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裁判彙編-損害賠償之請求003116

民法第260條規定：

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

說明：

不包括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僅以履行利益為限

最高法院歷來判決一貫地認為民法第260條所稱損害賠償應限於契約解除前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賠償，不包括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故其賠償範圍應係採學者所稱之履行利益說。最具代表性者為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727號判例：「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並非積極的認有新賠償請求權發生，不過規定因其他已發生之賠償請求權，不因解除權之行使而受妨礙。故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在內，因此該條所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專指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言。」

(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727號判例)

近年有最高法院判決承繼上述見解，進一步闡述民法第260條係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與96年度台上字第1204號判決，兩者論述用語相同，後者論述更完整，茲摘錄如下：「契約解除後，原契約溯及的失其效力，雙方當事人因而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如當事人因訂立契約而受有損害，是否仍得請求賠償，各國立法例有採選擇主義、契約利益主義或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者，我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乃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認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因債務不履行所發生，屬原債權之變換型態，非因解除權之行使而新發生，條文所稱「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即係表明原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因契約之解除失其存在。蓋自解除契約之效果而言，於契約有效期間，基於債務所為之給付，均應返還，始能回復契約訂立前之狀態，則契約有效時，基於債務所生之損害，亦應一併賠償，方可達回復原狀之趣旨，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即係在立法政策上，對於契約之溯及效力，酌加限制，允許當事人得就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請求賠償，亦即在此範圍內，契約之效力仍然存續，是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不分行使解除權之當事人抑相對人，均不因契約之解除而失其存在。」

(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1204號判決)

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其賠償範圍依因果關係定之

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據此規定，債權人解除契約時，得併行請求損害賠償，惟其請求損害賠償，並非另因契約解除所生之新賠償請求權，乃使因債務不履行（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所生之舊賠償請求權，不因解除失其存在，仍得請求而已，故其賠償範圍，應依一般損害賠償之法則，即民法第二百十六條定之，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債務不履行時起即可行使，其消滅時效，亦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188號判例)

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乍看之下僅為一簡短條文，然其實質意義，卻牽動契約解除制度與損害賠償制度之根本分際。此一規定並非在解除後另行創設一項新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是明確宣示，原本因債務不履行而已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因解除權之行使而當然歸於消滅。換言之，第二百六十條的立法功能，在於維持既有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存續，而非擴張其範圍。

從整體債法體系觀察，契約解除的法律效果，原則上係使契約溯及失其效力，雙方當事人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然而，若僅機械式地貫徹溯及失效的效果，則於契約有效存續期間內，因一方債務不履行而已實現之損害，反而因解除而喪失其賠償依據，顯然有違公平。民法第二百六十條正是在此脈絡下，對於解除溯及效力加以政策性限制，使債務不履行責任在一定範圍內仍得延續。

然而，第二百六十條所容許的賠償範圍，並非毫無邊界。實務長期以來一貫強調，該條所稱「損害賠償之請求」，僅限於契約解除前，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賠償，並不包括因契約消滅本身所導致的損害。此一立場，通常被概括為「履行利益說」，亦即賠償的標準，係使債權人回復至「契約如能被履行時」應有之財產狀態，而非補償其因解除而喪失契約本身的存在。

此一見解最具代表性的裁判，即為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727號判例。該判例明確指出，民法第二百六十條並非積極承認新賠償請求權之發生，而僅是規定既已發生之賠償請求權，不因解除權之行使而受妨礙。進一步而言，凡屬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均不在該條保障之列，條文所稱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專指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賠償。此一判例，奠定了我國實務對第二百六十條解釋的基本方向，並成為後續裁判反覆援引的核心依據。

在此基礎上，最高法院歷來裁判持續承繼並深化履行利益說的立場。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後，實務更進一步以較為完整的體系論證，說明第二百六十條在比較法與立法政策上的定位。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與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1204號判決，即清楚指出，各國立法例對於解除後是否仍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採選擇主義，或採契約利益主義，或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而我國民法第二百六十條所採者，乃是履行利益賠償主義。

該等判決特別強調，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因債務不履行所發生，屬於原債權的變換型態，而非因解除權之行使而新生。條文所稱「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其真正意義，在於表明原有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因契約解除而失其存在。從解除效果觀之，既然在契約有效期間內，基於債務所為之給付，於解除後須返還以回復原狀，則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基於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亦應一併賠償，始能達成實質回復原狀的目的。

然而，實務亦一再提醒，履行利益賠償主義並不等同於無限擴張賠償範圍。債權人得請求賠償的，仍然必須是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且與該不履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的損害。凡屬契約解除後，因契約關係消滅而自然發生的不利益結果，均不應轉化為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責任。

此一因果關係的界線，在實務上尤其體現在損害發生時間點的判斷。最高法院五十五年台上字第1188號判例即指出，第二百六十條下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因債務不履行而生，其賠償範圍應依一般損害賠償法則，亦即民法第二百十六條所定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加以判斷。該請求權自債務不履行時即可行使，其消滅時效亦自該時起算，而非自解除時另行起算。

準此，所謂消極損害中的「所失利益」，亦僅限於在契約有效存續期間內，因債務人未履行義務，而使債權人無法取得本可合理期待之利益。若該利益之未實現，係源自債權人行使解除權、使契約關係消滅本身，則該不利益即屬契約解除制度所內含的風險結果，而非債務不履行責任的延伸。

實務之所以對此嚴格區分，實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若允許債權人將因契約消滅所生之一切不利益，概括納入第二百六十條之賠償範圍，則解除權將不再只是終止不良契約關係的救濟手段，而可能成為擴張損害賠償責任的工具，進而破壞契約風險分配的基本結構。履行利益說的採取，正是在債權人保護與責任界線之間，所做出的平衡選擇。

總結而言，民法第二百六十條在裁判實務中所展現的核心內涵，在於確認解除權之行使，不會使既有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歸於消滅，但同時也明確排除因契約消滅本身所生之損害。其賠償範圍，始終以履行利益為限，並嚴格繫於債務不履行與損害之間的相當因果關係。此一解釋路線，不僅確保了損害賠償制度的體系一致性，也使契約解除制度得以在不扭曲責任結構的前提下，發揮其應有的救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