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四百十八條裁判彙編-贈與人之窮困抗辯(贈與履行之拒絕)002566

民法第418條規定：

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其經濟狀況顯有變更，如因贈與致其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或妨礙其扶養義務之履行者，得拒絕贈與之履行。

說明：

查民律草案第六百二十四條理由謂贈與人雖已為贈與，若履行其契約，則恐不能維持與自己身分相當之生計，或不能履行扶養義務者，應使其有拒絕履行贈與之權，以保護其利益。此本條所由設也。

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其經濟狀況之變更，除具有惡意之特別情形外，並不問其原因如何，即與其變更之為自致或他致無關，觀諸民法第四百十八條之立法意旨自明（最高法院判例41年台上字第4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

又按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其經濟狀況顯有變更，如因贈與致其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或妨礙其扶養義務之履行者，得拒絕贈與之履行，民法第四百十八條固定有明文，惟觀諸同法第四百零八條規定贈與物未交付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可得知贈與人之窮困抗辯係以贈與人尚未交付贈與物為前提（臺灣臺南地方法院84年度訴字第1590號民事判決）。按民法第四百十八條固明定：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其經濟狀況顯有變更，如因贈與致其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或妨礙其扶養義務之履行者，得拒絕贈與之履行。然行使此項抗辯權，須於贈與約定後，標的物未交付前為之，若標的物業已交付，則贈與人即無此項抗辯權（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49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四百十八條所建構者，乃贈與制度中一項極具人道與社會政策色彩之安全閥機制。贈與本質上屬於無償契約，係基於贈與人之自由意思，將其財產利益移轉於他人，法律原則上尊重其處分自由，並透過第四百零八條之撤銷權、第四百十六條以下之倫理制裁規範，維持贈與制度之公平與秩序。然而，若贈與人於約定後，其經濟狀況顯有變更，致履行贈與將危及其基本生計，甚至妨礙其對依法應扶養之人履行扶養義務，法律即不宜仍以契約拘束力為由，迫使其履行無償給付義務。第四百十八條正是在此價值基礎上，賦予贈與人於特定條件下拒絕履行贈與之權利，使贈與自由不至於反轉為自我毀滅之工具。

本條規定，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其經濟狀況顯有變更，如因贈與致其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或妨礙其扶養義務之履行者，得拒絕贈與之履行。其構成要件可歸納為三層意涵：第一，須發生於「贈與約定後」之經濟狀況變更；第二，該變更須達「顯有變更」之程度；第三，履行贈與將致其生計受重大影響，或妨礙其法定扶養義務。此三者兼備時，贈與人即取得一項抗辯權，得拒絕履行尚未交付之贈與。

立法理由已明確揭示本條之精神所在。民律草案第六百二十四條指出，贈與人雖已為贈與之意思表示，然若履行將使其不能維持與其身分相當之生計，或不能履行扶養義務，應使其得拒絕履行，以保護其利益。此處所保護者，並非贈與人之財產利益本身，而是其作為自然人所應享有之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對家庭成員負擔之倫理與法律責任。換言之，第四百十八條將「生計維持」與「扶養義務」置於契約拘束力之前，顯示民法在贈與關係中，並未採取絕對契約至上之立場，而是引入社會法式之價值修正，使私法秩序得以回應現實生活風險。

實務見解進一步強化此一立法意旨。最高法院四十一年台上字第四號判例指出，贈與人於約定後經濟狀況之變更，除具有惡意之特別情形外，並不問其原因為自致或他致，均得適用第四百十八條。此一見解具有關鍵意義，因其排除了「自招風險不得主張」之一般契約法思維，承認即便經濟困境係因贈與人自身投資失利、經營不善所致，只要非出於惡意設計，即不因此喪失窮困抗辯權。其背後反映者，乃對「人之生存優先於財產處分承諾」之價值肯認。

然而，本條所賦予者並非撤銷權，而是一種拒絕履行之抗辯權，其適用前提具有時間上的嚴格限制。觀諸民法第四百零八條規定，贈與物未交付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可知贈與關係於交付前仍處於不穩定狀態。第四百十八條之窮困抗辯，亦係建立於贈與尚未履行之階段。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一五九○號民事判決即指出，贈與人之窮困抗辯係以贈與人尚未交付贈與物為前提。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五四九號民事判決亦明確表示，行使第四百十八條之抗辯權，須於標的物未交付前為之，若贈與物業已交付，贈與人即無此項抗辯權。此一界線，確保法律在保護贈與人之同時，仍維持交易安定與受贈人信賴之基礎。

從體系上觀察，第四百十八條與第四百零八條、第四百十六條以下之撤銷制度，分別構成贈與關係中「事前保護」與「事後制裁」之雙重結構。第四百零八條與第四百十八條均發生於交付前，前者賦予贈與人自由撤銷之權，後者則在贈與人經濟狀況惡化時，提供更具正當性基礎之拒絕履行權。兩者皆使贈與人得避免履行不利於自身之無償給付。至於第四百十六條以下，則著眼於交付後受贈人之忘恩行為，屬於倫理制裁層次。此種前後呼應之制度設計，使贈與法制既能維持慷慨行為之自由，又不致使其演變為對自身生存權與家庭責任之犧牲。

在舉證責任分配上，實務亦採取一般民事訴訟法之原則。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明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負舉證責任。故贈與人主張依第四百十八條拒絕履行時，須具體證明其經濟狀況於約定後顯有變更，並證明履行贈與將對其生計造成重大影響，或妨礙其扶養義務之履行。僅泛稱「經濟困難」尚不足構成要件，法院將綜合贈與人之財產狀況、收入來源、生活費用、扶養對象之實際需求，以及贈與標的之價值與比例，進行實質判斷。

值得注意者在於，本條所稱「生計有重大之影響」，並非以陷於赤貧為必要。其標準係相對於贈與人身分、生活型態與社會地位而判斷，重點在於是否足以動搖其維持合理生活之能力。至於「扶養義務之妨礙」，則須以民法所規定之法定扶養關係為限，並非僅指道德上之照顧責任。倘履行贈與將使贈與人無力負擔未成年子女、配偶或父母之生活所需，即屬本條欲防止之情形。

總結而言，民法第四百十八條乃贈與法制中一項極具人本精神之規範，其核心不在否定贈與之拘束力，而在於宣示：無償給付之承諾，不應以犧牲贈與人之基本生存與家庭責任為代價。法律在此處為贈與自由設下一道底線，使其不至於反轉為對自身與家庭的不義。透過交付前之時間限制、顯著變更與重大影響之嚴格要件，以及由贈與人負舉證責任之制度安排，本條在保護弱勢與維護交易安定之間，建立起一條精緻而克制的平衡線，使贈與制度得以在慷慨與自保之間，維持其應有的倫理與法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