡。第二百七十八條即在此處設下一道界線，使債權人對其中一人所生之受領遲延，對他債務人亦生效力，從而使債權人不得一方面拒絕某一債務人之給付，另一方面卻對其他債務人主張遲延責任。

此一規範所體現的「限制絕對效力」，與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至第二百七十七條之制度精神一脈相承。連帶債務體系中，某些原本僅具相對性之事由，如確定判決、免除、時效完成、抵銷，於涉及內部風險分配或債務關係整體安定時，法律即賦予其有限度之對外效力。第二百七十八條正是將此一思維延伸至受領遲延，使債權人之消極行為，亦須承擔對全體連帶債務人一致適用之後果。

實務上，該條最具代表性的運作場景，常見於遲延利息起算時點之認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一百零三年度訴字第二三四八號判決即指出，債權人對數名連帶債務人為請求時，其遲延利息之起算點，應以其請求到達最後一位債務人後始行起算遲延時間。該案中，原告分別對不同組合之連帶債務人提起請求，法院即援引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意旨，認為債權人對其中一人之請求或遲延狀態，應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從而遲延利息之起算，應以請求到達最後一位債務人時為準，而不得因債權人先行對部分債務人為請求，即使其他債務人承擔較早之遲延責任。

此一見解，實質上否定了債權人藉由分批請求、選擇性送達，而拉長遲延期間的可能性。若不採此解釋，債權人即可先對其中一人為請求，待遲延利息累積後，再對其他債務人送達，致後者須負擔自較早時點起算之利息責任，顯與連帶債務風險平均之理念相悖。第二百七十八條正是透過「受領遲延效力及於全體」的設計，使債權人無法透過程序操作，改變連帶債務人間本應一致的法律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該條並非僅適用於真正連帶債務，在不真正連帶債務的脈絡下，亦可作為衡平解釋的重要參考。所謂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基於不同發生原因，對同一債權人負全部給付義務，其中一人履行即使全體免責。實務上常見於僱用人責任與受僱人侵權責任之競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前揭判決即指出，在此類關係中，若其中一組債務人為給付，他組於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並進一步類推第二百七十八條之精神，認為遲延利息之起算，亦應以最後一位債務人受請求時為準，避免被害人藉由選擇請求對象而改變整體責任結構。

從制度面觀察，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的真正價值，在於其對「債權人行為風險」的重新配置。連帶債務制度原本即賦予債權人高度彈性，使其得自由選擇請求對象，以提高債權實現之效率。然而，當債權人自身行為成為債務履行障礙時，若仍允許其將該後果僅限縮於特定債務人，則連帶債務將淪為債權人操縱風險的工具。第二百七十八條正是透過將受領遲延之效力擴張及於全體債務人，迫使債權人承擔其拒絕受領的制度後果，並促使其及早、誠實地受領給付。

此種「限制絕對效力」的設計，並非全面否定判決相對性或法律關係個別性，而是在特定類型的事由上，基於連帶債務的結構性特徵，作出必要的調整。其適用範圍亦極為精準，僅限於「債權人對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有遲延」的情形，且其效力方向亦僅為「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即只向有利於債務人之方向擴張，而不向不利方向延伸。債權人不得因對其中一人受領遲延，而主張其他債務人亦陷於遲延，反之，則是將不利後果集中於債權人自身。

在整體連帶債務規範體系中，第二百七十八條與第二百七十五條至第二百七十七條共同構成一組「例外性對外效力條款」，其共同特徵在於，以內部公平與制度安定為基礎，將原本僅具相對性之法律效果，有限度地向外擴張，使之在連帶債務外部關係中發生調整功能。確定判決、免除、時效完成、抵銷、受領遲延，雖各屬不同法律領域之概念，然在連帶債務架構下，皆可能成為債權人操控風險分配之工具，法律遂以「限制絕對效力」作為回應，確保債權人之權利行使不致破壞連帶債務原有之平衡。

總結而言，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所建立的，不僅是一項關於受領遲延效力的技術性規定，更是一種制度性宣示：在連帶債務關係中，債權人之行為，尤其是足以影響債務履行可能性的消極行為，不得被用來重塑債務人間的風險配置。債權人對其中一人之受領遲延，既顯示其對給付之拒絕，則其後果即應一致地反映於全體債務人，使連帶債務關係不因債權人之策略選擇而產生不當差異。此一制度設計，正是連帶債務法理中，將誠信原則、交易安全與風險公平具體化的關鍵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