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裁判彙編-時效抗辯行使及限制001872

民法第144條規定：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

說明：

民法第144條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本條文是整個消滅時效制度中極具核心地位的規範，明確界定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所享有的抗辯權性質與行使範圍，並同時限制債務人於履行後反悔請求返還之情形。其立法目的在於平衡債權人與債務人之權益，維持交易安全與法律秩序的安定，防止債務人濫用時效完成的利益，同時也確保債權人在特定情況下仍可獲得合理的保障。

依本條第1項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此即所謂「時效抗辯權」。在我國民法制度中，消滅時效的完成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而是產生一種「抗辯權發生」的效果。換言之，時效完成僅賦予債務人可以拒絕履行的權利，並未消滅債權人的債權存在。債權人之債權在實體上仍然存在，只是失去請求法院強制執行的效力，成為所謂的「自然債」。自然債之存在，使債務人若自願履行仍屬合法有效，債權人得以受領該給付，且不得被要求返還。此即民法第144條第2項所揭示之「履行後不得返還」原則。此一設計，體現法律對誠信原則及交易安定的尊重，也顯示時效制度的目的在於保障社會秩序與權利行使的時限，而非單純懲罰債權人怠於行使權利的行為。

民法第144條的設計旨在保障債務人的權益，賦予其在時效完成後拒絕履行的權利。但同時，該條文也限制債務人濫用這一權利，尤其是當債務人自願履行或承認債務時，不能再主張時效抗辯。此外，在特定情況下，如強制執行導致的履行，債務人仍可以主張不當得利請求返還。

民法第144條的規定，涉及時效抗辯的行使及其限制，具體說明當債務人得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給付的權利，同時也明確在某些情況下，債務人履行後不得要求返還的情況。該條文旨在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權利，防止債務人在時效完成後濫用抗辯權，也保障在某些情況下債務人的利益。

債務人的時效抗辯權： 第144條第1項，債務人在消滅時效完成後，有權拒絕履行該債務，這是債務人的一項抗辯權。這意味著，債務人可以在債權人請求履行時，依據時效完成的事實主張抗辯，並拒絕支付。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債權本身當然消滅，而是債務人得以抗辯的權利來拒絕給付。

履行後不得要求返還： 第144條第2項，如果債務人在時效完成後仍自願履行其債務，則他不能以不知時效已經完成為由要求返還已履行的給付。這項規定防止債務人在已自願履行債務後，試圖以時效為由再次挑戰其支付行為。此外，若債務人與債權人達成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供擔保，亦不得再主張時效抗辯。

最高法院106年度上字第919號判決：時效完成後，債務人雖然可以主張抗辯，但該抗辯權僅能針對債務人的主動給付。若給付是基於法院的強制執行，則債務人有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給付。此處援引民法第180條第3款的反面解釋，債務人在非自願情況下履行時，有權主張返還。

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2868號判決： 債務人在時效完成後承認債務的行為，儘管此承認不會中斷時效，但若債務人在明知時效已經完成後仍作出承認行為，這相當於拋棄其時效抗辯的利益，並因此不能再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給付。

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03號判例：不當得利的成立條件是無法律上原因的受益。若債務人基於時效完成的事實取得權利，這是有法律基礎的，故不屬於不當得利的範疇。

時效抗辯的行使：債務人在消滅時效完成後，可以拒絕履行已過時效的債務。然而，如果債務人自願履行該債務，則不得再以時效為由請求返還給付。

法律上的公平平衡：時效抗辯權的行使需符合誠信原則，不能濫用。例如，若債務人明知時效已經完成，卻仍然承認債務，則視為其放棄抗辯權，不得再主張時效抗辯。

債務人已經向債權人主張時效消滅拒絕給付，債權人仍執執行名義（本件問題之本票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財產時，因非基於債務人任意為之，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之反面解釋，債務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債權人返還。此依最高法院106年度上字第919號判決所示：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後，依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固係採抗辯權發生主義，債務人僅因而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惟如債務人行使此項抗辯權，表示拒絕給付，債權人之請求權利因而確定的歸於消滅，債務人即無給付之義務，嗣後如因法院之強制執行而為給付，因非基於債務人任意為之，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之反面解釋，債務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債權人返還。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3號判決）

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之承認，為認識他方請求權存在之觀念表示，僅因債務人一方行為而成立，此與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後段所謂之承認，須以契約為之者，性質迥不相同。又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所為之承認，固無中斷時效之可言，然既明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仍為承認行為，自屬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且時效完成之利益，一經拋棄，即恢復時效完成前狀態，債務人顯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

（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2868號民事判例）

不當得利，須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為其成立要件，其因時效而取得權利，民法上既有明文規定，即與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之情形有別，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

（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03號民事判例）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起訴，縱已逾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所定之時效期間，但上訴人在原審並未以此為抗辯，原審未予置議，自不能謂為違法。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條之規定，雖不適用於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開始之繼承，而其規定之趣旨則為同編施行前之法例所同認，父先於祖死亡者，祖之繼承開始雖在同編施行之前，不得謂孫無代位繼承權，同編施行法第二條所謂直系血親尊親屬，非專指父母而言，祖父母以上亦在其內，祖之繼承開始如在同條所列日期之後，孫女亦有代位繼承權，代位繼承，係以自己固有之繼承權直接繼承其祖之遺產，並非繼承其父之權利，孫女對於其祖之遺產有無代位繼承之資格，自應以祖之繼承開始時為標準而決定之，祖之繼承開始苟在同條所列日期之後，雖父死亡在同條所列日期之前，孫女之有代位繼承權亦不因此而受影響。被上訴人於某甲繼承開始後，縱未即為代位繼承之主張，亦不得因此謂其代位繼承權已合法拋棄。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92號民事判例）

最高法院歷年判決明確闡述此原則的法律效果。依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3號判決所述，倘若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主張抗辯拒絕給付，而債權人仍憑執行名義（如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之財產時，因該給付並非債務人任意為之，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之反面解釋，債務人可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後，依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固係採抗辯權發生主義，債務人僅因而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惟如債務人行使此項抗辯權，表示拒絕給付，債權人之請求權利因而確定的歸於消滅，債務人即無給付之義務，嗣後如因法院之強制執行而為給付，因非基於債務人任意為之，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之反面解釋，債務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債權人返還。」此判例強調，債務人自願履行與被迫履行之法律效果有別，前者因出於自由意思表示，不得主張返還，後者則因非出於任意，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

同樣，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2868號判例進一步說明「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承認債務」之法律效果。判決指出：「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之承認，為認識他方請求權存在之觀念表示，僅因債務人一方行為而成立，此與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後段所謂之承認，須以契約為之者，性質迥不相同。又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所為之承認，固無中斷時效之可言，然既明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仍為承認行為，自屬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且時效完成之利益，一經拋棄，即恢復時效完成前狀態，債務人顯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此判決之重點在於，時效抗辯權雖屬債務人之權利，但亦屬形成權性質，得以放棄。當債務人於明知時效已完成後仍明示或默示承認債務存在，即構成拋棄時效抗辯之利益，其後不得再以時效為由拒絕給付。該規範體現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之精神，使債務人不得利用時效抗辯權作為反覆操弄的工具。

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03號民事判例則針對不當得利之適用界限提出明確見解。判決指出：「不當得利，須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為其成立要件，其因時效而取得權利，民法上既有明文規定，即與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之情形有別，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換言之，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取得拒絕給付之利益，係基於法律所賦予之權利，有其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因此債權人不得以此為由主張返還。此一見解與前述「強制執行非任意履行」之區分並不矛盾，因前者係基於法律授權之權利取得，後者則因非自願行為喪失該授權效果。

此外，最高法院106年度上字第919號判決亦指出：「時效完成後，債務人雖得主張抗辯，但該抗辯權僅能針對債務人之自願給付行為。若給付係基於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該案再次確認，債務人之抗辯權雖具有防禦性質，但不影響債權本體存在，亦不排除債務人在特定情況下依法請求返還之可能。

從制度面觀察，民法第144條第1項與第2項共同構築「時效抗辯權的行使與限制」之完整體系。其一，第1項賦予債務人抗辯權，使其在權利行使時間屆滿後可拒絕給付，以維護法律關係之安定性。其二，第2項則以誠信原則為核心，限制債務人濫用抗辯權，特別是在履行後反悔請求返還的情況。該條文結構表明，時效抗辯權非債務人任意操控之特權，而是受法律誠信拘束的防禦性權利。

進一步言之，時效制度的目的在於促進權利行使之及時性，防止長期爭訟及證據滅失，但並非鼓勵債務人逃避合法責任。若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前即故意隱匿債務、誤導債權人或妨礙其行使權利，法院可依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原則限制其抗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6號判決曾明確指出：「倘債務人對債權人之未能行使權利有可責難之事由，參照債務人行為內容與結果，及該案各種事實關係等，足認債務人時效抗辯權之行使有悖誠信原則，致權義失衡而有失公允者，應認其抗辯屬權利濫用而違反誠信原則。」法院強調，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維持法律安定，而非助長不誠實行為；因此，濫用抗辯權違反公平正義時，法院得排除其效力。

在具體應用上，若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自願履行債務，如繳付本金、利息或提供擔保，即視為承認債務並放棄時效抗辯。此承認無須書面明示，實務上只要行為足以表達承認債務存在之意思，即具法律效力。反之，若債務人於法院強制執行程序中被迫履行，則其給付不屬自願，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這樣的區分不僅體現出民法第144條的制度邏輯，也兼顧債務人自主意志與程序正義之平衡。

學說上普遍認為，時效抗辯權屬「形成權」性質，其效力須經債務人明確行使方能發生，並非自動發生。債務人若未主張，法院不得依職權宣告時效完成。此原則確保時效抗辯為債務人之選擇權，而非法律強制消滅債權之機制。然一旦債務人明確主張時效完成並拒絕履行，債權即喪失強制執行力，成為自然債關係。

從比較法角度觀察，時效制度起源於羅馬法，其核心精神在於「法律不保護長期怠惰者」（vigilantibus non dormientibus iura subveniunt），意即法律只保護勤於行使權利者。現代民法繼受此理念，同時引入誠信原則的調和，使制度既能促進法律安定，又避免違背社會正義。民法第144條的設計正是這兩種價值的交會點，既保障債務人免於無限追訴之困境，又防止債務人利用制度漏洞圖利自身。

綜合而論，民法第144條所規範的時效抗辯行使及限制，兼具防禦性與倫理性功能。其防禦性在於保障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可拒絕給付，維護法的安定；其倫理性則在於限制債務人濫用抗辯權，防止誠信破壞。最高法院歷年判決所揭示之原則，與憲法法院對法律安定與實質正義的平衡要求相符。消滅時效制度既非單純保護債務人之工具，也非債權人懲罰機制，而是以誠信為基礎、以秩序為目標的民法核心機制。

因此，民法第144條在體系上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確立「抗辯權發生主義」，使時效完成後之債務人得依法拒絕給付；另一方面，又透過「履行不得返還」與「誠信限制原則」的規範，防止抗辯權被濫用，確保民事法律行為的正當與穩定。此條文不僅是時效制度的操作基礎，更是民法整體價值體系中誠信、公平與法律安定三者間的關鍵樞紐，充分體現現代民法在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的平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