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裁判彙編-時效抗辯行使及限制001871

民法第144條規定：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

說明：

民法第144條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本條文是整個時效制度中極為關鍵的規範之一，明確揭示「消滅時效」完成的法律效果與債務人行使抗辯權的範圍，同時兼顧誠信原則與禁止權利濫用之限制，形成債權法上時間安定性與誠實信用原則間的平衡機制。其主要功能在於：一、確認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二、明定債務人自願履行時不得反悔；三、強調時效抗辯之行使應受誠信原則拘束，不得濫用。

首先，依第144條第1項之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顯示「時效完成」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而是產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換言之，消滅時效完成的效力在於賦予債務人得拒絕履行的權利，而非直接消滅債權本身。此種制度設計的目的，在於促進法律關係之安定，避免因時間久遠導致證據滅失、事實難辨所產生的紛爭，同時仍保留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的信賴空間。換言之，債權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只是失去強制執行的效力；債務人仍可自願履行，而債權人得受領該給付。此即為消滅時效制度與物權時效制度不同的核心：前者不消滅權利本體，而僅排除強制力，後者則直接消滅權利存在。

其次，第144條第2項對債務人自願履行的法律效果作出限制。條文明定，若債務人在時效完成後仍為履行，則不得以「不知時效已完成」為由請求返還。此規定反映法律對誠信原則及交易安定性的維護，防止債務人藉由履行後之反悔破壞法律關係穩定。例如，債務人儘管有時效抗辯權，但若出於自願、道德或信義考量仍支付債務，其行為被視為自願履行而非不當得利，故不得主張返還。更進一步，若債務人以契約方式承認該債務或提供擔保，也被視為拋棄時效抗辯權，其後不得再主張時效完成。此制度兼顧債務人自主與債權人信賴，維持法律秩序之穩定。

民法第144條的設計平衡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權利，賦予債務人在消滅時效完成後的抗辯權，但也限制債務人濫用該抗辯權的行為。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可以拒絕給付，但如果債務人自願履行，則不得再以時效為由請求返還。此外，債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時必須符合誠信原則，不能濫用權利，否則其抗辯可能會被法院駁回。

民法第144條規定時效抗辯權的行使及限制，主要涉及債務人在時效完成後得以拒絕給付，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債務人不得要求返還已履行的給付。此條文設計的目的是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權利，避免因時效完成而導致權利義務的過度失衡。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根據第144條第1項，債務人在消滅時效完成後有權拒絕給付。這並不意味著請求權本身自動消滅，而是賦予債務人一個「抗辯權」，即債務人可以依此抗辯，拒絕履行該已經過時效的債務。這也意味著消滅時效並不自動取消債權，而是賦予債務人一個選擇拒絕履行的權利。

債務人自願履行的限制：

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如果債務人在消滅時效完成後自願履行，則不得以不知時效完成為由請求返還。此外，債務人若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供擔保，也不得再主張時效完成的抗辯。這是為避免債務人在履行之後反悔，並保持法律關係的穩定性和誠信原則。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重上字第445號民事判決

該判決強調，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但這並不意味著債權自然消滅，而是給予債務人抗辯的權利。因此，即使債權已經罹於時效，債務人仍然可以自行選擇是否給付，而該債權並未自動消滅。

憲法法院進一步闡述消滅時效的立法目的，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避免因為證據滅失、事實難辨而引起的爭端。儘管時效制度設計是為保護債務人，該制度也需兼顧債權人的利益，並且要求債務人在行使時效抗辯時必須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不能濫用抗辯權。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6號民事判決

如果債務人在行使時效抗辯權時有違反誠信原則的情況，這樣的抗辯行為將被視為權利濫用，並可能不被法律支持。法院在判斷是否允許債務人行使抗辯權時，會考慮債務人的行為是否造成權利義務失衡，並在特定情形下限制時效抗辯權的行使。

按民法第144條第1項係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故消滅時效完成之效力，不過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是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借款請求權雖已時效消滅，債務人因此得拒絕給付，然債權並未消滅，從而債務人倘主張債權人之債權不存在，於法並無可採。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重上字第445號民事判決)

按消滅時效制度，乃權利人在一定期間內未行使其請求權者，義務人於該期間屆滿後，得拒絕給付之制度。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法理由，在於考量法律關係經過一定時間後，可能面臨權利人或義務人證據滅失、舉證不易、真實難辨，導致訴訟上徒增滋擾。立法者遂藉由消滅時效制度，使客觀上已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之事實狀態取代真正法律關係之認定，俾權利義務狀態不明之情況得以早日確定，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惟民法之消滅時效，立法者雖賦予義務人得對罹於時效之請求權為拒絕給付之抗辯，但該權利並不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是義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由，請求返還（民法第144條規定）。此外，為免權利人與義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因義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過度失衡或違反公平正義，行使時效抗辯權，應符合民法第148條規定，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且不得有權利濫用情事。準此，消滅時效制度之設計，絕非僅單方面考量義務人現有法律狀態利益之維護，而應兼顧權利人之利益，避免於個案中發生權利義務顯失公平之情事。

(112年憲判字第20號)

按時效抗辯，固屬債務人之權利，惟稽之消滅時效制度設立之目的，倘債務人對債權人之未能行使權利有可責難之事由，參照債務人行為之內容與結果，及該案各種事實關係等，足認債務人時效抗辯權之行使有悖誠信原則，致權義失衡而有失公允，且不容許行使時效抗辯並未顯著違反時效制度之目的時，應解為債務人為時效抗辯係屬權利濫用而違反誠信原則。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6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重上字第445號民事判決即指出：「民法第144條第1項係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故消滅時效完成之效力，不過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是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借款請求權雖已時效消滅，債務人因此得拒絕給付，然債權並未消滅，從而債務人倘主張債權人之債權不存在，於法並無可採。」此判決明確區分「請求權消滅」與「抗辯權發生」的不同法律效果，指出時效完成只是賦予債務人一項拒絕權，並未改變債權存在的本質，強調時效完成的核心意旨在於維護法律關係的安定，而非剝奪債權存在的基礎。

而從立法目的觀之，消滅時效制度的設立，係基於維護社會交易安全與法律安定性。憲法法院112年憲判字第20號解釋明確指出：「消滅時效制度，乃權利人在一定期間內未行使其請求權者，義務人於該期間屆滿後，得拒絕給付之制度。其立法理由在於考量法律關係經過一定時間後，可能面臨權利人或義務人證據滅失、舉證不易、真實難辨，導致訴訟上徒增滋擾，故立法者藉由時效制度，使客觀上已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之事實狀態取代真正法律關係之認定，以維持秩序之安定。」同時該解釋強調，消滅時效制度雖以保障債務人免於無限期請求為主要目的，但在制度運用上仍須兼顧債權人之權益，防止債務人濫用時效抗辯權。法院指出，義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若有明顯違反公平正義或導致權利義務嚴重失衡者，該抗辯可能被視為權利濫用而不受保護。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6號民事判決即為此原則的具體展現。該判決指出：「按時效抗辯，固屬債務人之權利，惟稽之消滅時效制度設立之目的，倘債務人對債權人之未能行使權利有可責難之事由，參照債務人行為之內容與結果，及該案各種事實關係等，足認債務人時效抗辯權之行使有悖誠信原則，致權義失衡而有失公允，且不容許行使時效抗辯並未顯著違反時效制度之目的時，應解為債務人為時效抗辯係屬權利濫用而違反誠信原則。」此判決揭示法院對「權利濫用」之審查基準：若債務人於權利人遲延行使請求期間存在故意或惡意之妨礙行為，例如隱匿債務、拖延履行、或以欺罔方式使債權人誤信債務仍有效，則其行使時效抗辯將構成濫用權利，法院得不予准許。此一見解實質上強化誠信原則於時效制度中的補充與平衡功能，使時效抗辯權之行使不致淪為掩飾不當得利之工具。

從理論層面分析，時效完成後債務人享有「拒絕給付權」的性質為形成權，其行使不以訴訟為限，只要在債權人主張給付時明確表示拒絕，即可發生效力。此抗辯權屬於一種防禦性權利，不需經法院確認即可主張，且具有持續性與消極性之特徵。債權雖未消滅，但其效力被削弱成「自然債」，債務人仍可自願履行，但債權人不得再透過訴訟或強制執行請求履行。自然債的概念在此發揮關鍵作用，體現法律對自願給付行為的尊重與對債務人自主意志的保障。

另一方面，第144條第2項所規範之「自願履行不得返還」原則，乃對自然債制度的延伸應用。當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自願履行，其給付具有道德債務或社會信義之性質，法律基於尊重個人意思自治與保護交易安定，不允許債務人事後反悔。若允許其以「不知時效完成」為由請求返還，將導致履行行為的不確定性，違反誠信原則及債權經濟秩序之安定。實務上，法院亦認為債務人之履行行為若屬真意表示，無論其是否知悉時效完成與否，均不得請求返還，唯有在其受脅迫、詐欺或錯誤等情形下，始得另依民法關於意思表示瑕疵之規定主張撤銷或無效。

此外，若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以契約方式承認該債務或提供擔保，法律視為其已明確放棄時效抗辯權。這種「承認」可以是明示或默示，例如債務人簽署還款協議、支付部分金額、或以書面確認債務存在等行為，均構成承認效力。承認後債務人不得再主張時效抗辯，此亦符合誠信原則與權利行使一貫性之要求。

從制度功能的角度觀察，消滅時效制度的存在是一種法律政策上的選擇，其意義不僅在於制約債權人長期不行使權利的怠惰行為，更在於提供社會交易一個明確的終止點，使法律關係得以安定。憲法法院112年憲判字第20號特別指出：「消滅時效制度絕非僅單方面保護義務人之利益，而應兼顧權利人之利益，避免個案中發生權義顯失公平之情事。」由此可見，時效制度並非單純保護債務人，而是維繫整體社會法律秩序穩定的機制。

學理上對於「時效抗辯之限制」亦有深入探討。多數學者主張，債務人行使抗辯權時，應受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之拘束。誠信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規範，具有補充與限制各項具體權利行使之功能，當債務人行使時效抗辯將導致權利義務嚴重失衡、違反社會倫理時，法院得依權利濫用理論加以制約。例如，債務人於債權人陷於困境時刻意拖延履行、隱匿債務存在或阻止債權人主張權利，若此時再行使時效抗辯，顯失公平，應予排除。此乃「實質正義優於形式安定」之體現，使法律制度具備人性與倫理的彈性。

綜上所述，民法第144條的規範體系在消滅時效制度中扮演樞紐角色，兼顧債權保存與債務人保障兩端之平衡。時效完成後，債務人雖得拒絕給付，但債權並未自動消滅；債務人若自願履行，則不得事後主張返還；而在行使抗辯權時，仍須遵循誠信原則，避免構成權利濫用。最高法院與憲法法院歷年裁判均強調，時效抗辯權的存在並非無限制的特權，而是一種應受社會公平與法律誠信制約的防禦性權利。

因此，民法第144條不僅是技術性的時效條文，更是體現法律制度平衡理性與道德價值的重要基石。它在制度上確保法律關係的終局安定，在倫理上維護信義原則的實現，並在實務上防止權利濫用與不當得利之發生。由此可見，本條規範不僅在私法領域中具有重要的安定功能，更在憲法層次上貫徹比例原則與正義理念，成為我國時效制度的核心支柱與衡平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