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裁判彙編-債權人撤銷權003014

民法第244條規定：

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

說明：

債務已屆清償期，債務人就既存債務，為清償者，不構成詐害行為，蓋清償債務雖積極財產不免減少，但同時又減少其消極財產，故無詐害之可言。

（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839號判例）

按「債權人之債權，因債務人之行為，致有履行不能或困難之情形者，即應認為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故在特定債權，倘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而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債權人即得行使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撤銷權以保全其債權，並不以債務人因其行為致陷於無資力為限」（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316號判決參照）。易言之，提起撤銷權訴訟，根本無須論及債務人之資力是否陷於無資力，僅須債務人之行為，致有礙債務履行或增加履行困難，即認為有損於債權人之權利（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492號、臺灣高等法院94年重上字第294號判決參照）。原判決經綜覆衡酌後，不採所謂「有害及債權」即係「債務人因其行為陷於無資力」論點，非對於上訴人之攻擊方法置之不理，而陳永昇於原審亦自承現無資力償還積欠被上訴人之債務。況且，陳永昇移轉系爭土地後，其所有之不動產均為持分土地，處分尚屬不易，債權人若無法提起撤銷之訴，則其權利如何維護？是陳永昇移轉系爭土地之行為，已屬有害及債權，非謂因其行為致陷於無資力，方屬有害及債權。再者，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倘債務人將財產贈與他人，且非用以清償具有優先受償權之債務，對於普通債權人，即難謂無詐害行為（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02號判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8年度重上字第20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上字第574號民事判決參照）。債務人雖有選擇清償之權利，其清償行為雖同時有消滅部分債務之結果，但債務人之清償行為不得影響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權益，否則即不應使其發生合法清償之效力，尚不得以債務人有選擇清償之權利，且清償後亦有消滅部分債務之利益。本件上訴人陳永昌與被上訴人對於陳永昇之債權均屬普通債權地位，若上訴人陳永昌得獨占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不啻使上訴人陳永昌取得擔保權人之利益，而得獨享系爭土地換價權利，則同屬普通債權人之被上訴人之權利如何保障？上訴人陳永昌之土地移轉行為已侵害其他債權人，而被上訴人取得本案勝訴後，其法律效果係使系爭土地回歸為陳永昇所有，使其名下之財產回復到所有債權人之債權總擔保，並非獨享勝訴之權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規定之債權人撤銷權，係我國債法體系中用以貫徹「責任財產總擔保原則」之核心制度，其制度目的並非在於保障特定債權人立即或優先受償，而係在於防止債務人於債權存在期間，藉由不當之財產處分行為，破壞其全體債權人所共同仰賴之清償基礎，使債權秩序陷於失衡。依此原則，債務人除就特定債權人依法設定擔保物權外，其全部財產原則上均應作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任何足以減少責任財產、增加清償困難之行為，若符合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定之要件，即可能構成詐害行為，而遭債權人行使撤銷權加以否定。此一制度兼顧債權保障、交易安全與私法自治，其構成要件與適用界線，須結合條文文義、立法目的與實務裁判加以整體理解，始能掌握其真正功能。

依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只要有害及債權，債權人即得聲請法院撤銷。所謂無償行為，係指債務人一方為財產上給付，而他方無須對之為任何對價給付之行為，其典型例子包括贈與、無償讓與、拋棄已取得之財產權利等。由於無償行為欠缺經濟上合理之交換基礎，極易成為債務人規避債權、轉移責任財產之工具，故法律對其設計較為嚴格之控制機制，並未要求債權人另行證明債務人或受益人具有主觀詐害故意。實務一貫見解認為，只要於行為時，該無償行為已造成債務人責任財產之減少，使債權有不能、困難或遲延清償之虞，即屬「有害及債權」，債權人即得行使撤銷權。

相較之下，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二項就有償行為之撤銷，則採取較為嚴謹之構成要件。立法者考量有償行為通常伴隨對價交換，若僅因債務人事後陷於財務困境，即一概否定其既成交易，將嚴重影響交易安全，故明定須以債務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始得撤銷。此所謂「雙重惡意」要件，係有償詐害行為與無償詐害行為之根本差異所在。實務並進一步指出，判斷有償行為是否有害及債權，應從責任財產是否實質減少之角度為整體觀察，倘對價與處分標的之客觀價值相當，僅屬積極財產形態之變更，而未實質削弱共同擔保，原則上即難認為詐害行為。

關於「有害及債權」之意義，實務長期以來即否定「必須陷於無資力」之狹義理解。最高法院多數判決明確指出，所謂有害及債權，係指債權因債務人之行為，而致有履行不能或履行困難之情形，並不以債務人因此完全喪失清償能力為必要。亦即，只要債務人之行為已使債權之實現受到妨礙或顯著增加清償困難，即屬有害及債權。此一見解，在實務上尤具重要意義，蓋若僅限於債務人陷於完全無資力時，始得行使撤銷權，將使債權人往往須待責任財產幾近耗盡後，始能提起救濟，顯然違背撤銷權作為「保全制度」之本質。

在此脈絡下，債務清償行為是否構成詐害行為，即成為實務上反覆爭論之焦點。依最高法院五十五年台上字第二八三九號判例所示，債務已屆清償期，債務人就既存債務為清償者，原則上不構成詐害行為，蓋清償雖使積極財產減少，但同時亦使消極債務消滅，從總財產觀察，並無實質增減，自難謂有害及債權。此一原則，乃基於債務人依法履行債務之自由與誠信原則所導出。然而，實務亦進一步指出，該原則並非毫無例外，倘債務人於責任財產已不足清償全體債務之情形下，仍選擇對特定普通債權人為全額清償，致其他普通債權人之共同擔保進一步減少，且清償之相對人於受益時亦知悉債務人之財務狀況，則該清償行為仍可能構成有償詐害行為，而得依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二項撤銷。

此種見解之理論基礎，在於責任財產總擔保原則與債權平等原則之交互作用。債務人固有選擇清償之自由，但此一自由並非毫無限制，當其行使清償選擇權，已實質破壞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之基礎時，即不得僅以「清償債務本身合法」作為免責理由。否則，將使特定普通債權人，因與債務人之私人關係，而實質取得近似擔保權人之地位，顯然違背債權平等性。

此外，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三項明確排除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不適用撤銷權之規定。此一限制，係基於撤銷權制度之功能定位所必然導出。撤銷權之本質，在於回復責任財產，以供全體債權人共同受償，而非為保全特定債權之履行。若允許特定物給付債權人，在其債權尚未轉化為金錢損害賠償請求權前，即得行使撤銷權，將使該特定債權取得準物權化效果，破壞債權體系之基本結構，亦使第三項規定流於空文。

至於撤銷權之效力，實務一貫認為，其效力及於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換言之，債務人之詐害行為，無論係契約所生之債權關係，抑或基於該債權行為而完成之物權變動，債權人均得聲請撤銷。惟撤銷權屬形成權，其行使須經法院判決始生效力，債權人不得自行否定該行為之效力。倘涉及不動產，並已完成登記，債權人原則上須先取得撤銷詐害行為之確定判決，再據以請求塗銷登記或回復原狀，以回復責任財產。

再者，撤銷權之行使，尚須符合保全必要性。實務指出，若債務人於處分特定財產後，仍有其他財產足以清償債權人之債權，則債權人之受償地位並未受到實質侵害，自無行使撤銷權之必要。此一要件，係為防止撤銷權遭濫用，以避免對債務人之正常財產處分自由造成過度干預。

最後，債權人撤銷權尚受除斥期間之嚴格限制。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規定，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內不行使，或自詐害行為時起逾十年者，撤銷權即告消滅。此一期間規定，係基於法律關係安定性與交易安全之考量，避免久遠之交易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

總結而言，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建構之債權人撤銷權制度，係在責任財產總擔保原則之基礎上，透過精緻之構成要件與實務解釋，平衡債權保障與交易自由。其制度精神不在於否定債務人之一切財產處分行為，而在於防止債務人濫用處分自由，以詐害手段破壞債權秩序。透過撤銷權之行使，責任財產得以回復，債權人並非取得獨享利益，而係使財產重新回歸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基礎，從而維護債權體系之公平與安定，此正是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於實務運作中所展現之核心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