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五百三十六條裁判彙編-變更指示002796

民法第536條規定：

受任人非有急迫之情事，並可推定委任人若知有此情事亦允許變更其指示者，不得變更委任人之指示。

說明：

謹按受任人既非為自己之利益處理委任事務，故應以委任人所指示者為主，非實有急迫之情事，並委任人若知其有此情事，於受任人不依其指示，亦允許其變更者，不得變更委任人之指示。故本條明定受任人變更委任人指示之要件有二：(１)須有急迫情事。(２)須推知委任人知有此情事亦允許其變更指示。所以保護委任人之利益也。

在委任契約，委任人對於受任人固無指揮監督權，但仍然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在個案有疑難者為：債務人在哪種情形有變更指示之權限及義務。

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非有急迫之情事，並可推定委任人若知有此情事亦允許變更其指示者，不得變更委任人之指示」，民法第528條、第53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委任契約係受任人為委任人處理一定之事務，且契約關係中，委任人非不得於原有之契約關係中變更其所為之指示。經查，系爭契約係以總價給付之方式，以新北市平溪區「行政辦公大樓」之規劃、設計及監造等為標的，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處理之委任契約，上訴人有依系爭契約第3條附件之內容，為被上訴人處理事務之義務。上訴人本就「行政辦公大樓」為規劃、設計，亦提出修正報告書。嗣因需求與經費等項目不符，被上訴人遂通知上訴人將原委託設計變更為「天燈博物館」，仍係基於同址之興建設計。上訴人雖就「天燈博物館」需為另行提出圖說設計，然仍係本於兩造間系爭契約之變更指示。又衡諸常情，一般工程自規劃設計至興建之過程中，難免有需變更設計之情形，尚不能以一有需變更設計即謂另成立新契約關係。況被上訴人既未取得預算，亦不可能承諾上訴人預算外之契約，被上訴人尤不得對未立法審議通過之預算為履行。被上訴人抗辯原規劃之「行政辦公大樓」不符進駐單位需求，改以「天燈博物館」為規劃需求，仍屬同一契約範圍等語，堪予採信。上訴人主張此二規劃設計使用目的、性質不同，需重新設計始能符合被上訴人需求，應屬不同設計之另一契約云云，亦未可取（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41號民事判決）。

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參照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55號判例意旨）。次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非有急迫之情事，並可推定委任人若知有此情事亦允許變更其指示者，不得變更委任人之指示；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35 條、第536 條及第544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應依債之本旨為給付，僅在特別情事下始得免責，茍債務人之給付與債之內容不符，而主張免責者，自應就其歸責事由不存在負舉證責任（參照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97號判決意旨）。

民法第五百三十六條規定：「受任人非有急迫之情事，並可推定委任人若知有此情事亦允許變更其指示者，不得變更委任人之指示。」此一條文係承接第五百三十五條所揭示之基本原則而設，即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原則上應依委任人之指示為之，並負相當注意義務。委任關係之核心，在於受任人係代為處理「他人之事務」，其行為權限與方向，均以委任人之意思為根源，受任人既非為自己之利益行事，自應以委任人之指示為最高準則。若容許受任人依其主觀判斷任意變更委任人所為之安排，委任制度即形同虛設，委任人之意思自治亦將喪失實質保障，故法律嚴格宣示，原則上受任人不得變更指示。

然而，事務處理之現實運作，往往充滿突發變數。若在緊急狀況下仍僵化遵循原指示，反而可能造成委任人重大不利益，甚至導致事務目的完全落空。民法第五百三十六條即在此張力之中，設計出嚴格而有限的例外，使受任人僅於同時具備「急迫情事」與「可推定委任人若知亦允許」之雙重要件時，方得偏離原指示。立法理由明言，受任人既非為自己之利益處理委任事務，故應以委任人所指示者為主，非實有急迫情事，並可推知委任人若知其有此情事，於受任人不依其指示亦允許其變更者，不得變更指示。本條所揭示者，正是對委任人利益之保護機制。

在委任契約中，委任人對受任人固無公法上之指揮監督權，但私法上仍以委任人之意思為最高準則，受任人僅係其事務之代行者。疑難之所在，往往在於個案中，受任人何時具有變更指示之權限與義務。民法第528條定義委任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第536條則進一步限制受任人對指示之偏離。是以，委任契約既係受任人為委任人處理一定之事務，委任人於契約關係中固得隨時變更其所為之指示，受任人原則上亦應隨之調整其處理方式；惟受任人若自行變更指示，則須嚴格符合本條之例外要件。

實務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41號民事判決，對於變更指示之性質作出具體闡釋。該案係以總價給付方式，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新北市平溪區「行政辦公大樓」之委任契約。受任人原依約為行政辦公大樓之規劃設計，並提出修正報告書，嗣因需求與經費不符，委任人通知將原委託設計變更為「天燈博物館」，仍係同址之興建設計。受任人主張，行政辦公大樓與天燈博物館之使用目的與性質不同，需重新設計，應屬另一契約。法院則指出，一般工程自規劃設計至興建之過程中，難免有需變更設計之情形，尚不能以一有需變更設計即謂另成立新契約關係。委任人既未取得預算，亦不可能承諾預算外之契約，更不得對未經立法審議通過之預算為履行，是以原規劃不符需求而改為天燈博物館，仍屬同一契約範圍內之變更指示。此一判決顯示，變更指示本身，乃屬委任關係之內在運作，並非一有變更即當然構成新契約；關鍵不在於事務內容是否有所調整，而在於該變更是否仍落在原委任目的與範圍之內。

由此可見，民法第五百三十六條所規範者，並非禁止一切變更，而是限制「受任人自行變更」。委任人本得隨時調整其指示，受任人僅須依之為之。唯有在受任人未能即時取得委任人新指示，而現場狀況已發生急迫變化時，法律始容許受任人依其合理判斷暫時偏離原指示。此一偏離，並非賦予受任人自由裁量權，而係一種「為避免損害而不得不為之」的例外行為。

所謂急迫情事，係指若不即時處理，將對委任人之利益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之損害。其判斷標準，須客觀衡量事務當時之狀況，而非僅憑受任人主觀認知。再者，縱使存在急迫情事，仍須同時符合「可推定委任人若知亦允許」之要件，亦即受任人所採取之變更，須合乎一般理性委任人之利益取向與合理期待。若受任人之行為，係為自身方便、降低成本，或偏離委任目的，即難認符合本條要件。

在舉證責任上，原告對其主張事實已盡證明責任後，被告若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主張，則被告就其反對主張負證明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次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負相當注意義務；受任人非有急迫情事並可推定委任人若知亦允許者，不得變更指示；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委任人應負賠償責任，民法第535條、第536條及第544條均有明文。又債務人應依債之本旨為給付，僅在特別情事下始得免責，若債務人之給付與債之內容不符而主張免責者，自應就其歸責事由不存在負舉證責任。準此，受任人若主張其變更指示係合法，須自行證明當時存在急迫情事，且其行為符合一般委任人之利益與合理期待，否則即屬逾越權限。

因此，民法第五百三十六條所建立者，乃一條極為狹窄而嚴格的例外通道。它既不容許受任人恣意偏離委任人之意思，也不因現場困難即輕易放寬標準，而是要求受任人必須同時證明「不能等待」與「合乎委任人最大利益」兩項條件。此一設計，使委任關係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同時，仍具備面對突發狀況之彈性，避免因僵化遵循原指示而導致更大損害。於實務運作上，法院對於本條之適用，亦一貫採取嚴格態度，凡未能具體證明急迫性與合理性者，均難以免除受任人因逾越指示所生之責任。

總言之，民法第五百三十六條並非賦予受任人自由裁量權，而是於維護委任人利益之前提下，為避免不可回復損害所設之最小限度例外。受任人之地位，終究仍是「代他人處理事務者」，其一切行為，均應以委任人之利益與意思為中心。唯有在客觀急迫、且合理推知委任人亦會同意之情形下，受任人始得暫時偏離原指示，並於事後回歸委任人之決定。此正是本條在委任法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