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裁判彙編-妨害秘密罪001406

刑法第315-1條規定：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一第1款與第2款規定，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或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該條文的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個人隱私權，維護人性尊嚴與人格自主，並因應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隱私侵害風險，提供相應的法律保護。從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來看，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處罰對象不限於公務員或特定職業人員，而涵蓋一般人民，充分展現對個人秘密通訊自由的重視。該規定與刑法第315條之一第2款有部分交集，然而針對未涉及通訊內容的隱私侵害行為，如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或身體隱私部位等情形，仍以刑法第315條之一第2款作為適用法條，顯示其作為一般妨害秘密罪概括規範的角色。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立法目的旨在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權，補充電信法第56條之一僅針對郵務與電報機關公務員的規範不足，進一步涵蓋所有妨害通訊秘密的行為，以確保憲法第12條所保障之秘密通訊自由得以具體實現。刑法第315條之一第2款則廣泛涵蓋一切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通訊內容的侵害。因此，若行為同時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與刑法第315條之一第2款的犯罪構成要件，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應優先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例如，若行為涉及非法監察通訊，則應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而非刑法第315條之一第2款。

此外，對於刑法第315條之一第2款所稱「無故」，其判斷標準為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是否構成正當理由應依具體個案情況進行實質違法性審查，綜合考量侵害行為的必要性、適當性與比例性原則。例如，執法機關若基於犯罪偵查目的進行竊錄行為，並不當然構成合法，仍需符合相關法律規範與程序要求。未經合法授權而非法使用科技設備竊錄他人隱私，不僅違反刑法第315條之一之規定，更可能觸犯其他法律，並對受害人造成重大隱私侵害。尤其在當代科技發展下，追蹤設備如GPS裝置的廣泛使用，更突顯法律對隱私保護的必要性。此類設備可長期記錄個人行蹤，並經由數據分析揭露行為模式與生活習慣，對個人隱私權構成重大威脅。

實務上，針對竊錄行為的法律適用，需精準區分不同罪名與構成要件。例如，刑法第315條之一第2款適用於非公開活動之竊錄，而若行為涉及通訊內容則應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同時，對於技術手段的使用，例如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均需符合法律對隱私保護的基本要求，否則即屬違法。GPS追蹤裝置所記錄之資訊，雖非聲音或影像，但屬電磁紀錄的一環，且可深入揭露個人隱私，應認定為刑法第315條之一規範之竊錄行為。

總結而言，刑法第315條之一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共同構築了對隱私權的多層次保護體系，前者作為一般性規範，後者則針對通訊內容侵害提供特別保護。兩者互相補充，確保法律能因應各種隱私侵害情境，提供有效救濟與制裁手段。在科技進步與隱私威脅日益增大的當前社會，此類法律規範不僅保障個人權益，也為實現法治社會奠定了重要基石。

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規定：「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犯罪行為主體並未規定限於公務員；參酌同條第2項所規範之對象，為執行或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公務員或從業人員，第3項則為前2項營利犯罪之行為人，足見其第1項之處罰對象應係針對一般人民；況若認同條第1項之犯罪主體亦以公務員為限，則與同條第2項所規定之犯罪主體雷同，其第1項規定豈非成為具文；又同法第30條復規定同法第24條第1項之罪，須告訴乃論，茍同法第24條第1項之犯罪主體限於公務員，則公務員違法監察他人通訊，不僅侵犯被害人之隱私權，更違背公務員之忠實義務，有辱官箴，實不宜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足見同法第24條第1項之罪所規範之行為人，應為一般人民(參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3416號判決)。足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規定處罰對象不限於公務員或從業人員，一般人民均為處罰對象。再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立法目的在保障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而電信法第56條之1之立法理由，亦載明「按現行刑法第133條對於妨害通信秘密者雖有處罰，惟其處罰對象限於郵務及電報機關之公務員，『為確保憲法第12條所定秘密通信自由之保障，並因應未來電信自由化，特明定對於妨害秘密通信者之處罰』，以資規範」等語，以及刑法第315條之1之規定係排在刑法妨害秘密罪章來看，可知上開三罪均在保障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而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妨害秘密罪，係針對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之處罰，係屬妨害秘密罪之概括規定，凡與妨害秘密罪有關，而不該當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及電信法第56條之1第1項之規定時，均成立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妨害秘密罪(此從該條文於94年2月2日修法時增訂行為客體「身體隱私部位」來看，更可看出該規定實屬妨害秘密罪之概括規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1號討論意見參照)，是以本案而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係屬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規定之特別法，且只要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即足以包括非法侵犯通信秘密之不法內涵，則被告之行為雖同時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違法監察通訊罪、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之犯罪構成要件，惟該2罪係屬法規競合，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及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應從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核被告所為，係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之違法監察他人通訊罪。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1156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規定「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妨害秘密罪，其所謂「無故」，乃本款犯罪之違法性構成要件要素，是否該當此要素，自應為實質違法性之審查。易言之，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之正當理由而言，而理由是否正當，則應依個案之具體情事，參酌生活經驗法則，由客觀事實資為判斷，並應符合立法之本旨，兼衡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間之適當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避免流於恣意。從而，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為上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之行為，其目的縱係在偵查犯罪而非出於不法，其所為亦非當然有正當理由，仍應就上開各因素綜合判斷之。

(最高法院105年台上字第1434號刑事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