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裁判彙編-妨害秘密罪001411

刑法第315-1條規定：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一第二款規定，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個人隱私權，防止秘密侵害。該條文中的「無故」為構成要件的重要元素，需經實質違法性審查，意指行為人若無正當理由即構成違法。正當性應依個案情形，結合生活經驗法則與比例原則，從法律授權、手段適當性及必要性等多方面綜合判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三款規定，若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且非出於不法目的，則不構成違法。然而，此條規定並未授權司法警察或偵查人員無限制地執行通訊監察行為，即使以偵查案件為由，仍應遵守比例原則與法律授權範圍，不得逾越必要限度。

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為基礎，司法警察在執行職務時，必須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的方式進行偵查。若偵查行為違反比例原則，即使行為目的為合法偵查，亦屬不法目的，無法適用第29條第三款的阻卻違法事由。例如，在一案件中，司法警察利用錄音設備蒐集包廂內的談話與活動資料，雖宣稱此舉為偵查目的，但因未獲合法授權，且手段過度侵害當事人的隱私，法院認定該行為違反比例原則，屬無故竊錄，構成刑法第315條之一第二款妨害秘密罪。即便行為人為通訊之一方，其行為亦需接受合法性審查，若缺乏正當性仍屬違法。

刑法第315條之一第二款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保護範圍有所不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主要規範秘密通訊之自由，禁止非法監聽、錄音等行為，而刑法第315條之一第二款則進一步涵蓋非公開活動與身體隱私部分的保護，法益範圍更廣。若行為人同時違反兩條法律，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以從一重罪原則論處。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58號判決中，上訴人因執行非法竊錄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315條之一第二款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罪名，法院綜合考量後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處斷，顯示法律適用時應以實質侵害程度及法益保護範疇作為判斷依據。

此外，法律規範不僅適用於公務員，亦涵蓋一般民眾之妨害秘密行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條、第29條第三款明確指出，任何人若未經合法授權進行竊聽、錄音等行為，均構成違法。這一規範旨在平衡社會秩序與個人權利，避免因科技手段濫用而對隱私造成過度侵害。刑法第315條之一第二款的核心在於，任何形式的竊錄行為，無論出於何種目的，均需經過合法性與比例性審查。若行為人主張具有正當理由，如為蒐集證據或維護公共利益，亦需證明其行為手段在必要性與適當性上不超越合理範圍，否則即屬違法。

總結而言，刑法第315條之一第二款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共同構築了對隱私權的多層次保護體系，兩者在法律適用上各有側重，但均以保障個人隱私與維護社會秩序為核心。在科技日益發展的背景下，對非法竊錄行為的法律規制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嚴格的違法性審查與比例原則的適用，法律能有效防止濫用技術侵害隱私，為維護個人尊嚴與基本權利提供堅實保障。

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規定「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妨害秘密罪，其所謂「無故」，乃本款犯罪之違法性構成要件要素，是否該當此要素，自應為實質違法性之審查。易言之，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之正當理由，而理由是否正當，則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參酌生活經驗法則，由客觀事實資為判斷，並應符合立法之本旨，兼衡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間之適當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避免流於恣意。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規定：「監察他人之通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三、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目的者。」一般認為上述規定係同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違法通訊監察罪之阻卻違法事由。然該法第29條第3款規定之「非出於不法目的」，並未授權偵辦案件人員以偵查案件為由，不顧時間、地點、對象、情狀，而得以任意、隨機發動「監察者為通訊者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之通訊監察手段。雖偵查為司法警察之職權，然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亦明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是司法警察及個案執行職權之地位角色等同司法警察官之檢察事務官，若執行偵查職權違反比例原則，縱其目的係為偵辦案件，評價上應認屬不法目的，自不適用上開第29條第3款之不罰規定。從而，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為上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之行為，其目的縱係在偵查犯罪而非出於不法，其所為亦非當然有法律上正當理由，仍應就上開各因素綜合判斷之。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同意執行之蒐證行為，違反比例原則，而關於錄得如附表三編號《2、3》、《7、8》、《9、10》所示之包廂內言論、談話，及同附表編號1所示之唱歌聲，A1均為執行監察者並通訊之一方，惟應評價為「出於不法目的」，上訴人對上述言論、談話、唱歌聲之監察所得，並不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之規定，不得依該規定阻卻違法；另錄得如附表三所示非A1之他人言論、談話、歌聲，因無上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阻卻違法事由，屬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規定之「無故」；錄得如附表三所示自訴人、李○○等人同聚於包廂內之敬酒、唱歌等非公開活動，為無法律授權之偵查行為，亦屬「無故」甚明。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並非僅在規範公務員執行之通訊監察職務，亦包含一般民眾竊聽、竊錄等妨害秘密之行為，此觀該法第1條、第29條第3款之規定甚明。而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所保護之客體，並非只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所指之通訊，尚包括「非公開之活動、身體隱私部分」等隱私，所保護法益非限於秘密通訊之自由，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保護法益並非完全相同，上訴人以一行為觸犯上述二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2項、第1項之罪處斷等旨。核其論斷，同無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58號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