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裁判彙編-時效中斷及於時之效力001858

民法第137條規定：

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自受確定判決，或因其他方法訴訟終結時，重行起算。

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五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年。

說明：

民法第137條規定：「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自受確定判決，或因其他方法訴訟終結時，重行起算。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五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年。」此條文係民法中關於消滅時效中斷後效力的核心規範，釐清時效中斷後之重新起算點與延長期間，其目的在於維持法律關係之安定與保障債權實現的平衡。時效制度原旨在防止權利人長期怠於行使權利，使債務人處於不安定狀態，然而一旦債權人透過合法方式積極行使權利，時效中斷即表示舊時效不再繼續，待該行為終止後重新計算，以反映誠信原則下的權利維護與義務限制之合理性。

第137條第1項規定，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此為時效制度的一般原則，適用於一切中斷原因，包括起訴、承認、請求、強制執行、調解或其他依法中斷情形。中斷的法律效果係使既往已經進行的時效期間歸於無效，當中斷原因終止後，債權人重新獲得完整的新時效期間。例如，債權人向債務人提出請求，債務人予以承認，時效中斷；待承認事由消滅後，時效自翌日起重新計算。此一規範使債權人因積極行使權利而免於時效滅失，同時督促其及時繼續權利行使。

第137條第2項進一步針對「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規定特別的重行起算時點，即訴訟終結時。此處之「訴訟終結」包括受確定判決、訴訟撤回、和解、調解、或其他終結訴訟之情形。立法目的在於保障訴訟期間債權人之請求不受時效侵蝕，確保訴訟程序進行中時效處於凍結狀態，待訴訟終結後再行起算。因起訴為最常見的中斷事由，法院在實務中多以確定判決確立權利義務關係後作為重行起算點，以避免債權人因審理曠日廢時而蒙受時效喪失風險。此條同時體現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銜接，讓訴訟確定後的債權關係具明確起算基準，維持法律安定性。

第137條第3項則屬於特別規定，針對「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若原有時效期間不足五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的時效期間延長為五年。此條之立法理由在於，短期時效之設計本為防止舉證困難與交易關係過久而不確定，但當請求權已經過法院裁判或其他同等確定程序審理，實體權利義務關係已獲確定，不再有舉證困難之問題，故應延長時效期間，保障債權人執行權利的合理時間。此條同時呼應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規定，即「執行名義之請求權，執行期間為五年」，兩者形成制度上的一致性，確保確定債權不致因短期時效而過早消滅。

民法第137條對時效中斷的規定非常清晰，並在判例中進一步得到詳細解釋。起訴後的時效中斷無論訴訟性質如何，均有相同的中斷效果，並且如果確定判決或其他具同等效力的執行名義確認請求權，則時效重新計算時延長為五年。針對保險理賠等情況，若保險公司承認賠償責任，也會導致時效中斷。這些規定旨在保障債權人權益，確保在已經確定實質權利義務關係後，時效不會過於短促地消滅請求權。

時效中斷及重行起算：

第1項：如果時效中斷，則中斷的原因終止後，時效重新開始計算。

第2項：若因起訴而導致時效中斷，則在確定判決或其他訴訟終結方式確定後，時效重行起算。

第3項：如果請求權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具同等效力的執行名義所確定，並且原有的消滅時效少於五年，那麼中斷後重行起算的時效期間延長至五年。

確定判決與時效中斷效力：

在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509號判決中，法院確認即使不同性質的訴訟，如給付訴訟、確認訴訟、形成訴訟等，只要經由確定判決確認了請求權的存在，都會導致時效中斷。無論訴訟的性質如何，因起訴而中斷時效的效力是一致的。民法第137條第3項的立法理由是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合法利益，當請求權經法院判決確定後，權利義務關係已經明確確定，不再存在舉證困難的問題，因此不需要適用短期消滅時效。

保險賠償與時效中斷：

在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保險上字第33號判決中，火災事故發生後，保險公司預付了一部分賠償金。法院認為這種預付行為已經構成對保險賠償請求權的承認，進而導致消滅時效中斷。自承認後的次日起，時效重新開始計算。

與確定判決具有同等效力的執行名義：

在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509號判決中，法院進一步探討了確定判決是否必須具備執行力才能適用民法第137條第3項。該判決指出，確定請求權的判決不一定需要具備執行力，只要能實質確定請求權的存在，即符合該條文的要求，適用五年的時效延長。

按確定判決對於請求權存否有既判力者，不問其訴訟性質為給付之訴、確認之訴、形成之訴，抑為本訴、反訴，其消滅時效因起訴而中斷之效果，均無差異，故提起確認請求權存在之訴自有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而提起確認請求權存在之訴既會使消滅時效中斷，且觀之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三項立法理由，該條項規定「經確定判決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五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年」，除為保護債權人之合法利益外，係因請求權經法院判決確定，其實體權利義務關係業已確定，即無避免舉證困難而須適用短期消滅時效之必要，則前開所謂確定請求權之確定判決，是否須具執行力者，即有商榷之餘地。

（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509號判決）

消減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承認中斷而重行起算，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2款、第137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本件兩造所訂商業火災保險單第24條前段約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30日內，或經本公司同意展延之期間內，．．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件火災係發生於00年0月0日，夏克曼公司等亦係當日即知悉，故其保險賠償請求權自當時即可行使，其請求權時效應自翌日即同月9日開始起算。惟自86年6月8日系爭倉庫發生火災保險事故後，兩造即開始協商理賠事宜，此有兩造不爭執其真正之台北市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第十一屆理事會火險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記錄（第七次）、（第八次），富邦公司、統一公司、及第一公司即依該會議協議於87年2月25日依保險法第78條規定預付最低賠償金額（保險金額百分之十），分別為80萬元、200萬元、120萬元之賠償予克曼公司等，此為富邦公司、統一公司、第一公司所不爭執，即為對夏克曼公司等之保險賠償請求權予以承認，富邦公司、統一公司、第一公司辯稱非承認云云，不足採信。其時效即因承認中斷而自翌日即87年2月26日重行起算，至夏克曼公司等於87年7月13日在原審具狀追加起訴請求富邦公司、統一公司、第一公司給付保險金等，應尚未逾保險法第65條規定之二年時效，富邦公司、統一公司、第一公司抗辯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云云，尚非可採。(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保險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

按確定判決對於請求權存否有既判力者，不問其訴訟性質為給付之訴、確認之訴、形成之訴，抑為本訴、反訴，其消滅時效因起訴而中斷之效果，均無差異，故提起確認請求權存在之訴自有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而提起確認請求權存在之訴既會使消滅時效中斷，且觀之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三項立法理由，該條項規定「經確定判決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五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年」，除為保護債權人之合法利益外，係因請求權經法院判決確定，其實體權利義務關係業已確定，即無避免舉證困難而須適用短期消滅時效之必要，則前開所謂確定請求權之確定判決，是否須具執行力者，即有商榷之餘地。

（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509號判決）

在實務判例中，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509號判決明確指出，確定判決對請求權存否具有既判力者，不問其訴訟性質為給付、確認或形成之訴，抑或為本訴或反訴，其因起訴而中斷時效之效果均相同。法院認為，民法第137條第3項的立法理由不僅是為保護債權人合法利益，亦因請求權經法院確定後，權利義務關係已明確，無適用短期時效之必要。判決進一步闡釋，即使確認訴訟之判決不具執行力，只要確定請求權之存在，亦屬「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適用五年時效延長。此見解突破傳統對「執行力」之狹義理解，強調重點在於實體確定力，而非形式執行權限。

該判決中，法院詳細分析第137條第3項之立法目的，指出確定判決既已確定權利關係，債權人無需再承擔舉證困難，法律應給予其合理之行使期限。若限制於具執行力之判決，反將違背立法本旨。故實務上，凡能確定請求權存在之裁判，不論性質為確認或給付訴訟，皆得適用該條規定。此見解對民事訴訟實務影響深遠，明確界定確定判決的效力範圍，並擴大債權人保護範圍。

另一方面，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保險上字第33號判決則闡述了時效中斷後重行起算的另一典型情形，即「債務人承認」。該案涉及商業火災保險理賠爭議，保險公司在火災發生後預付部分賠償金。法院認定，保險公司之預付行為構成對保險賠償請求權的承認，依法導致時效中斷。依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2款、第137條第1項之規定，自承認翌日起時效重行起算。法院指出，保險法第65條所定二年時效原本自事故翌日起算，惟因承認中斷而自新起算，因此保險公司主張債權人逾期已罹時效之抗辯不成立。此判決確認，承認之中斷效力同樣受第137條所拘束，中斷後重新起算的起點明確為承認行為終止之次日。

值得注意的是，第137條第3項中的「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在實務上具有高度解釋彈性。除確定判決外，尚包括法院和解筆錄、調解筆錄、仲裁判斷、公證書等能確定實體法律關係的文件。然而，並非所有形式的裁定或執行名義皆具此效力。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即明確指出，本票裁定屬非訟事件程序，僅為程序上之准許執行，並未確定債權實體關係，故不具第137條第3項所稱之「同一效力」，不得延長時效期間為五年。該案中債權人主張其依本票裁定取得執行名義，時效應延長，然法院認為該裁定僅屬程序許可性質，不具既判力，因此不符合法條要件。此一見解在實務上區分了「形式執行名義」與「實體確定名義」，前者僅具執行許可效力，不足以延長時效。

第137條制度的運作邏輯，乃在於確立時效中斷後之權利行使範圍及時限，避免因中斷事由長期存在而導致權利行使期間無限延展。中斷雖使舊時效歸零，但新時效須自中斷原因終止後重新起算，以確保時效制度仍具規範力與促進權利實現的功能。尤其在訴訟中斷情形，若不明確設定重新起算點，將造成訴訟期間與執行階段的混亂。第137條第2項的規範有效彌補此漏洞，使法院判決確定或訴訟終結後，時效計算得以銜接。

進一步觀察立法精神，第137條第3項所設「五年延長」並非任意延長，而是基於平衡原則的制度性設計。立法者認為短期時效制度設計初衷在於防止舉證困難與促進交易安全，但當權利已經確定於司法裁判中，證據問題消失，短期時效失去存在意義，因此統一給予五年期間以確保執行實效。五年期間亦非無限延長，乃考量強制執行程序準備、債權實現與債務人財產變動週期而定，具合理性與穩定性。

實務上，債權人若於確定判決後未於五年內聲請強制執行，仍將因時效屆滿喪失請求權。此亦反映時效制度之雙重功能：一方面保障債權人有合理期間行使權利，一方面促使其於期限內積極行動。若債權人再次透過執行行為中斷時效，則依第137條第1項，自該行為終止時再度重行起算。實務見解亦認為，若執行程序中止或撤銷，則中斷效力消失，時效自中止日起重新計算。

綜合以上規範與判例，民法第137條建立了完整的「中斷—終止—重算」體系，明確界定時效中斷後各階段的法律效果。從93年台上字第1509號判決對確定判決效力的廣義解釋，到89年保險上字第33號判決對承認行為中斷的確認，再到83年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對執行名義效力的限制，皆顯示實務對本條的適用呈現一貫之邏輯脈絡：即合法中斷須以實質確定權利存在為前提，而重新起算須自中斷原因消滅後起算。

結論上，民法第137條的制度價值在於透過明確規範時效中斷後的重行起算，確保權利行使與法律安定之平衡。第1項確立一般中斷之重算原則，第2項明示起訴中斷之特別起算點，第3項則提供確定判決及同等執行名義五年之保障，形成完整而嚴謹的制度架構。實務判例進一步將條文本意具體化，使其不僅適用於確定判決，亦涵蓋調解、公證、仲裁等確定實體關係之文書；同時，對於非具確定性之裁定或臨時命令則排除適用，以維護制度明確性。總體而言，第137條不僅是消滅時效章節中的重要支柱，更是保障權利實現、限制權利濫用、維繫法律秩序與交易安全的核心條文，透過其對「中斷效力」與「重新起算」的周延規範，確立了現代民事法制中時效制度之均衡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