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裁判彙編-消滅時效之起算001822

民法第128條規定：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

說明：

民法第128條關於消滅時效的起算，規定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這意味著當權利人可以合法行使其請求權時，消滅時效開始計算。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此條文雖僅短短數語，卻是整個時效制度運作的核心基礎。消滅時效制度的目的，在於避免權利長期懸而不決、確保法律關係的安定性，同時促進交易秩序與社會安全。

然而，何謂「請求權可行使時」，在不同法律關係中產生極多爭議，因此最高法院及各級法院歷年累積大量判決，用以釐清何種情況下請求權具備可行使性，何種情況下存在法律障礙、事實障礙，以及主觀知悉與否是否影響時效起算。本文依據實務與學理，系統整理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在租賃、契約、損害賠償、不當得利、借名登記、附停止條件、未定清償期債權等領域的實務判決，藉此建立一套完整、具體且可操作的「時效起算模型」，供法律實務與研究者參考。

請求權可行使時的定義： 「請求權可行使時」是指權利人在法律上無障礙的情況下可以行使其權利。例如，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15號判決中指出，附停止條件的請求權應自條件成就時起算。而請求權人因個人事實障礙，如疾病，無法行使請求權，並不影響消滅時效的進行（最高法院31年11月19日決議㈠）。

法律障礙與主觀知悉的區別：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判決明確指出，消滅時效的起算與請求權人何時知悉其可行使權利無關，重要的是行使請求權在客觀上無法律障礙（例如，無附帶條件或法律限制）。此觀點在其他判決中也有強調（如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542號、69年度台上字第348號）。

未定清償期的請求權： 依民法第315條，未定清償期的債權，債權人可隨時請求清償，因此請求權自債權成立時即可行使，其消滅時效自債權成立時起算（最高法院民事判例28年渝上字1760號）。

消滅時效的中斷與不中斷： 消滅時效可以因請求、承認或起訴而中斷，但若因請求後6個月內未起訴，或起訴不合法而被駁回，則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及第130條）。最高法院相關判例亦重申，消滅時效在債權人得行使其權利的狀況下開始計算，而債務人是否能實際履行並不影響時效的進行（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

總結來說，民法第128條對消滅時效的起算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框架，實務上則根據不同情境進一步解釋了法律障礙、主觀知悉及時效中斷的適用條件。權利人必須在無法律障礙的情況下行使其請求權，並在消滅時效內採取行動，否則將可能因時效完成而喪失請求權。

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附停止條件之請求權，以其條件成就之時為其可行使之時（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128條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本院31年11月19日決議㈠）。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障礙（最高法院95年度第1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146號民事判決)

次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5條前段、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至於義務人實際上能否為給付，則非所問，亦經最高法院著有63年度臺上字第1885號判例在案。

(最高法院著有63年度臺上字第1885號)

另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判決表示：「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該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要與請求權人主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無關。」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542號、69年度台上字第348號判決）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此為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30條、第131條分別定有明文；末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此亦為同法第144條所明定有。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即債權人請求權行使已無法律上之障礙，至因權利人個人事實上之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或債務人對債權人所請求有所爭執，並不能認債權人之請求權不得行使而阻止時效之進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262號民事判決)

債權未定清償期者，債權人得隨時請求清償，為民法第三百十五條所明定。是此項請求權自債權成立時即可行使，依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規定，其消滅時效應自債權成立時起算。

（最高法院民事判例28年渝上字1760號）

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至於義務人實際上能否為給付，則非所問。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民事判決)

首先，實務一致認為「請求權可行使時」應以客觀標準判斷，即請求權在法律上不再受到障礙，即屬可行使。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四〇號判決明確表示，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中的可行使時，是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時，在客觀法律上已無任何阻礙，而與權利人主觀上是否知悉有行使權利的可能並無關係。亦即，只要法律上障礙消除，時效即開始起算；反之，若尚有法律障礙存在，即便權利人知道或主觀上迫切需要行使權利，仍不能視為可行使。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四八號與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五四二號判決均再次確認此見解，強調主觀因素無法影響時效起算，以維護時效制度的客觀性。

進一步而言，實務亦明確區分「法律障礙」與「事實障礙」。最高法院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決議指出，若請求權人因個人疾病、生活困難、身體不便、無資力或其他事實障礙導致無法及時主張請求權，均不影響消滅時效進行。法院認為，若將權利人個人狀態納入時效起算判斷，將使時效制度不具可預測性，亦與時效制度目的背離。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民事庭決議更指出，權利人主觀上「不知道」自己可以行使權利，亦僅是事實障礙而非法律障礙，因此不阻卻時效進行。然而，並非所有案件皆排除主觀知悉因素，在不當得利案件中，最高法院曾引入例外原則，使主觀知悉成為必要條件，此點後續將詳述。

在一般契約關係中，實務對「請求權可行使時」已發展出成熟標準。以附停止條件契約為例，最高法院一〇三年度台上字第五一五號判決即指出，附停止條件之請求權，須待條件成就後，方達到法律上「可行使」之狀態，時效亦自條件成就之時起算。此見解完全符合停止條件的性質，即在條件成就前，權利尚未發生，因此不能認為請求權已具法律上可行使性。

此外，在未定清償期的債權方面，民法第三百十五條規定債權人可隨時請求清償，因此最高法院民事判例二十八年渝上字第一七六〇號明確指出，未定清償期債權於成立時即具可行使性，因此其消滅時效自債權成立時起算。此判例至今仍被廣泛適用於金錢借貸、非定期清償之債務、或義務內容無特定清償期限的法律關係中。

關於債務人是否具有實際履行能力是否影響時效起算，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三〇一號判決提出重要見解，指出「義務人是否有實際履行能力，並非判斷請求權可行使之要件」。換言之，即便債務人資產不足、無法清償、或經濟狀況惡化，債權人仍得行使請求權，且此等事實不會影響時效進行。此見解凸顯消滅時效制度強調客觀法律狀態，而非基於履行情形的理念。

在不當得利領域，實務發展出不同於一般請求權的主觀起算模式。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一二號判決首次承認，若利益授受雙方均誤認法律關係存在，使權利人不知其得行使返還請求權，則時效應自權利人「知悉權利可行使時」起算。法院認為，時效制度的理由在於「可以期待權利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若權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享有返還請求權，則難以要求其承擔時效完成的不利益。此一解釋為不當得利案件建立了主觀知悉起算的例外，使其在諸多案件中成為法院衡量公平的重要工具。

在另一些特殊情境中，例如租賃契約的返還請求權，實務亦採取法律障礙論。最高法院四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三七八號判例指出，租賃契約存續期間，出租人不得請求承租人返還租賃物，因此返還請求權在租賃關係終止前均不具可行使性。當契約終止時，返還請求權始達成法律上可行使的狀態，時效亦自此時起算。此概念亦適用於承攬、租賃、寄託等契約類型中的返還或交付義務。

在不動產登記相關案件中，關於法律障礙之認定更具體化。最高法院一〇九年度台上字第二八四四號判決指出，當私有土地因公共需用而喪失所有權，然後又因回復原狀而使所有權當然復歸時，權利雖自動回復，但若土地尚未完成第一次登記，第三人仍無法依土地法與登記規則請求移轉所有權，此即構成法律障礙，使請求權尚處於「不可行使」狀態。因此，時效必須待地政機關完成第一次登記，土地具有可辦理移轉登記之能力後，始能開始計算。此案顯現「權利存在」與「權利可行使」並非必然一致，法律上程序障礙足以阻卻時效起算。

在借名登記契約方面，最高法院民事判例二十九年渝上字第一四八九號判決指出，借名契約性質類似委任關係，因基於信任而存在，故其返還義務並非契約成立時即發生，而是待借名關係終止時始生。若借名關係未終止，返還請求權不存在，因此時效無法開始。此判例進一步被最高法院一一一年台上字第二〇五號判決引用，指出若返還登記因出名人可歸責事由而成為「給付不能」，借名人得請求損害賠償，而此損害賠償請求權性質上係原請求權的延伸，因此其時效仍應回到原請求權可行使之時點，而非給付不能時另行起算。

上述各領域判決共同構築了一套完整的「可行使性」判斷原則。第一，請求權是否可行使，應採客觀判斷，只要法律上障礙已解除即可。第二，主觀不知、事實障礙皆不影響時效。第三，附停止條件的請求權須待條件成就後始具可行使性。第四，未定清償期債權自成立時起算。第五，債務人履行能力與否不影響時效開始。第六，不當得利請求權於特殊情況下採主觀起算。第七，契約性返還義務多須於契約終止後始具可行使性。第八，程序法上必要登記程序未完成即屬法律障礙。第九，損害賠償請求權如屬原債權延伸，其時效起算時間回溯到原債權可行使時。

消滅時效制度還包含中斷與不中斷情形，涉及請求、承認、起訴等行為。民法第129條規定，權利人提出請求足以中斷時效，但若請求後六個月內仍未起訴，其效力即視為不中斷。第130條規定，若起訴因不合法被駁回且已確定，則視為不中斷。此處體現法院鼓勵權利人積極主張權利的制度目的，並避免藉形式行為延宕時效。

綜合來看，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雖僅為一抽象規範，但經過長期實務發展，已衍生出複雜而細緻的法律架構。現行實務下，判斷「請求權可行使時」必須先確認是否存在法律障礙、請求權是否已成熟、是否屬停止條件未成就、是否需待契約終止、是否須程序完成、是否屬借名返還、是否涉及不當得利之主觀知悉例外。此種系統化的分析方式不僅提供司法實務明確方向，也能使一般民眾理解在何種情況下應當及早行使權利，以免因時效完成而喪失法律保護。

消滅時效制度的核心精神在於平衡權利行使的期待性與法律安定性。權利若無限期存在，會造成社會交易秩序不穩定，使債務人永遠處於不確定狀態；但若權利尚未成熟或權利人客觀上不可能主張其權利，又貿然啟動時效，則反違公平。因此法院透過上述判例所展現的彈性解釋，使得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能在兼顧安定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在不同法律關係中恰當地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