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裁判彙編-因法定代理關係存在而不完成001868

民法第142條規定：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法定代理人之權利，以代理關係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

說明：

民法第142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法定代理人之權利，以代理關係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本條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於代理關係存續期間，因其權利須由法定代理人行使，而無法對代理人本人主張請求權之情形。若不設此規定，則在法定代理關係尚存在時，該等人對代理人之請求權時效將繼續進行，致於代理關係消滅時其權利可能已因時效完成而喪失，顯然有違公平正義。故法律特別規定於代理關係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使得當事人得於此期間內行使權利，以維護弱勢者的利益。

此條之規範背景，係基於民法體系中時效制度之基本精神，即促進法律關係安定與維持社會秩序，要求權利人於合理期間內行使權利。但若權利人客觀上無法行使權利，例如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因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行為而無從對其代理人主張權利，則若一味適用一般時效規定，將使其權利受不公平之損害。為平衡此等情形，民法第142條乃屬特別法規，目的在於防止法律保護制度（即代理制度）反而成為權利滅失的原因。

在代理關係存續期間，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權利，理論上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行使。若法定代理人對被代理人有負擔性行為、侵權或其他義務關係，被代理人即無法自為行使請求權，亦不能期待代理人代表其對自己主張權利。為免此等矛盾情形使權利時效屆滿，民法第142條即規定在代理關係存續期間，對法定代理人之權利時效不完成，並延長至代理關係消滅後一年，使當事人得於此期間行使權利。此即所謂「時效不完成」之制度，其法律效果在於延緩時效完成之時點，而非中止時效進行。

民法第142條的目的在於保護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當他們無法在代理關係存續期間行使權利時，提供一個代理關係消滅後的緩衝期，使得他們的權利不會因時效屆滿而失效。實務判例也支持此條文的解釋，尤其是在當代理人與當事人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下，當事人有權在代理關係結束後一段時間內行使其權利。

民法第142條的規定是為保護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在其與法定代理人之間的代理關係消滅後，確保他們的權利不會因時效完成而喪失。具體而言，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在代理關係存續期間無法對其法定代理人行使權利，因此法律規定代理關係消滅後的一年內，其時效不會完成，為的是給予他們充足的時間來主張權利。

民法第142條主要目的是為保障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當他們在代理關係存續期間無法行使權利時，提供一個緩衝期。這一條文特別適用於當事人無法在代理關係期間對法定代理人主張請求權的情況，使得當事人能夠在代理關係消滅後的一年內行使其權利。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2號判決指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由於在代理關係存續期間無法自行行使權利，因此時效在代理關係消滅後的一年內不會完成。判例中提到，若代理人在清算程序中有利害衝突，無法期待其代表當事人行使權利，當事人無法自為行為時，這並不應該視為當事人怠於主張權利。因此，法院認為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42條，使當事人在代理關係消滅後仍有時間行使其請求權。

當代理人存在違反委任義務的情形時，無法期待其自行對自己行使權利，這與一般的時效完成情形不同。也就是說，這類情形不應被認為是當事人在「權利上睡眠」，而是應給予當事人在代理關係消滅後的緩衝期來主張其權利。

惟按法人之行為，須由其負責人於權限範圍內代表法人為之。法人解散後進行清算程序，由清算人為其負責人，為該清算法人之代表機關。查上訴人於88年10月25日解散，由全體股東於91年5月15日代表上訴人與林慶惠簽立系爭委任契約，委託林慶惠擔任上訴人之清算人及爭取徵收補償費，被上訴人為林慶惠之連帶保證人，林慶惠於93年12月31日委任期間屆至時，未將已領取之系爭補償費半數交付上訴人，且上訴人迄未清算完結，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果爾，在上訴人清算時期，林慶惠似仍居於上訴人負責人之地位，依法僅林慶惠始有代表上訴人於清算範圍內為法律行為之權限。縱林慶惠違約未將所領取之系爭補償費交付上訴人，上訴人對之有交付請求權，然雙方利害衝突，客觀上不能期待林慶惠代表上訴人行使權利，而上訴人本身復無法自為該行為，似難與怠於主張權利同視。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援用林慶惠之時效抗辯權，違背誠信原則，是否毫無足採，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未遑細究，遽認上訴人怠於向林慶惠行使權利，徒讓時效完成，被上訴人得為時效之抗辯，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未免速斷。次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我國民法未採時效停止制度，僅有時效不完成規定，故時效開始進行後，不因任何事由而停止。惟於時效期間行將完成之際，倘有不能或難於中斷時效之事由，使時效於該事由終止後一定期間內，暫緩完成，俾請求權人得於該期間內行使權利，中斷時效，以免時效完成，此即所謂之時效不完成。又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法定代理人之權利，於代理關係消滅後1年內，其時效不完成，民法第142條定有明文。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本人於代理關係存續中，因不能自己對其法定代理人行使權利，為保護本人之利益，特使其時效於代理關係消滅後1年內不完成。法人之行為，既由其負責人代表為之，如其負責人於委任關係（如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第97條、第192條第5項）存續期間，違反委任義務致法人對之有請求權，依一般社會通念，現實上無從期待其負責人毫無偏私代表法人行使權利，而法人復非如自然人，得自行獨立為有效之權利行使行為，此與得行使權利而懈怠行使不值得保護之情形有別，非可視為「在權利上睡眠」，基於債務人與債權人利益之平衡，不應使該法人承受時效完成之不利益，而與民法第142條規定具有同一之法律理由，自應類推適用該規定，於委任關係消滅後1年內，其時效不完成，始符公平正義原則。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對林慶惠之上開請求權未罹於時效，並於原審陳稱：林慶惠為伊之清算人，因林慶惠將系爭補償費交付被上訴人，始由公司股東洪育民聲請法院為伊選任特別代理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則上訴人之真意為何？是否指林慶惠為其清算人，不可能主動代表上訴人對自己行使該請求權，而其自身又無法獨立有效主張權利，在雙方委任關係存續期間，有上開妨礙其請求權行使之事由，致其時效不完成？即欠明瞭，此攸關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之判斷，原審未詳予闡明，並曉諭上訴人敘明或補充，遽謂被上訴人自系爭委任契約終止後之翌日即94年1月1日起，即得對林慶惠行使權利，至108年12月31日時效已完成，被上訴人得援引主債務人林慶惠之時效抗辯權，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亦有可議。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2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2號民事判決即針對本條規範作出詳細解釋。該案事實為公司於解散清算期間，委任林慶惠為清算人，惟其未將已領取之徵收補償費交付公司，並與被上訴人有連帶保證關係。原審認為公司怠於主張請求權，導致時效完成；惟最高法院指出，法人於清算期間之代表人即為清算人，而若清算人與法人間存在利害衝突，法人客觀上無法期待清算人代表自己向其本人主張返還請求，此與權利人懈怠行使權利之情形不同。法院認為此種情形不應使法人承受時效完成之不利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42條之規定，使法人於委任關係消滅後一年內時效不完成。該判決明確指出：「法人之行為既由其負責人代表為之，如其負責人於委任關係存續期間違反義務致法人對之有請求權，依一般社會通念，現實上無從期待其負責人毫無偏私代表法人行使權利，而法人復非如自然人，得自行獨立為有效之權利行使行為，非可視為『在權利上睡眠』，基於債務人與債權人利益之平衡，不應使法人承受時效完成之不利益，而與民法第142條規定具有同一之法律理由。」法院最終撤銷原判，命原審重新審酌。

此判決的意涵重大，揭示民法第142條不僅適用於自然人之法定代理關係，於法人與其代表人之間亦可類推適用。法人於清算、破產或監管期間，行為必由代表機關為之，如清算人或董事等。若此等代表人在任期內違反職務，法人於該期間無從對其主張權利，則該權利之時效應比照第142條之精神，在代理或代表關係消滅後一年內不完成。此一見解顯示法律在維護權利人利益時，採取「實質公平」原則，而非拘泥於形式代理關係之界限。

進一步分析，第142條與第141條、第140條、第139條等條文共同構成時效不完成制度的整體架構。不同於第141條之「欠缺法定代理人」、第140條之「繼承人未確定」，第142條所保護者為「因代理關係存續而無法行使權利」。其特點在於：雖有法定代理人存在，但由於權利行使的對象即為該代理人本身，致使權利人陷於法律上的行使困境。法律於此提供一年之延緩期間，避免制度內在矛盾導致權利滅失。

從理論上觀察，「時效不完成」與「時效停止」雖皆為時效進行之例外，但前者僅使完成延後，後者則暫停計算。我國採前者制度，意味時效期間仍繼續進行，惟在障礙存在期間及其終止後一定期間內，法律視為未完成。此一制度設計在確保交易安定之餘，仍兼顧對弱勢之保護。故本條所稱「一年內」為延緩完成期間，並非停止時效或重新起算，亦不得再延長。

第142條適用之要件包括：第一，當事人必須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第二，權利之對象為其法定代理人；第三，於代理關係存續期間無法行使權利；第四，於代理關係消滅後一年內仍未中斷時效，方告完成。至於「代理關係消滅」之時點，應以代理人死亡、解除、撤銷或受限制行為能力宣告等法定事由發生之日為準。若代理關係為法人與負責人之間，則以代表權消滅或解任日為起算。

此外，實務上法院在判斷是否屬於「對代理人之權利」時，強調需具體審查權利內容與代理人之法律地位。例如，若監護人管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而侵占，該未成年人之返還請求權即屬對其法定代理人之權利，應適用本條；若侵占行為為代理人之第三人共同行為，則對第三人之請求仍依通常時效規定。此種區分旨在防止權利人濫用制度，同時維持法秩序安定。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2號判決另指出：「我國民法未採時效停止制度，僅有時效不完成規定，故時效開始進行後，不因任何事由而停止。惟於時效期間行將完成之際，倘有不能或難於中斷時效之事由，使時效於該事由終止後一定期間內暫緩完成，俾請求權人得於該期間內行使權利，以免時效完成。」此語重申時效不完成之法理依據，並確認第142條屬於此制度之一環。

實務上，此條文與法人清算、監護制度及信託制度等均有密切關聯。法人於清算程序中，清算人兼具代理與管理職能，若其於職務中有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法人於其在任期間實難自行主張返還或損害賠償請求。法院多採第142條類推適用，使法人於清算人退任後一年內仍可行使權利，維護公司財產及股東利益。同理，在信託關係中，受益人對受託人之請求權，若在受託關係存續期間因利益衝突無法主張，亦可比照本條精神延緩時效完成，以確保信託目的實現。

從學說角度觀察，民法第142條的設計被認為是「制度性矛盾解決條款」。因為法定代理制度原為保護無行為能力人，但在代理人與被代理人利益衝突時，反而可能成為障礙。若法律不介入，權利將於代理關係仍存時屆滿而滅失，違背保護初衷。因此，第142條的存在，是為補救代理制度的結構性漏洞，使得被代理人於代理關係終止後得以回復行使權利之機會。

至於「一年內」之延緩期間，實務與學界均認為為固定且不可中止之期間。該期間自代理關係消滅時起算，無論被代理人於此期間內是否已回復行為能力或另有代理人介入，皆不得再延展。此設計兼顧法律安定與公平，防止權利永久懸而未決。

值得注意的是，本條之適用僅限於「對代理人之權利」，並非所有因代理行為所生權利。例如，若代理人以代理名義對第三人負債，被代理人對該第三人之權利並非本條所涵蓋。同樣地，若代理人之行為已脫離代理職務範圍，則該等行為所生之權利主張仍適用一般時效規定。

綜觀實務發展，民法第142條已成為法院平衡權利保護與時效制度的重要依據。無論在自然人之監護、法人清算或委任代理關係中，只要存在代理人與被代理人間之利益衝突，使被代理人於代理期間無法行使權利者，法院多援引或類推本條適用，給予權利人一年之緩衝期，以避免因形式上怠於行使而喪失權利。

總結而言，民法第142條的法律意義在於確立一項基本原則：當權利人於代理關係存續期間因法定障礙無法行使權利時，法律應給予合理之延緩保護。其核心精神體現民法對弱勢保護與實質公平之追求，防止法律制度自相矛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2號判決正是此條實質適用之最佳範例，法院不僅嚴謹詮釋條文文義，更擴大其適用範圍，以符合法人制度及清算程序之實際需求，充分展現民法時效制度中兼顧安定與正義的價值。由此可見，民法第142條不僅是一項技術性條款，更是體現法治社會中保障權利實現、維護法律公平之核心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