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四百十四條裁判彙編-附負擔贈與之瑕疵擔保責任002562

民法第414條規定：

附有負擔之贈與，其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於受贈人負擔之限度內，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

說明：

謹按附有負擔之贈與，其贈與物或權利如有瑕疵，則受贈人必因此瑕疵而減少其所受之利益，然其所約定之負擔則仍如故也。此時受贈人所得之利益，與所負之負擔，既非相當之價值，自受不當之損失。故為保護受贈人之利益計，應使贈與人於受贈人負擔之限度內，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俾昭公允。此本條所由設也。

另按繼承乃係概括之承繼被繼承人之一切權利義務，包括契約之當事人地位；換言之，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條、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繼承人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當然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並無待於繼承人之主張，與特定繼受人只繼受權利者不同（最高法院三十二年度上字第四四二號判例參照）；而受贈人對於贈與物，依民法第四百十四條之規定，除負有負擔之贈與，其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於受贈人負擔之限度內，負與出賣人同一擔保責任外，亦應承受贈與物之一切權利義務；而由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建屋時與訴外人癸○○間既已成立使用借貸契約，並已生效，則揆諸前揭說明，上訴人於其父癸○○死亡後，因繼承及贈與而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自應繼受前開使用借貸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亦無疑義。再參諸依民法第四百七十二條之規定，有關貸與人死亡並非得終止借貸契約之要件；亦即使用借貸關係之消滅，其原因有四，即使用借貸契約所定之期限屆滿時。使用借貸契約未定期限者，依借貸之目的已使用完畢者。通常終止，即民法第四百七十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一項所歸仁之情形。非常終止，即民法第四百七十二條第一至四款之情況。至於貸與人死亡，除其繼承人因而需用借用物外，不為終止借貸契約之原因以觀；上訴人主張貸與人死亡，使用借貸關係即為終止，被上訴人自屬無權占有；且上訴人為繼承人，並不當然繼受前手債權債務關係云云，顯不足採。而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丙○○之占有系爭建物既係本於其與上訴人間之使用借貸契約關係，自非無法律上原因，自亦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換言之，應無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88 年度 上 字第 435 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四百十四條規定：「附有負擔之贈與，其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於受贈人負擔之限度內，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此一條文，位於贈與編中承接第四百十二條與第四百十三條而來，構成附負擔贈與制度的最後一道關鍵防線。其制度意旨在於：當贈與已不再是單純的無償給付，而係附加受贈人一定給付義務時，若贈與標的存在瑕疵，致受贈人實際所受利益減損，而其負擔卻仍須履行，則受贈人將陷於「利益縮水、義務不減」的不公平狀態。為調和此一失衡，法律乃於「受贈人負擔之限度內」，使贈與人負與出賣人同一之瑕疵擔保責任，以昭公允。

此一規範的核心，在於對附負擔贈與之性質作出精細調整。一般贈與，依民法第四百十一條，原則上不生瑕疵擔保責任，除非贈與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保證無瑕疵，僅負損害賠償義務，且不生解除權。其理由在於贈與為無償行為，受贈人本不應期待如同買賣般的完整保護。然而，一旦贈與附加負擔，情況即生變化。受贈人不僅取得標的，同時須履行一定義務，雖非對價，但已實質承擔經濟負擔。若標的物或權利存在瑕疵，使其實際價值低於預期，而負擔仍須履行，受贈人即因瑕疵承受雙重不利。第四百十四條正是基於此一風險轉移現象，將贈與部分「買賣化」，於受贈人負擔之限度內，引入買賣之瑕疵擔保機制。

條文所稱「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係指適用買賣編中關於瑕疵擔保的完整體系，包括減少價金、解除契約、請求修補、替換及損害賠償等權利。其適用範圍，並非無限制地全面擴張，而是以「受贈人負擔之限度內」為界。此一限制，與第四百十三條所揭示之「價值上限原則」相互呼應，使附負擔贈與仍維持其無償本質，而僅於受贈人實際承擔義務的範圍內，轉換為有償契約式的風險分配。換言之，贈與人並非因附負擔即全面承擔買賣責任，而僅在受贈人已為或應為負擔之價值範圍內，負同一責任，以維持利益與風險之對稱。

從制度結構觀察，第四百十四條實際扮演「風險平衡器」的角色。第四百十二條賦予贈與人於受贈人不履行負擔時請求履行或撤銷贈與之權；第四百十三條則限制受贈人履行負擔之責任上限；第四百十四條則在標的存在瑕疵時，將部分風險回歸贈與人，使其於一定範圍內承擔與出賣人相同之責任。三者合併運作，使附負擔贈與既保留贈與的倫理與彈性，又避免因負擔存在而產生實質不公平。

實務上，第四百十四條的適用，常涉及「負擔之範圍」與「瑕疵影響程度」的認定。所謂「負擔之限度」，應以受贈人依契約實際負擔或應負擔之給付價值為準。若負擔為金錢給付，則以其金額為界；若為非金錢給付，例如長期照顧義務、維持用途、提供服務等，則須依具體情狀折算其經濟價值。瑕疵對標的價值之影響，則須評估其是否使受贈人所受利益低於負擔之對價基準。唯有在此失衡存在時，第四百十四條方發揮功能，使贈與人於該失衡範圍內，承擔出賣人式的擔保責任。

此一制度亦與贈與人死亡後之法律效果緊密相關。實務指出，繼承係概括承繼被繼承人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當然承受其財產上之法律地位。附負擔贈與關係中，贈與人對受贈人所負之瑕疵擔保責任，亦屬財產上義務，繼承人自應承受。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八年度上字第四三五號判決即指出，受贈人對於贈與物，除第四百十四條所規定之擔保責任外，亦應承受贈與物之一切權利義務；若贈與標的原已存在使用借貸等法律關係，受贈人取得所有權後，即應繼受該關係之一切權利義務。此一見解顯示，附負擔贈與並非僅為單向給付，而係將標的連同其法律狀態一併移轉，瑕疵擔保責任正是其中調整風險的重要環節。

第四百十四條亦具有防止制度濫用的功能。若無此規定，贈與人得藉「贈與」之名，附加實質重大負擔，卻因贈與性質而免除瑕疵責任，將標的缺陷風險全數轉嫁予受贈人，形成「有負擔而無保障」的畸形結構。立法者以「於負擔限度內，負與出賣人同一責任」的方式，避免此一結果，使附負擔贈與不致成為規避買賣法制的工具。

在體系定位上，第四百十四條並未動搖贈與之無償本質，而是採取「局部有償化」的調整模式。其並非將附負擔贈與全面視為有償契約，而僅在受贈人已承擔義務的範圍內，引入有償契約的保護機制。此一作法，既尊重贈與的倫理基礎，又兼顧交易公平與風險對稱，反映出民法在無償行為規範上的高度精緻化。

綜合而言，民法第四百十四條所展現的，是私法在無償與有償之間所作的細膩平衡。附負擔贈與原本位於兩者交界，既非純然無償，亦非真正交換。法律藉由「負擔限度內之買賣式擔保責任」設計，使風險配置回歸公平，使受贈人不因善意接受而蒙受不成比例的損失，使贈與人亦不因附加負擔而完全喪失無償行為的彈性。此一制度，使附負擔贈與得以在倫理、目的與公平之間取得穩定平衡，亦彰顯民法對交易正義與社會秩序的深層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