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七十二條裁判彙編-違背公序良俗(法律行為內容)001661

民法第72條規定：

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

說明：

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此一條文雖僅有二十餘字，但其所承擔的法律功能卻極為深遠，從法律體系的制度性維護、社會倫理規範的保障，到個人尊嚴、兒童權益、人倫價值的捍衛，民法第七十二條像是一道底線，劃定合法與非法、正義與不正義、倫理與不倫理的邊界。雖然民法重視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但這一自由從不是無限制的。法律行為一旦觸及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這道底線，即便當事人合意，再精細的契約形式、再複雜的交易安排，都會在第七十二條前無所遁形，被宣告為無效。隨著科技與社會變遷，新興的法律問題不斷挑戰傳統倫理與法律規範，例如人工生殖技術、跨國代孕、生殖細胞買賣、以捐卵捐精為幌子的脫法契約、以代孕方式製造子女以達成收養目的等，皆讓第七十二條的適用變得更加重要且敏感。

在眾多裁判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字第237號民事判決是我國司法界針對「人工生殖與代孕、卵子買賣、收養目的」等議題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第71條、第7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意圖營利，從事生殖細胞、胚胎之買賣或居間介紹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金(人工生殖法第31條)。立法理由謂：「生殖細胞與物不能等同看待，意圖營利，從事生殖細胞、胚胎之買賣或居間介紹者等行為，不僅影響當事人權益，對於人性尊嚴亦有所傷害，具有相當之反社會性」。所謂生殖細胞，依同法第2條第2款，係指精子或卵子。同法第11條明訂夫妻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醫療機構始得為其實施人工生殖：一、經依第七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果，適合接受人工生殖。二、夫妻一方經診斷罹患不孕症，或罹患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大遺傳性疾病，經由自然生育顯有生育異常子女之虞。三、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之生殖細胞，無須接受他人捐贈精子或卵子。夫妻無前項第二款情形，而有醫學正當理由者，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人工生殖。可知我國禁止基於營利意圖之買賣生殖細胞(精子、卵子)或居間介紹，且依同法第13條第1項、第8條第2項規定，醫療機構實施人工生殖，不得應受術夫妻要求使用特定人捐贈之生殖細胞；接受捐贈生殖細胞，不得應捐贈人要求，用於特定之受術夫妻。夫妻之一方須經診斷罹患不孕症，或經公告之重大之遺傳性疾病等情形始可。上訴人主張：本件在烏克蘭進行人工生殖所使用之卵子係透過捐贈之方式取得，捐贈者僅有領取醫療營養金；被上訴人則稱：兩造間所成立由被上訴人前往烏克蘭進行購買卵子，進行人工生殖之契約，違反強制禁止規定且有悖公序良俗，應屬無效。被上訴人夫妻於已有二名子女，且無再生育子女之需，並不符合不孕夫妻之情況下(至於被上訴人甲○○於106年時為47歲，其不能或不適宜懷孕、分娩，與「不孕夫妻」情形有別)，徒為將來出養之目的，同赴烏克蘭為本件人工代孕生殖，非但與代孕生殖之受術夫妻須為不孕夫妻所要求之本質不合。况，在時代之演進下，收養制度早就已從「為親」之目的，轉變為「為子女」、「為兒童」以維護兒童最佳利益為考量，子女教養且為各國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孩子從出生那一刻，即與父母親產生自然的血緣親子關係，收養兒童係對已出生但或因父母親無力照顧(或無父母親照顧)，或無法生育而期待可以養育子女等類情形，屬對於原本無血緣關係之自然人間，所特別創出之法律關係，本不屬自然關係之制度。故而若在尚未有兒童出生之以前，欲收養者與另方再無自己再生養兒女需求之人，約定由另方以第三人之卵子為精卵術管、委託代孕生殖，將所生殖之兒童出養於己，上情縱該另方並未獲取報酬，然所約定內容為生殖之目的，係使生出之子女脫離親生父母，本質上非為兒童為最大考量而為，所為且有悖於社會公共程序及人倫尊嚴，該法律行為自有背於公共程序及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為無效。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字第237號民事判決)

本案所涉及的行為是典型的跨國人工生殖加代孕安排，並伴隨卵子買賣、委託第三人代孕、代孕後立即出養予委託者的複雜結構。表面上看似為了達成育兒目的所為的契約安排，但在法院審視其核心動機後，發現行為背後並非出於醫學上必要的不孕治療，而是以人工方式「製造子女」，再藉由代孕母親生產後將孩子出養給委託者，實質上形成「委託他人生子，再收養該子」之方式。法院最終認定，這種做法違反人工生殖法、違反兒童最佳利益原則、違反人性尊嚴，也違反善良風俗與公共秩序，因此基於民法第七十二條宣告該契約無效。要理解此案，須先理解人工生殖法的立法精神。人工生殖法第31條明文禁止生殖細胞（精子與卵子）買賣或居間介紹，並以刑事處罰規範，立法理由指出：「生殖細胞與物不能等同看待，意圖營利從事生殖細胞、胚胎買賣，對人性尊嚴有所傷害，具有反社會性。」此立法理由深刻揭示了生殖細胞與一般財貨的重大差異。在法律與社會倫理的共同理解中，生殖細胞不是商品，其背後牽連生物血緣、親子關係、身體自主、倫理價值與社會秩序，若落入買賣市場，勢將使人的身體變成可交易的工具，將生育能力商品化，造成重大倫理危機。因此，法院在本案中明確指出，卵子買賣無論是否在國外進行、是否以「營養金」包裝、是否以「捐贈」為名，只要本質上具有營利性，即屬違法，並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依民法第七十二條當然無效。這也說明，民法第七十二條不僅適用於國內行為，凡行為的效果在國內產生，且與我國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有重大關聯者，均可適用第七十二條審查。

違背公共秩序與人性尊嚴的生殖細胞買賣： 根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字第237號民事判決，該案涉及烏克蘭進行人工生殖並購買卵子的情形。法院指出，依《人工生殖法》及相關規定，我國禁止基於營利目的進行生殖細胞（精子、卵子）的買賣或居間介紹。該行為不僅違反法律，還違背了人性尊嚴，具反社會性。因此，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基於營利目的的生殖細胞交易或代孕安排，皆有悖於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依民法第七十二條應屬無效。

代孕與收養目的的不合： 該判決中還探討了涉及代孕的法律行為是否符合社會道德觀念。法院強調，代孕的本質是為不孕夫妻提供一種替代性的生殖方式，而被上訴人夫妻已經有兩個子女，且無法證明其不孕需求，因此，其赴烏克蘭進行代孕生殖僅為將來出養的目的，並不符合不孕夫妻的要求。此外，法院指出，現代收養制度旨在為已出生的兒童提供最符合其利益的照顧，並非通過代孕手段事先「製造」一個兒童來達成收養的目的。這類行為違反了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也有悖於社會公共秩序和人倫尊嚴。

人工生殖涉及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違反： 本判決中，法院引用了《人工生殖法》第31條，強調生殖細胞的交易行為涉及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生殖細胞買賣的行為視為違反社會一般道德標準及公共秩序，即便未涉及直接的報酬，若以代孕及捐卵手段來實現與生物學父母無關的法律行為，其目的本質上仍與社會普遍接受的倫理和法治精神相悖，這種行為自應依民法第72條規定被認定為無效。

法律行為中任何涉及對人性尊嚴的侵害、對社會倫理的挑戰或是以脫法手段迂迴達成不符合道德規範的行為，無論是生殖細胞買賣、代孕還是以收養為目的的人工生殖，都被視為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依據民法第七十二條均應認定為無效。

本案第二個核心爭點，是「代孕之目的」是否符合人工生殖制度的倫理基礎。人工生殖法第11條明文限制代孕與捐卵捐精為「不孕夫妻」的醫療需求而設，而本案被上訴人夫妻已有兩名子女，並無不孕需求，也未提出醫學證明，法院認為其前往烏克蘭人工生殖並非為治療不孕，而是「為了未來的出養安排」。法院指出，代孕的本質乃是協助不孕夫妻延續家庭生命，而不是為一般夫妻提供「製造子女」的生育方式，更非供人以契約方式取得一名原本不存在的兒童。當代孕被用於「製造一名孩子以供收養」時，收養制度的倫理基礎即被完全顛覆。現代收養制度以「兒童最佳利益」為中心，旨在為失怙或無人照顧的兒童尋找合適家庭，而不是讓成年人以契約創造兒童，再冠以收養之名。法院指出，收養制度是「補救制度」，不是「製造制度」。這樣的行為違背現代收養制度的精神，也違反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更涉及高度不當的身體工具化與子女商品化，因此違反公序良俗。此種契約無論包裝成代孕契約、醫療契約或其他形式，實質均構成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依民法第七十二條無效。

法院亦大量引用人性尊嚴之概念。卵子買賣、代孕委託及出養安排的結合，使人類生育功能淪為提供他人取得子女的手段，而代孕婦女與卵子提供者被工具化。人性尊嚴乃憲法保障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公序良俗之重要來源。當契約本質上將人體或生育能力商品化，人性尊嚴遭到侵害，而此種侵害是無法以當事人合意合理化的。換言之，只要契約侵害人性尊嚴，即使當事人同意，也必須依民法第七十二條被認定為無效。

另一個重要意涵是「跨國契約是否可避開我國善良風俗審查」。被上訴人主張人工生殖行為係於烏克蘭進行，而烏克蘭法律許可代孕，因此不應適用我國公序良俗。然而法院認為，契約效力的判斷應以其在我國產生的法律效果為基準。只要契約目的在於於我國取得法律利益，如收養、親子關係成立、身分登記，即須接受我國民法第七十二條審查。因此，任何企圖透過跨國安排規避我國法秩序的契約，均不得被承認。在全球人工生殖跨境化的時代，此見解確立了我國對人格、身分、倫理秩序的法律主權。

進一步分析，法院在本案中的論理，與民法第七十二條確立的三大「公序良俗判斷核心」完全一致。第一是社會倫理核心，包括人性尊嚴、親子關係的自然秩序、收養制度的倫理、身體不可商品化的價值。第二是兒童最佳利益核心，法院多次說明：兒童不能被製造來供收養，任何使兒童成為契約標的的行為，都違反善良風俗。第三是制度維護核心，包括人工生殖制度的目的、不孕治療的限制與保障、收養制度的公益性等。只要違反上述任一核心，均構成違反公序良俗。

回到民法第七十二條的法律效果，違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為自始當然無效，不因時間、履行或後續行為而變成有效，亦不得塗銷或改以其他形式修補。換言之，若代孕契約因違背公序良俗無效，其衍生之子女出養安排、金錢給付、代理委任等，均隨之無效或不能發生效力。這種無效效力的強度是最高的，反映公序良俗在私法秩序中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綜合本案判決與民法第七十二條的規範精神，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凡涉及人體、人格尊嚴、親子倫理、生育功能、兒童利益等重大倫理價值的契約，法院均以最嚴謹之公序良俗審查標準判斷。凡涉及生殖細胞買賣、卵子交易、跨國代孕、委託代孕後立即出養、以契約創造兒童以供收養等者，其本質均屬高度危及公序良俗之行為。此類行為若放任存在，社會將逐步走向身體商品化、親子關係契約化、兒童利益私有化之危機。因此，法院透過民法第七十二條設下法律與倫理的最後防線，使這些脫離倫理基礎的契約無法取得任何法律承認。

從法律專業與社會倫理的角度來看，本案意義重大。它不僅確立了人工生殖與收養制度的界線，也清楚傳達出：孩子不是商品，身體不是工具，親子關係不是可用金錢或契約創造的法律標的。本案是我國司法在面對科技與跨國商業化生育模式時，所做出的重要倫理判斷，也讓民法第七十二條的「公序良俗」概念在現代科技社會中被重新定義並具體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