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五百四十七條裁判彙編-委任報酬之支付002807

民法第547條規定：

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

說明：

謹按受任人允為委任人處理委任之事務，雖委任契約內並未訂定報酬，然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或習慣，須支給報酬者，應許受任人有請求報酬之權，以保護其利益。故設本條以明示其旨。

民法第五百二十八條「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該條雖未明定，委任應為有償或無償，但從第五百四十七條規定「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觀之，委任顯然得為有償或無償契約 。於是，引起無償委任契約或示惠契約與示惠行為間之區別問題 。在概念的層次，其區別存在於：表示願意為他方之利益提供勞務者，有無因其表示而在法律上負給付義務，並在不履行時負賠償責任之法效意思 。有者為委任契約或示惠契約，無者為示惠行為 。這雖看似清楚，但在實務上，由於表示願意給付的一方原則上並不特別明白表示其是否有負義務的意思，其認定向有困難。所以如有爭議，最後皆必須藉助於法院的裁判 。

有一種勞務，亦即顧問意見之給與，在授受者之間究竟構成委任契約、示惠契約或僅是示惠行為特別值得注意。顧問意見往往以無償的方式，在無直接契約基礎的情形下提供之。常見者例如私下提供建議、在大眾傳播中公開對於不特定人見證或推薦藥品、金融商品、投資商品、信託商品或其他商品的好處，或甚至出具專家意見給予簽證，滿足其公開上市必須具備的要件。在這些情形如因其意見不實、不真，而對其信賴者基於信賴而做之投入造成損害時，由於提供顧問意見者與信賴該意見者間並無直接契約關係，不能依契約，因所損害客體非權利而僅係財產利益，不能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之一般侵權行為的規定請求賠償。在有償、無償之投資顧問服務漸次興起之時不能不慎謀其適當規範對策。初步只能暫時藉助於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同條第二項及締約上過失、積極侵害債權的規定。其中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的引用尚須保護他人之法律有關規定的補強，始能構成完全的規定 。

示惠行為雖不具有法律上拘束力，但仍有可能因此負侵權行為責任。在受害法益屬於單純的，亦即不具權利地位之財產利益時，只有在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的情形，始得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請求損害賠償 。

按委任乃受任人本於一定之目的提供勞務，為委任人處理事務（民法第五百二十八條參照），該契約之標的（內容）重在提供勞務而為事務之處理，至於有無完成一定之工作，則非所問。因此，於約定有報酬之情形，苟受任人已為事務之處理，並於委任關係終止及為明確報告顛末後，不問事務是否已發生預期效果或成功，原則上即得請求報酬（同法第五百四十八條第一項反面解釋）。又委任之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予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同法第五百四十七條復定有明文。至於報酬之數額，當事人未約定，法律亦未規定者，自可衡量事務之性質並類推適用同法第四百八十三條第二項、第四百九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依價目表所定或按照習慣給付之。再者，同法第五百二十九條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係作為委任契約以外同性質之勞務契約所適用之規範，該種契約本身與委任契約（有名或典型契約）尚非完全相同，故該契約之一方（受任人）所負之報告義務（同法第五百四十條參照），僅須與報告具有相類似性即可。本件依系爭協議書第一條之約定，上訴人須提供被上訴人關於系爭建置專案之資料收集、技術討論、計畫書撰寫、簡報等服務，核屬以勞務給付為標的之契約，又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種類之契約，依民法第五百二十九條之規定，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而上訴人於九十五年九月至十月間確有出借系爭建置專案之相關資料予被上訴人，乃原審所認定之事實。如果無訛，上訴人於九十五年七月十八日系爭協議書訂立後，為被上訴人提供關於系爭建置專案之相關資料，是否不足以認為上訴人已依約向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及提出報告？且系爭協議書第二條約定：「本協議書之有效期間自簽訂日起生效，至本專案投標作業完成止」，而被上訴人已標得系爭建置專案，復為其所不爭執，則兩造之委任關係似亦已終止，依上說明，上訴人是否不得對被上訴人請求報酬？即非無再予研酌之餘地。至上訴人倘僅提供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事務之勞務之一部，乃屬上訴人依契約本旨及誠信原則不得請求全部報酬之問題（同法第五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本院四十九年台上字第一二八號判例參照），非可據此謂上訴人不得對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89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五百四十七條規定：「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此一條文，表面上僅補充「未約定報酬時」之請求依據，實則揭示委任契約在現代社會中由「無償示惠」逐步轉向「專業勞務」的制度轉型。立法者清楚意識到，在高度分工與專業化的社會裡，多數委任事務已非親友間的情誼代辦，而是專業服務的提供，若僅因當事人未明示約定報酬，即否認受任人之對價請求權，將使勞務價值遭到系統性低估，亦與交易常態相違。因此，第五百四十七條以「習慣」與「委任事務之性質」作為補充標準，使法院得以在無明文約定時，仍肯認報酬請求權的存在，從而保護受任人之合理期待。

從立法理由觀之，草案明確指出，受任人允為委任人處理委任事務，縱未約定報酬，然依事務性質或習慣須支給報酬者，應許其有請求權，以保護其利益。此一說明，反映出委任制度的核心價值並非「無償奉獻」，而是「為他人處理事務」所對應的經濟安排，應回歸社會通常交易認知。民法第五百二十八條對委任之定義，僅稱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並未預設委任必然有償或無償；而第五百四十七條正是用以填補此一開放結構，使委任契約在實務運作中，得隨事務性質彈性定位為有償或無償。

此一規範直接引出「無償委任契約、示惠契約與示惠行為」的區別問題。概念上，差異存在於提供勞務之一方，是否具有「在法律上負給付義務，並於不履行時負賠償責任」的意思。有此意思者，構成委任契約或示惠契約；無此意思者，僅屬示惠行為。示惠行為欠缺法律拘束力，原則上不生債務不履行責任。然而，現實生活中，多數人於表示願意協助時，並不會明確表達其法律意圖，導致界線模糊，最終往往須由法院依具體情境判斷，究竟當事人間是否已形成具有拘束力的委任關係。

其中最具爭議者，莫過於「顧問意見」的提供。顧問意見經常以無償方式，在無直接契約基礎下為之，例如私下建議、媒體推薦金融商品、投資標的或出具專家意見。當意見不實、不周延，致信賴者基於信賴而為投資，發生損害時，提供意見者與信賴者間若無契約關係，原則上不得依契約責任請求賠償；又因損害客體僅為財產利益，非權利本身，亦難直接適用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的一般侵權行為規定。實務遂不得不借助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締約上過失或積極侵害債權等理論加以補救。然而，此種補救途徑仍顯得斷裂而不穩定，正突顯第五百四十七條在委任報酬與勞務定位上的重要性：一旦認定雙方間已形成委任或類委任的勞務契約關係，即可回歸契約責任體系，避免責任基礎的漂移。

在此脈絡下，委任報酬的存在與否，並非僅關涉金錢對價，更攸關法律關係之性質認定。若法院認定該勞務依社會習慣或事務性質本應有償，即可推定當事人間存在具拘束力之委任關係，受任人得請求報酬，並相應負起報告義務與注意義務，委任人亦得依委任規定主張責任。反之，若被評價為單純示惠行為，雙方即缺乏契約拘束力，僅能在極端情形下依侵權法理追究責任。

委任契約之標的在於「提供勞務、處理事務」，而非「完成一定成果」。因此，在有報酬約定或可依第五百四十七條推定報酬存在的情形，受任人只要已實際處理事務，並於委任關係終止時為適當報告，即原則上得請求報酬，不以事務達成預期效果或成功為要件。此可由民法第五百四十八條第一項反面解釋而得。此一設計，與承攬契約形成鮮明對比，承攬重在結果，未完成工作即無報酬請求權；委任則重在過程與勞務本身，結果成敗原則上不影響報酬請求。

當報酬未約定時，其數額之決定，實務通常類推適用民法第四百八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百九十一條第二項，依價目表或交易習慣定之。此種方法，實質上將委任報酬之判斷，交由市場標準與專業慣行，避免法院憑空裁量，亦使第五百四十七條得以與現實經濟結構接軌。

最高法院一百零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一八九號判決，對於第五百四十七條與第五百二十九條之適用，提供了極具代表性的說明。該案涉及以勞務給付為標的之協議，內容包括資料蒐集、技術討論、計畫書撰寫、簡報等服務，性質上屬於勞務契約，且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依民法第五百二十九條，應適用委任規定。法院指出，受任人於契約成立後，實際提供相關資料與協助，已構成事務處理，且依協議有效期間與專案完成情形，委任關係已終止，受任人是否得請求報酬，非無再研酌之餘地。即便受任人僅提供部分勞務，問題僅在於是否得請求全部報酬，而非完全喪失報酬請求權。

此一見解，充分體現委任報酬制度的核心精神：報酬請求權，並非僅因形式上有無「約定」而生滅，而是取決於勞務性質、交易習慣與當事人間是否已形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勞務關係。法院因此被賦予高度裁量空間，必須在「示惠」與「委任」之間，依具體情境作出價值判斷。

從體系觀察，第五百四十七條亦與第五百三十五條、第五百四十八條形成連動。第五百三十五條區分有償與無償委任的注意義務標準，第五百四十八條則處理報酬請求之時點與範圍，而第五百四十七條則作為橋梁，使原本未明示報酬的委任關係，得因習慣或性質而轉化為有償委任。此一結構，使委任制度具有高度彈性，既容納親友情誼間的無償協助，也能涵攝專業服務市場中形式簡略但實質有償的勞務關係。

在現代社會，專業勞務經常以「先行協助、後續合作」的方式展開，當事人未必於初始即明確談妥報酬。若法律僅拘泥於形式約定，勢將導致大量實質專業服務被評價為示惠行為，既不合理，也將扭曲市場秩序。第五百四十七條正是在此背景下，提供一項具規範力的補救機制，使法院得以依社會常態與事務性質，承認報酬請求權的存在，從而維繫勞務價值與交易公平。

總結而言，民法第五百四十七條的真正意義，並不僅在於補充「未約定報酬時如何處理」的技術問題，而是在制度層次上，為委任契約劃定一條通往現代勞務經濟的橋樑。它使委任不再被侷限為親情友情中的無償協助，而能承載專業服務、顧問勞務與知識給付的功能；同時，又保留示惠行為的空間，使法律不致過度侵入日常互助。透過「習慣」與「事務性質」這兩項開放標準，第五百四十七條將價值判斷交還給法院，要求其在個案中審酌當事人合理期待與社會交易常態，於示惠與委任之間，作出最符合公平與秩序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