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三百六十九條裁判彙編-標的物與價金交付時期002509

民法第369條規定：

買賣標的物與其價金之交付，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應同時為之。

說明：

謹按買賣之標的物，與其價金之交付，原則上應使同時為之，俾符當事人之意思。若法律別有規定，或契約別有訂定，或另有習慣者，則應從其所定。此本條所由設也。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而主動債權之附有同時履行抗辯權者，性質上即不許抵銷，否則無異剝奪對方之抗辯權。本件上訴人固有依法解除另件買賣契約，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其已付價金之權利，然依民法第三百六十九條規定，買賣標的物與其價金之交付，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應同時為之。又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為同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款所明定。足見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請求其返還另件之買貨價金，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其交付之貨品。自不許上訴人以其對被上訴人另件之返還價金債權與被上訴人之系爭價金債權，主張抵銷。縱種類相同之主動債權附有抗辯權而被動債權未附抗辯權，仍宜解為性質上不能抵銷，蓋如附有同時履行之抗辯，而受動債權無此抗辯時，如許其抵銷，即與無故剝奪被抵銷人之抗辯權無異。是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另件之同時履行抗辯權既未歸於消滅，且其就另件債務之存在又有爭執，即與前開抵銷之要件不合，上訴人尚無權以另件貨款（價金）主張與系爭價金相互抵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18號民事判決）。

民法第三百六十九條規定：「買賣標的物與其價金之交付，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應同時為之。」此一條文雖僅短短數語，卻在買賣契約體系中占據極為關鍵之地位，其所確立者，並非僅是給付時點之技術性安排，而是整個雙務契約風險分配與對價平衡的核心原則。買賣本質上乃「以物易價」之交換行為，標的物與價金互為對價，任何一方若被迫先為履行而無法即時取得對待給付，均將承擔不對稱之風險，從而破壞契約公平。立法者因此以「同時交付」作為原則性規範，使出賣人與買受人於無特別約定時，均得以「未交物則不付款」、「未付款則不交物」作為防禦，確保雙方履行義務之同步性。

條文並非強行規定，而屬補充規範。立法理由已明示，買賣之標的物與其價金之交付，原則上應使同時為之，以符合當事人之意思；若法律別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者，則應從其所定。是以，當事人得依交易需要，自由約定先付款後交貨、分期付款、尾款保留、貨到付款等模式，亦得依交易慣例行之。惟在欠缺此等特約或習慣時，法律即回歸至「同時履行」之預設狀態，作為契約內容之補充，避免因約定不明而導致履行風險無所依循。

此一原則，與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所定同時履行抗辯權，形成密切的體系連結。雙務契約中，當事人互負對待給付義務時，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第三百六十九條正是在買賣關係中，具體化此一原理，將「同時履行」轉化為買賣給付時期的基本模式。其制度意義，在於避免任何一方在未取得對價前，單方面承擔履行風險，亦避免因先履行而陷於對方履約能力不確定之危險。

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一八號民事判決，正可作為第三百六十九條體系意義之典型展現。該案中，上訴人主張其已依法解除另件買賣契約，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付價金，因而欲以該返還價金債權，與系爭價金債權相互抵銷。然法院指出，依第三百六十九條規定，買賣標的物與其價金之交付，原則上應同時為之；又契約解除時，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規定，雙方負回復原狀之義務，仍屬對待給付關係。換言之，被上訴人對於返還價金之請求，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其所交付之貨品。在此情形下，上訴人之返還價金債權，性質上附有同時履行抗辯權，依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所定抵銷制度，屬於「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之類型，自不得與系爭價金債權相互抵銷。

該判決進一步指出，即便主動債權與被動債權在種類上相同，若其中一方附有同時履行抗辯權，而他方未附此抗辯權，仍應解為性質上不能抵銷。蓋若容許抵銷，即等同剝奪被抵銷人之抗辯權，使其喪失「先得對待給付始負履行義務」之保障，違反雙務契約風險平衡之基本原理。此一見解，清楚揭示第三百六十九條不僅規範給付時期，更深刻影響抵銷制度之適用邊界，形塑債法體系內部關於抗辯權與債權自由流通之重要界線。

從體系觀察，第三百六十九條所建立之同時履行原則，亦延伸至買賣解除後之回復原狀關係。契約解除後，雙方互負返還義務，原則上仍屬對待給付，彼此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此一設計，避免一方在解除後，必須先返還所受領之給付，而無法確保對方亦同步返還，從而維持解除後關係之公平與均衡。換言之，即便買賣關係已消滅，其所衍生之返還義務，仍承襲原有對價結構，繼續適用同時履行之精神。

在現代交易實務中，第三百六十九條之意義尤為鮮明。不動產交易中常見之「過戶同時交付價金」，動產交易中普遍採行之「貨到付款」，乃至於商業交易中透過履約保證、保管帳戶、第三方託管等制度所追求之「履行同步化」，皆可視為同時履行原則之具體化。即便當事人另行約定分期付款或先行交付，其所以需要明確約定，正是因為法律原則原本即要求同時交付。第三百六十九條因此具有重要的預設功能，使當事人於未特別約定時，自然回歸至風險均衡的履行模式。

此條亦與第三百六十八條所定價金支付拒絕權形成層次分工。第三百六十九條處理的是「一般狀態下」給付時期之安排，而第三百六十八條則專門因應「權利不安」之例外情形。當標的物權利狀態穩定時，標的物與價金原則上應同時交付；當買受人有正當理由恐第三人主張權利時，始得暫時拒付價金。此一結構，使買賣法在「正常交易」與「風險浮現」兩種情境下，分別配置適當規則，兼顧交易效率與風險分配之公平。

總結而言，民法第三百六十九條所確立之「標的物與價金同時交付」原則，並非僅屬履行時點之技術規範，而是雙務契約體系中，關於風險分配、抗辯權行使與債權平衡的制度核心。其透過與同時履行抗辯權、抵銷制度及解除後回復原狀規範之連動，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對價保障機制。實務見解進一步揭示，凡附有同時履行抗辯權之債權，性質上即不許抵銷，否則將無端剝奪對方之防禦地位。由此可見，第三百六十九條在民法體系中，實為買賣對價結構之樞紐，其所承載者，正是交易安全與契約公平的根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