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八十條裁判彙編-不得請求退還之不當得利(不法之原因)002012

民法第180條規定：

給付，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返還：

一、給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

二、債務人於未到期之債務因清償而為給付者。

三、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

四、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但不法之原因僅於受領人一方存在時，不在此限。

說明：

民法不當得利制度之核心，在於調整欠缺正當法律基礎的財產移轉，使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者，返還其所取得之利益，以回復當事人間的財產平衡。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即明文揭示此一原則，構成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一般基礎。然而，立法者亦深知，若一味強調形式上的「無法律上原因」，而忽略給付行為本身的價值判斷與法秩序整體觀念，將可能導致制度被濫用，甚至反而鼓勵違法行為。因此，民法第一百八十條即設計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限制規定，明定若干「不得請求返還」的例外情形，其中第四款「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但不法之原因僅於受領人一方存在時，不在此限」，即屬最具倫理性與價值判斷色彩的規範。

從規範結構觀察，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的立法意旨，並非否定不當得利制度的存在，而是基於「法不保護不法」與「任何人不得因自己之不法行為而獲益」的基本原則，拒絕賦予給付人返還請求權。換言之，當給付本身即係以不法為目的，或係為達成違反法律、善良風俗或社會秩序之結果而為之，若仍允許給付人於事後反悔並請求返還，將形同縱容不法行為，並破壞法律秩序的價值體系。

惟值得注意的是，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並非採取全面否定返還的立場，而係設有重要但書，即「不法之原因僅於受領人一方存在時，不在此限」。此一但書，顯示立法者在嚴守法秩序價值的同時，仍試圖在雙方責任歸屬上作出細緻區分，避免因形式上涉及不法，即一概否定給付人之返還請求權，導致實質不公平。

受領人因重大過失致款項被溢領，並非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按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係規定，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但不法之原因僅於受領人一方存在時，不在此限。是縱上訴人有監督不週之重大過失，致款項被溢領，亦非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並無上開條款之適用。原判決竟將被上訴人之溢領款項，謂為上訴人因不法原因而為給付，不得請求返還，殊欠允洽。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應返還其所受之利益，並不以明知其所受之利益為無法律上原因為要件，僅於受領人為善意時，以現時利益為限負返還義務，若受領人於受領時為惡意者，不問所受利益是否存在，均須返還。」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5號判決）

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

實施詐欺行為之詐術，非以欺罔為限，即利用人之錯誤使其為財物之交付亦屬之。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冒名登記為所有人之錯誤，致通知上訴人繳納其差額地價，而上訴人必須憑該地價收據，始能取得增配土地之所有權，顯在意圖取得非法利益而為給付，其給付之原因不法，依法自不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1092號判例)

實務上，對於「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之解釋，向來採取實質判斷標準，而非僅以給付結果是否違法作為唯一判準。最高法院六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九二號判例即指出，所謂不法之原因，並不限於直接違反刑罰法規之情形，凡係以取得非法利益為目的，或利用他人錯誤而為財產移轉之行為，均可能構成不法原因。

當事人冒名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致主管機關誤認其為真正權利人而通知其繳納差額地價，當事人明知須憑該地價收據始能取得增配土地之所有權，仍予以繳納，其給付行為顯係意圖藉由詐術取得非法利益，法院即認定該給付原因不法，依法不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由此可知，不法原因之判斷，重點並不在於給付行為本身是否形式合法，而在於其目的是否違反法秩序之價值判斷。若給付係為促成詐欺、賄賂、違法交易、脫法行為或其他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之目的，即便給付行為表面上符合一般法律形式，仍可能被認定為不法原因給付，而排除返還請求權。

然而，並非凡涉不法因素即當然適用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四十五號判決即清楚指出，若給付並非出於不法目的，而僅係給付人自身因重大過失、監督不周或內部管理疏失，致款項被他人溢領，則該給付並非因不法之原因而為，並無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之適用。該判決進一步說明，即使給付人對於款項流失具有重大過失，仍不等同於「不法原因」，原審若僅因給付人有過失，即認定其給付係因不法原因而為，進而否定返還請求權，顯屬不當。

此一判決具有重要指標意義，清楚劃分「不法原因」與「過失給付」之界線。實務一致認為，不法原因須存在於給付行為本身之目的或動機，而非僅因給付結果不當，或給付人內部管理失當，即可遽認為給付係不法。否則，將使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之適用範圍過度擴張，反而侵蝕不當得利制度本應保障之財產公平。

在不法原因給付的返還問題上，另一關鍵在於雙方是否「共同不法」。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的規範精神，乃是對於「雙方皆參與不法」之情形，採取不介入、不救濟的態度，避免司法成為不法行為的善後工具。學說與實務多認為，若給付人與受領人係基於共同不法目的而為給付，例如行賄與受賄、非法交易對價、賭博輸贏之清償等，即屬典型不法原因給付，給付人自不得事後請求返還。

反之，若不法原因僅存在於受領人一方，而給付人並未參與或知悉該不法目的，則依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但書規定，仍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此一設計，體現民法在價值判斷上的精細平衡，即僅在雙方均具有不法性時，始排除返還請求權，避免將不法行為之風險全數轉嫁於無辜或僅具輕微可責性的一方。

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四十五號判決亦明確指出，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應返還其所受之利益，並不以其明知受領之利益為無法律上原因為要件，僅於受領人為善意時，以現存利益為限負返還義務；若受領人於受領時為惡意者，不問所受利益是否尚存，均須返還。此一見解顯示，即便在不法原因爭議中，法院仍嚴守不當得利制度關於善意、惡意與返還範圍之基本結構，而非一概以價值判斷取代法條體系。

綜合觀察實務見解可知，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的適用，實際上建立於三項核心判斷基準之上。第一，給付行為是否以違反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為目的，亦即是否存在不法原因。第二，該不法原因是否同時存在於給付人與受領人雙方，或僅存在於一方。第三，若排除返還請求權，是否符合「法不保護不法」之基本法理，且未造成顯失公平的結果。

在此框架下，實務得以在嚴守法秩序價值與維護財產公平之間，取得必要平衡。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並非懲罰性規範，而是一項價值取向鮮明的制度性選擇，其目的在於避免司法體系成為不法行為的補救管道，同時亦透過但書設計，防止無辜一方因他人不法而承擔不合理風險。

總結而言，「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不得請求返還」並非單純以違法與否作為形式判斷，而是必須回歸給付行為的目的、動機與雙方可責性進行整體評價。透過最高法院長期穩定的裁判見解，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已逐步形成一套兼顧法秩序價值、責任歸屬與實質公平的適用標準，使不當得利制度在否定不法、維護正義與避免制度濫用之間，得以維持其應有的理論深度與實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