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四百二十條裁判彙編-撤銷權之消滅002568

民法第420條規定：

贈與之撤銷權，因受贈人之死亡而消滅。

說明：

謹按受贈人死亡，為撤銷權消滅之當然原因。本條明為規定，蓋以防無益之爭論也。

民法第420條係屬債篇贈與專節之規定，乃針對該節所定贈與人或其繼承人之撤銷權（例如民法第408條贈與之任意撤銷、民法第412條受贈人不履行負擔之撤銷贈與、民法第416條因受贈人忘恩行為之撤銷等），明定「贈與之撤銷權，因受贈人之死亡而消滅。」（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易字第150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408條第1項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因本件贈與股份之權利尚未移轉，被上訴人自得依上開法條規定撤銷贈與，再被上訴人已於94年11月16日在原審以書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上開贈與契約既經撤銷，上訴人依照協議書請求移轉股份，即無依據。末按，贈與之撤銷權，因受贈人之死亡而消滅，民法420條固有規定，但該條所稱撤銷權係指民法416、417條之撤銷權，至於民法第408條第1項之撤銷權係基於贈與約束之特質、第412條第1項之撤銷權係基於雙務契約之特質，自不包括在內。是本件受贈人楊國連雖已死亡，被上訴人仍得依民法第408條第1項規定撤銷贈與（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重上更(一)字第42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四百二十條規定：「贈與之撤銷權，因受贈人之死亡而消滅。」此一條文雖僅短短一語，卻在整體贈與制度中占有關鍵地位，其功能並非創設新的撤銷事由，而是對前述各種撤銷權之存續界線加以劃定，藉由「受贈人死亡」這一客觀事實，作為撤銷權消滅之當然原因，使贈與關係在生命終結之際得以迅速定型，避免贈與人或其繼承人於事後再對既已終結之人格關係進行翻轉，從而維護法律關係之安定性。立法理由明言「受贈人死亡，為撤銷權消滅之當然原因。本條明為規定，蓋以防無益之爭論也」，其核心精神，正是在於以明文阻斷可能延伸至繼承階段的紛爭，使贈與關係不至於在受贈人死亡後仍長期懸置於不確定狀態。

從體系觀之，第四百二十條位於贈與專節之末端，具有總結性質。贈與制度前段透過第四百零八條以下諸規定，為贈與人設計多種撤銷機制，例如未交付前之任意撤銷、附負擔贈與因受贈人不履行負擔而得撤銷、受贈人忘恩行為之撤銷，以及繼承人基於受贈人故意不法行為而得行使之撤銷權等。這些規範共同形塑出一個以倫理與公平為導向的矯正體系，使贈與不致成為縱容不當行為或損害贈與人基本生活之制度。然而，若未為撤銷權之終止設下明確界線，則贈與關係可能在受贈人死亡後仍被反覆翻攪，甚至擴張至其繼承人身上，使原本專屬於當事人一身之倫理評價，轉化為對第三人財產狀態的追溯否定，顯失衡平。第四百二十條正是為避免此一後果而設，其意義在於宣示：撤銷權係以贈與人與受贈人之人格關係為基礎，受贈人既已死亡，該等基於人格信賴、恩義評價所生之形成權，即失其存在基礎，自應歸於消滅。

實務亦一再強調，第四百二十條所指之「贈與之撤銷權」，係針對贈與專節中以倫理、行為評價為基礎所設之撤銷權而言，例如民法第四百十六條之忘恩撤銷權、第四百十七條繼承人之撤銷權等。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一百零五年度上易字第一五○號民事判決即指出，民法第四百二十條係屬債編贈與專節之規定，乃針對該節所定贈與人或其繼承人之撤銷權，明定「贈與之撤銷權，因受贈人之死亡而消滅」，其目的在於使撤銷權不致於受贈人死亡後仍然存續。此一見解凸顯第四百二十條的規範對象，係那些以受贈人之人格行為為評價核心的撤銷權，而非一切基於契約結構或給付狀態所生之解除或拒絕履行權能。

因此，實務亦發展出重要區分：並非凡屬「撤銷」名義者，均受第四百二十條拘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九十七年度重上更(一)字第四十二號民事判決即指出，民法第四百二十條所稱撤銷權，係指民法第四百十六條、第四百十七條之撤銷權，至於民法第四百零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未交付前任意撤銷權，係基於贈與未完成之特質；民法第四百十二條第一項之撤銷權，則係基於附負擔贈與中受贈人不履行負擔之結構性失衡，兩者性質上並非基於受贈人之人格行為評價，而係基於契約尚未完成或契約基礎動搖所生之權能，故不在第四百二十條所稱撤銷權之列。換言之，第四百二十條之適用，必須以撤銷權係以受贈人之「行為評價」為基礎者為限，若係基於贈與未完成或契約結構失衡而生之形成權，則不因受贈人死亡而當然消滅。

此一區分，揭示第四百二十條之深層法理。撤銷權若係建立在受贈人之「忘恩」、「不法行為」等倫理評價之上，其本質乃是贈與人對受贈人個人行為所為之道德與法律反應，具有高度人格性。此種權利，原本即難以脫離當事人一身而獨立存在，若在受贈人死亡後仍可由贈與人或其繼承人對其繼承人行使，無異於將對死者行為之倫理制裁，轉嫁於與該行為無直接關聯之第三人，既不符合贈與制度之本旨，亦有違責任自負原則。故立法者選擇以受贈人死亡為界，斷然終結此類撤銷權，使其不再延伸至繼承階段，正是基於人格權利不可繼承之思想延伸。

反之，民法第四百零八條第一項之任意撤銷權，或第四百十二條第一項因受贈人不履行負擔而生之撤銷權，其基礎並非受贈人之人格行為評價，而是贈與尚未完成或契約基礎已動搖之客觀狀態。此類權利之存在，目的在於調整契約結構本身之公平，而非懲戒受贈人。其行使與否，與受贈人是否存活並無本質關聯，故實務認為不受第四百二十條所限制，縱使受贈人死亡，贈與人仍得於權利存續期間內行使。此種解釋，使第四百二十條之適用範圍精確聚焦於「人格性撤銷權」，避免過度擴張而侵蝕贈與人基於契約結構所享有之基本防禦手段。

從制度功能觀之，第四百二十條在贈與法制中扮演「終局封口條款」的角色。它使基於倫理評價而生之撤銷權，必須在受贈人生存期間內完成行使，否則即告消滅。此一設計迫使贈與人或其繼承人必須及時行動，避免權利長期懸置，同時也保障受贈人及其繼承人對財產狀態之信賴，使其不致在受贈人死亡後，仍面臨來自過往贈與關係的追溯性威脅。此種時間界線之設定，兼顧倫理制裁與交易安定兩項價值，使贈與制度既能回應不當行為，又不致演變為無限期的不確定風險。

總體而言，民法第四百二十條所展現的，不僅是一項技術性的權利消滅規定，更是一種對贈與關係本質的深層定位。贈與原係建立於人格信賴與恩惠關係之上，其撤銷亦多以倫理評價為依歸。然此種評價，終究應止於當事人生命關係之範圍內，不宜延伸至繼承階段而對第三人產生制裁性效果。透過明文規定受贈人死亡即使撤銷權消滅，立法者為贈與關係劃下一條清楚的終點線，使法律不再於生命終結後，繼續追究基於人格所生之恩怨。此一規範，使贈與制度在倫理與安定之間取得平衡，亦使贈與關係最終能在生死之際歸於確定，展現私法體系對「人格性法律關係」應有之界線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