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裁判彙編-出資之增加與補充002941

民法第669條規定：

合夥人除有特別訂定外，無於約定出資之外增加出資之義務。因損失而致資本減少者，合夥人無補充之義務。

說明：

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前項出資，得為金錢或他物，或以勞務代之。」、「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合夥人除有特別訂定外，無於出資之外增加出資之義務。因損失而致資本減少者，合夥人無補充之義務。」民法第667條、668條、66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677條不過規定分配損益之成數，非謂一有損失，即應填補。合夥人除有特別訂定外，無於約定出資之外增加出資之義務，因損失而致資本減少者，合夥人無補充之義務，民法第669條定有明文。故合夥契約如無隨時填補損失之特別訂定，縱令因事業之經營一時生有損失，亦無填補之義務，須至清算之際，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始負填補損失之義務。」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199號著有判例可參。是反訴被告既依約共同出資，而協議書第4、5條「分攤盈餘虧損」之約定，究其性質僅係民法第677條「損失之分配」之約定，揆諸前開說明，縱反訴原告主張合夥事業之經營生有損失屬實，反訴被告亦無填補之義務。再者，兩造亦不爭執維星商行雖已停業但尚未清算，因此維星商行到底是虧損還是賺錢均未經過詳細核對（雖然維星商行之現金流量是不足的，但不代表其是虧損），因此反訴原告主張維星商行是虧損，而反訴被告依約應負擔虧損，亦無足採。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438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六百七十七條不過規定分配損益之成數，非謂一有損失，即應填補。合夥人除有特別訂定外，無於約定出資之外增加出資之義務，因損失而致資本減少者，合夥人無補充之義務，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定有明文。故合夥契約如無隨時填補損失之特別訂定，縱令因事業之經營一時生有損失，亦無填補之義務，須至清算之際，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始負填補損失之義務。

（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199號民事判例）

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規定，合夥人除有特別訂定外，無於約定出資之外增加出資之義務；因損失而致資本減少者，合夥人無補充之義務。此一條文在合夥法制中具有關鍵性的定位，其核心意義在於劃定「合夥人風險承擔之界線」，明確區分合夥人於合夥存續期間所應承擔之經營風險，與合夥終局清算時所可能發生之對外清償責任，藉以避免合夥關係在實務運作中，演變為無限期、無上限的資金追繳機制，從而破壞合夥契約之風險可預期性與法律安定性。

合夥制度依民法第六百六十七條之定義，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而該出資得為金錢、他物，甚至以勞務代之；再依第六百六十八條規定，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由此可知，合夥制度本質上係以「事前約定之出資內容」作為合夥人風險投入的核心基準，法律並未預設合夥人須對事業經營中所發生之一切虧損，隨時負有額外填補之義務。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正是在此體系架構下，進一步確認合夥資本之「固定性原則」，即除非合夥人另有明確特別約定，否則出資義務以原約定內容為限。

實務對於本條之解釋，向來採取嚴謹且一致之立場。早在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一九九號判例即明確指出，民法第六百七十七條僅係規定損益分配之成數，並非意味著合夥事業一旦發生損失，合夥人即當然負有填補該損失之義務。該判例進一步闡明，合夥人是否須填補損失，關鍵不在於事業經營是否出現虧損，而在於合夥契約中，是否存在「隨時填補損失」或「追加出資」之特別約定。若無此類特別約定，即便合夥事業在經營過程中出現財務困難或帳面虧損，合夥人仍無須額外出資補洞。

此一見解，對於合夥關係的風險結構具有重大意義。合夥本質上屬於高度信賴關係之契約型態，合夥人之出資內容與風險承擔，理應在契約成立之初即為清楚界定。若允許在合夥存續期間，僅因經營結果不如預期，即要求合夥人額外填補虧損，無異於事後單方變更合夥人之風險負擔，顯然違反契約自由與誠信原則。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即在制度層次上，排除此種不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條所稱「因損失而致資本減少」，係指合夥財產在經營過程中，因正常商業風險或其他非違法原因而發生之價值減損。實務一再強調，資本減少本身，並不當然產生補充出資義務。合夥人對於經營風險的承擔，原則上係以其原始出資為限，而非保證合夥事業必然獲利或資本永不減損。此一風險配置，亦符合市場經濟下對投資行為之基本理解。

在具體個案中，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九十九年度訴字第一四三八號民事判決，即完整體現上述法理。該案中，反訴原告主張合夥商行經營虧損，請求反訴被告依協議書所載「分攤盈餘虧損」條款負擔虧損。法院審理後指出，該等條款之性質，僅屬於民法第六百七十七條所定之損益分配約定，並非合夥人同意於合夥存續期間隨時填補損失之特別約定。再者，該合夥商行雖已停業，但尚未完成清算，其究竟為虧損或盈餘，尚未經過全面結算，僅以現金流量不足，即推論為虧損，並要求合夥人填補，於法無據。法院據此明確判示，反訴被告並無補充出資或填補虧損之義務。

此一判決進一步凸顯，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與清算制度之密切關聯。依實務一貫見解，合夥人真正可能負擔「填補不足」義務的時點，並非在合夥事業經營期間，而是在合夥解散並進入清算程序後。當合夥財產經清算後，若不足以清償合夥對外之債務，依民法第六百八十一條規定，合夥人始就不足之額，負連帶責任。此時，合夥人之責任性質，已由內部之出資義務，轉化為對外之清償責任，二者在法理上截然不同，不容混為一談。

因此，若合夥關係尚未進入清算階段，僅因事業經營不順或帳面虧損，即主張合夥人應依比例補繳資金，實屬對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之誤解。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一九九號判例即明確指出，須至清算之際，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時，合夥人始負填補不足之義務。在此之前，任何要求合夥人額外出資之主張，均須以明確的契約約定為依據。

從制度整體觀察，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實際上建立了一道重要的風險防火牆。一方面，它保障合夥人免於因短期經營不利而被迫無限追加資金，維持合夥制度之吸引力與可預期性；另一方面，它並未否定合夥人於清算階段對外負責之制度安排，仍透過民法第六百八十一條等規定，確保合夥債權人之利益。此種設計，正是合夥法制在「合夥人保護」與「交易安全」之間，所作出的精緻平衡。

總結而言，民法第六百六十九條所揭示之「無當然追加出資義務」與「無因損失而補充資本之義務」原則，並非消極縱容合夥經營失敗，而是回歸契約自治與風險分配的基本邏輯。合夥人是否須在經營期間承擔額外財務負擔，取決於其是否於契約中自願承諾；在欠缺此等明確約定時，法律即不容透過事後解釋，將經營風險轉嫁於特定合夥人。此一原則經長期實務反覆確認，已成為我國合夥制度中不可動搖之核心基石，對於合夥契約之解釋、履行及爭議解決，均具有高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