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裁判彙編-提單之文義證券性002899

民法第627條規定：

提單填發後，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關於運送事項，依其提單之記載。

說明：

謹按依文義證券必至之結果，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相互間之關係，應專以提單所記載者為準。故自提單填發後，關於運送事項；運送人祇就提單上之記載，對於提單持有人負其責任。提單持有人，亦僅得就提單上之記載，對於運送人主張其權利，不得以提單外之約定事項變更之。此本條所由設也。

上訴人雖謂此九千公噸為散裝，不易秤量，係據託運人報稱(Saidtobe)之約數為記載，但依海商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託運人交運貨物種類、品質、數量之通知，如與所收貨物實際情況有顯著跡象，疑其不相符合者，或無法核對時，運送人或船長得不予載明，茲既已載明，當無不符合或無法核對之情形，即不能謂九千公噸為約數，又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所謂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關於運送事項，依其提單之記載，依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條，準用於載貨證券，上訴人所謂穀類在運輸上之損耗，在本件載貨證券上既無記載，而交付載貨證券，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關係，與物品交付有同一之效力，即有物權上效力(民法第六二九條)，上訴人不能以其與託運人裕成公司間之運送契約，關於損耗之約定，對受貨人之龍昌公司有所主張，而自九千公噸內扣除（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民事判決）。

按提單填發後，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關於運送事項，依其提單之記載；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應負責任。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第六百三十四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提單持有人於運送物有上開情事時，自非不得依上開法條之規定對運送人行使其權利。原審謂被上訴人因介入之效果，應負與運送人相同之權利義務，系爭貨物運送之運送人華航已填發提單，上訴人須依提單之記載對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貨物遲到之運送人責任。係認上訴人已持有提單，被上訴人應負運送人之責任。果爾，系爭貨物倘有遲到情事，能否謂上訴人不得依首開法條之規定為本件之請求，自滋疑問（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35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所揭示之「提單之文義證券性」，係我國運送契約制度中關於提單法律效力最為關鍵之規範之一。該條明定：「提單填發後，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關於運送事項，依其提單之記載。」此一規定看似簡潔，實則承載運送法制中對於交易安全、第三人信賴與法律關係單純化之高度制度設計，並與海商法、物權法以及證券法理形成緊密的體系連結。提單一經填發，即自原本僅屬運送契約履行過程中之文件，升格為具有獨立法律意義之文義證券，使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專以提單所載內容為準，而排除提單外契約約定之拘束力。

從制度定位觀察，提單本質上兼具運送物收據、運送契約內容證明以及貨物請求交付憑證之多重功能。在運送實務中，提單不僅是託運人與運送人之間之證明文件，更常隨貨物流通而移轉至第三人手中，成為受貨人、銀行或其他善意第三人據以主張權利之依據。若仍允許運送人以其與原託運人間之內部約定，對抗提單持有人，將嚴重動搖交易安全，並破壞提單作為流通證券之功能。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正是在此背景下，確立提單之文義證券性，使其法律效果不再取決於提單背後之實際合意，而係以其表面記載內容作為唯一準據。

立法理由對此已有清楚說明，其指出，依文義證券必然之結果，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相互間之關係，應專以提單所記載者為準。故自提單填發後，關於運送事項，運送人僅就提單上之記載，對於提單持有人負其責任；提單持有人亦僅得就提單上之記載，對於運送人主張其權利，不得以提單外之約定事項變更之。此一說明清楚揭示本條規範目的，即在於切斷運送人與原託運人間之內部法律關係，對於提單持有人之拘束力，使提單成為運送法律關係中最終且唯一之表徵。

在裁判實務上，最高法院六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百零八號民事判決，即為闡明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文義證券性之經典判例。該案中，運送人主張提單所載之九千公噸貨物數量，係散裝穀物不易秤量，僅依託運人報稱之約數記載，並非確定數量，且穀類運送中本有自然損耗，故得自提單所載數量中扣除。然最高法院明確指出，依海商法關於載貨證券之規定，運送人若對於貨物種類、品質或數量有顯著不符或無法核對之情形，本可不予載明；既然運送人已於提單中載明九千公噸，即應認其為確定數量，而非約數。提單既未記載任何關於運送損耗之免責或扣除約定，運送人即不得以其與託運人間之內部運送契約，對抗提單持有人。

該判決進一步結合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與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條之規定，指出提單之文義證券性準用於載貨證券，而載貨證券之交付，於物權法上亦具有與物品交付相同之效力。是以，提單持有人基於提單取得貨物所有權或請求權，屬於受法律保護之正當信賴，運送人不得事後主張提單外之損耗約定，以減免其責任。此一見解充分展現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在保障第三人交易安全上的核心功能。

此外，最高法院一百零三年度台上字第三百三十五號民事判決，則從另一角度說明提單文義證券性對於運送責任歸屬之影響。該案中，法院指出，提單填發後，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關於運送事項，應依提單記載；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依法負責。是以，提單持有人於運送物發生遲到等情事時，原則上得依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及相關規定，直接向運送人主張權利。法院並進一步質疑，若否認提單持有人基於提單記載所生之請求權，將使提單制度形同虛設，亦違反立法本旨。

從體系解釋觀察，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與民法第六百二十九條關於提單物權效力之規定，形成一完整的法律架構。提單不僅在債權法上拘束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之運送關係，在物權法上亦透過提單交付，實現貨物所有權或處分權之移轉。此種債權與物權效果之結合，使提單成為運送法制中高度制度化之法律工具，而其文義證券性正是支撐此一制度運作之基石。

就風險分配而言，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將提單記載之風險，主要歸由運送人負擔。運送人既掌握提單填發之主導權，亦最有能力審核貨物狀況、選擇是否加註保留或拒絕載明不確定事項，自應承擔因記載內容所生之法律後果。相對地，提單持有人多為後手第三人，僅能信賴提單表面記載，法律自應賦予其高度保護，以維持運送與金融交易之順暢運作。

綜上所述，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所確立之提單文義證券性，係運送契約制度中不可動搖之核心原則。其透過排除提單外約定對第三人之效力，強化提單記載之拘束力，不僅保障提單持有人之正當信賴，亦促進交易安全與法律關係之明確化。無論在國內運送或國際海空運實務中，提單一經填發，即成為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權利義務之唯一依據，運送人不得再以內部契約或行業慣例加以對抗。此一制度設計，正是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在運送法制中所展現之深層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