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新語

刑法第328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說明： 按恐嚇取財與強盜罪，二者就其同具有不法得財之意思，及使人交付財物而言，固無異趣，但就被害人是否喪失意思自由，不能抗拒言之，前者被害人尚有意思自由，後者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已被壓制，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故恐嚇取財罪，其恐嚇行為雖不以將來之惡害通知為限，即以目前之危害相加，亦屬之。但必其強暴、脅迫手段，尚未使被害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始可，如其強暴、脅迫行為，已使被害人喪失意思自由，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即應構成強盜罪，而非恐嚇取財罪。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舉凡足以壓抑被害人支配財產之意思決定自由，不論使被害人處於不能抗拒或難以抗拒之狀態均屬之，而是否達於不能或難以抗拒，應綜合行為之性質、行為當時客觀存在之具體狀況，舉如犯罪之時、地、所採用之方法及犯人之人數等，予以客觀評價，縱令被害人實際並無抗拒行為或案發後旋取回財物，仍於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原判決已說明：依憑上訴人等之供述及告訴人證述，可認案發時告訴人受體型較其壯碩之陳○○壓制於駕駛座上，衡情已難認其有何空間或能力得以抗拒；糠○○又隨即自副駕駛座上車，阻斷告訴人脫逃至副駕駛座離去之機會，且上訴人等均有對告訴人佯稱為員警，表示懷疑告訴人為詐欺車手云云，就上開具體情況予以客觀判斷，確足使告訴人之意思自由受壓制，而交付財物，上訴人等之行為已達強盜罪所稱之「至使不能抗拒」之程度甚明，縱然告訴人係因誤認上訴人等為警察而並未大聲呼救，或其就案發當時，受陳○○壓制之行為細節，證述有不一致之處，甚或其於初次警詢中證稱受騙，通知警察處理等語，未鉅細靡遺指述遭陳○○壓制於駕駛座等過程，均無解於陳○○強盜罪之成立。已就陳○○之行為如何該當於強盜罪之構成要件，論述綦詳，核無違誤。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53號判決) 刑法上強盜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客觀上以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

刑法第326條規定：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 搶奪與強盜雖同具不法得財之意思，然搶奪僅係乘人不備公然掠取，若施用強暴、脅迫或他法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則為強盜；且亦非以行為時間之長短或行為人之主觀犯意作為唯一之判斷標準。是縱行為人之行為時間短暫，或本係基於搶奪犯意為之，惟若其行為已使被害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自應成立強盜犯行，或認已提昇為強盜犯意。再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於為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之際，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縱令被害人實際並無抗拒行為，或有趁隙抵抗之舉(如趁行為人不注意之際，打落行為人手持之兇器，或冒險與行為人搏鬥等)，仍無礙強盜罪之成立。以「攜帶兇器」犯強盜或搶奪而言，刑法第330條及第326條雖均有加重處罰之規定，惟其最大之區別在於行為人有無將兇器加以顯示，或能否為被害人所察覺，倘行為人並未出示隨身攜帶之兇器，或雖有顯示，但未及為被害人所發見或反應，即掠奪被害人財物，應成立加重搶奪罪；反之，若行為人已出示兇器，或顯示身上擁有兇器(如所著衣服中藏有狀似槍枝等物品)，且該兇器(不論真假、是否堪用)在客觀上已足以壓抑一般人之反抗(如刀械、槍枝、彈藥等)，行為人甚而以該兇器攻擊被害人，自構成加重強盜罪。本件上訴人持客觀並明顯可作為兇器使用之彈簧刀敲擊告訴人之後腦勺，導致告訴人產生暈眩，而搶取其財物，且依告訴人於第一審時所言，有看見上訴人手持銀色光亮物品向其揮舞，有感覺為刀等語，原審因而認定上訴人之行為已足使告訴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應成立加重強盜罪。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刑事判決) 兇器之種類=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 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之加重搶奪罪，係以犯搶奪罪，而有同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為其要件。又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其所謂兇器之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與向書量犯案時用以攻擊被害人之噴霧器，持以噴灑人之臉部、眼睛，會令人產...

刑法第325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按搶奪罪之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掠取財物者，不以直接自被害人手中奪取為限。即以和平方法取得財物後，若該財物尚在被害人實力支配之下而公然持物逃跑，以排除其實力支配時，仍不失為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掠取財物，應成立搶奪罪。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係佯以請友人幫忙，將其借款連同告訴人為全□公司籌措之系爭100萬元，一併彙整存入公司支票存款帳戶以供兌現為由，才自黃○○處取得為公司籌措之100萬元。黃○○固因上訴人欺罔行為，而有形式之交付行為，但所謂交付，必以交付者有處分意思及處分行為，始足當之，黃○○既係要將該筆款項匯入全□公司之支票存款帳戶以供兌現，顯無移轉該筆款項所有權予上訴人之處分意思，自無評價為交付行為之餘地，此與被害人因受欺罔而有處分意思及處分行為之交付財物行為，應評價為詐欺取財之情形，要屬有間。原判決因認黃○○主觀上並無因此移轉該筆款項所有權之意思，且在款項尚未依約定存入公司支票存款帳戶前，緊隨在上訴人及其友人之旁，事實上未有放棄管領之意思，又上訴人收受黃○○交付之款項後，轉交予同行友人，該友人旋即跑離現場，上訴人亦於黃○○上前追索時逃匿無蹤，此舉係趁黃○○不及防備之際，以不法腕力掠取，以建立自己之實力支配，自該當搶奪之構成要件行為等旨(見原判決第9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四)仍謂系爭100萬元已因黃○○交付而不該當於搶奪罪之要件云云，任憑己見而為法律上之見解，殊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0號判決) 按搶奪罪之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掠取財物者，不以直接自被害人手中奪取為限，即以和平方法取得財物後，若該財物尚在被害人實力支配範圍之下而公然持物逃跑，以排除被害人之實力支配，仍不失為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掠取財物，應成立搶奪罪。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前述犯行，係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VONG○○○○於偵查中之證述，及卷附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並依調查證據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對上訴人於被害人拍照時，將包包放置於其視線所及隨身近處之行李箱上，上訴人見狀佯裝講電話而靠近，趁被害人拍照不及防護抗拒之際，...

刑法第325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本裁判經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上更(一)字第503號刑事判決，採非竊盜而係搶奪見解，經上訴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738號上訴程序不合法駁回確定。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上更(一)字第503號刑事判決略以被告「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一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由該不詳姓名男子騎乘紅色機車(車牌號碼不詳)附載謝宗遠，於94年7月26日下午3時50分許，在台北縣土城市○○路○○號前，趁周春子坐進其停放於路邊停車格內之車牌ＺＶ—３８１８號自用小客車，甫發動引擎、準備駛離而車門未及上鎖、不備之際，將機車騎至自用小客車之左後方停等，謝宗遠迅速下車，以左手開啟左後車門進入車內，徒手搶奪周春子置放於右前座之皮包(內有國民身分證、健康保險卡各一張、信用卡、金融卡各二張、現金新台幣二萬四千五百元、手機一支及戶口名簿文件)等財物，得手後，隨即搭乘該不詳姓名男子騎乘之機車逃離現場。嗣經警於上揭小客車左後車門上採得謝宗遠之左手拇指指紋1枚，而查悉上情。 (最高法院刑事96年度台上字第3700號裁判) 刑法第343條第一項之搶奪罪，係指公然奪取而言。若乘人不備竊取他人所有物，並非出於公然奪取者，自應構成竊盜罪。(22年字第1334號判例)2.被害人將現款攜至銀行存入時，係以左手壓住該款，右手填寫存款單，上訴人乘其不備而將該款搶走，顯係在其實力支配之下突然搶去，自屬搶奪而非竊盜，其在戒嚴地區行搶，應依陸海空軍刑法第八十三條論處。(64年台上第2583號判例)3.上訴人所為係藉口購買看貨，乘人不備時，公然急遽掠取他人支配範圍內之物，與乘人不知，以和平或秘密方法竊取之情形，並不相同，自應成立搶奪財物罪。(69年度台上第740號判決)4.刑法上之竊盜罪係以乘人不知秘密竊取他人之動產為成立要件，如係乘人不備公然奪取他人支配下之財物，則為搶奪而非竊盜，而搶奪時不免施用暴行，僅未達使人不能抗拒程度而已，被告苟以機車擦撞為手段而乘機取得被害人皮包，自屬掠取，尚與竊盜有別。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第5011號判決) 搶奪罪以乘人不備，不及抗拒，公然掠取其財物為成立要件，與竊取者係...

刑法第325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按強奪與強盜雖同具不法得財之意思，然搶奪僅係乘人不備公然掠取，若施用強暴、脅迫或他法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則為強盜；且亦非以行為時間之長短或行為人之主觀犯意作為唯一之判斷標準。是縱行為人之行為時間短暫，或本係基於搶奪犯意為之，惟若其行為已使被害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自應成立強盜犯行，或認已提昇為強盜犯意。再強盜罪之所謂「至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於為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之際，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縱令被害人實際並無抗拒行為，或有趁隙抵抗之舉(如趁行為人不注意之際，打落行為人手持之兇器，或冒險與行為人搏鬥等)，仍無礙強盜罪之成立。原判決已說明依卷證資料，蔡○○於案發時指示吳○○立即開車，吳○○則配合快速開車，見被害人葉○○上半身已經完全懸空在右側車身外，仍加速急駛，且高速左轉彎，蔡○○並強行掰開葉○○抓住車門之右手，致葉○○自急駛之車上甩出車外之情，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判斷，葉○○客觀上應已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蔡○○、吳○○進而取得葉○○攜帶現金之所為，已成立強盜罪，而非僅為準強盜或搶奪罪等情。另就蔡○○、吳○○否認強盜之所辯，如何不足採信，及卷內其他有利之證據，如何不能採納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說明、指駁甚詳。所為論斷，俱有卷存事證足憑，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 刑法之搶奪罪，乃以乘人不及抗拒，公然掠取其財物為成立要件；詐欺取財罪，則係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2罪情形不同，應予分辨，妥適用法。從而，若當場乘人不及抗拒，公然掠取其財物，縱令被害人實際無抗拒行為，即係搶奪行為，不能論以詐欺取財罪名。原判決事實認定董○○駕駛作案車輛搭載洪○○到場，董○○留在車內把風接應，洪○○身著「警察」字樣之黑色背心、帽子，攜帶足供作兇器使用之黑色玩具手槍(不具殺傷力)跑向阮○○等2人，短暫亮槍佯裝係警察，嚇令阮○○等2人蹲下檢查，其等因誤信洪○○為警察立即蹲下，阮○○等2人並依洪○○要求自行打開隨身包包，洪○○...

刑法第324條規定： 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本章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前項親屬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本章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條第二項關於親屬間犯竊盜罪，須告訴乃論之規定，依同法第三百四十三條規定，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罪在其準用之列。被害人周桂利並非本案告訴狀所列告訴人之一，其於原審受命法官訊問與上訴人有無親屬或僱傭關係時，答稱「是我姑姑」，其與上訴人間有無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之親屬關係，其被害部分是否業經合法告訴，即應究明。原審未遑查明，逕就上訴人詐取周桂利尾會會款三十萬元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罪部分，併予審判，且原判決理由第一項謂上訴人坦承其向會員周桂利詐借尾會會款之事實不諱，其理由第三項所引用上訴人對於該部分之供述卻謂上訴人於原審「坦承其收取尾會會款於交給會員周桂利後，再向她借來週轉等情無誤」，其對於上訴人曾否坦承該部分為詐欺犯罪，前後認定不一，俱有可議。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64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324條針對親屬間竊盜犯罪設置了特殊規定，目的是基於維護家庭和睦以及親屬之間的特殊情感關係，對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間的竊盜行為，賦予免除其刑的可能性；而對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的竊盜罪，則採取告訴乃論的處理方式。此條規範反映出法律在處理親屬間財產犯罪時的謹慎態度，將法律制裁與家庭和諧之間的平衡列為考量重點。 根據第324條第一項規定，若犯罪行為發生在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法院可以免除行為人的刑責。這項規定旨在避免刑事制裁對於家庭關係的破壞，尤其是考量到家庭成員間可能存在財產混同或依賴的情形，刑事介入可能對家庭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然而，該條並未強制要求免除刑責，而是賦予法院裁量權，讓法官根據具體案件情況決定是否免刑。例如，若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導致了嚴重後果或對家庭造成重大損害，法院仍可選擇適當的處罰措施。 至於第324條第二項的規定，親屬間竊盜罪若發生在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則屬於告訴乃論之罪，亦即必須由被害人提出告訴後，司法機關才能對案件進行偵辦和處理。此規定的設置目的在於尊重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對於此類事件的自主處理意願，而不輕易引入公權力干預家庭內部事務。同時，也體現了法律對於私人自治的尊重。例如，當被害人選擇不提告時，即表示其...

刑法第323條規定： 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說明： 本條係八十六年十月八日修正時，為規範部分電腦犯罪，增列電磁紀錄以動產論之規定，使電磁紀錄亦成為竊盜罪之行為客體。惟學界及實務界向認為：刑法上所稱之竊盜，須符合破壞他人持有、建立自己持有之要件，而電磁紀錄具有可複製性，此與電能、熱能或其他能量經使用後即消耗殆盡之特性不同；且行為人於建立自己持有時，未必會同時破壞他人對該電磁紀錄之持有。因此將電磁紀錄竊盜納入竊盜罪章規範，與刑法傳統之竊盜罪構成要件有所扞格。為因應電磁紀錄之可複製性，並期使電腦及網路犯罪規範體系更為完整，爰將本條有關電磁紀錄部分修正刪除，將竊取電磁紀錄之行為改納入新增之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中規範。電能非有體物，刑法於竊盜、侵占、詐欺等三個罪章中，將電能規定為準動產(刑法第323條、第338條、第343條)，電能因而得成為各該類型犯罪之客體。竊盜罪、侵占罪、詐欺罪雖同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得他人之財物，但詐欺罪以施行詐術使人將物交付為其成立要件，侵占罪則以持有他人之物為前提，至於竊盜罪之成立，客觀上以「竊取」他人動產(或準動產)為要件，亦即係以和平破壞他人持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新的持有支配關係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以與他罪相區別…電表係用於電能之計量，有關電之輸送及有效持有使用仍有賴電線傳導。當用戶端向台灣電力公司購電並申請裝設電表計量，若有行為人於台灣電力公司之供電線路上，在該用戶電表接戶點前，以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或私接線路者，可認係破壞台灣電力公司對於電之持有，就已通過該電表計算後之電能，在財產權歸屬上屬於該向台灣電力公司購電者「所有」，然有關持有支配關係之判斷，因電能非有體物，故當輸入該戶建物並隨所鋪設之電線而傳送到其內各部，自人與物的空間關係及社會日常生活觀念角度以觀，可認即由各該空間管領使用者透過所配置之電箱、插座等終端而對於電力建立持有關係。當然，各該空間使用者未必恆屬有權或可無償使用該電力，應依民事契約、習慣、不當得利等調整彼此間之權益，但就刑事責任而言，縱然行為人主觀上出於不法所有意圖，但竊盜罪係以和平破壞他人持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新的持有支配關係為其犯罪構成要件，除非該內部空間本已遭排除電能輸送，而由行為人在他人供電線路上私接電線或改動線路後使用，可謂破壞他人持有並建立自己持有之...

刑法第321條規定：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按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指之「門扇」專指門戶而言，而所謂「其他安全設備」，指門扇牆垣以外，依通常觀念足認防盜之一切設備而言，如門鎖、窗戶等(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43號、55年台上字第547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又同款所謂「毀」係指毀損，所稱「越」係指踰越或超越，祇要踰越或超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之行為，使該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喪失防閑作用，即該當於上開規定之要件。查本案被害人住處陽台之窗戶，具有與外隔絕防閑之作用，要屬安全設備無疑，而被告以攀爬踰越陽台窗戶之方式進入行竊，其既有超越窗戶而使他人安全設備喪失防閑效用之情，自該當踰越安全設備之要件。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罪。再本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毀壞被害人住處窗戶之行為，是公訴意旨認被告係「毀越」門扇，尚有未洽。又被告入室行竊之行為，已結合於所犯加重竊盜之罪責中，應包括於竊盜行為內，不另成立侵入住宅罪。另被告所為竊盜犯行固兼具數款加重情形，然因竊盜行為僅有1個，仍僅成立1個加重竊盜罪，而不能認為法規競合或犯罪競合。 (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判例) 刑法第321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竊盜之加重條件，如犯竊盜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竊盜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但判決主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理由並應引用各款，俾相適應。又所謂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不以行竊時有人居住其內為必要，其居住人宿於樓上，或大樓管理員居住另室，而乘隙侵入其他房間行竊者，均不失為侵入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行竊。(69年台上第3945號判例；79年台上第5253號判例亦同)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91年度上易字第1380號裁判) 刑法上之未遂犯，必須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始能成立，此在刑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甚明，同法第321條之...

刑法第321條規定：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本件判決認為隨手以衣架、木條伸入如附表一編號所示住宅之大門柵欄(安全設備)，繼而以勾拉方式勾開其大門門栓；或逕以自備之螺絲起子插入如附表一編號所示住宅之大門鎖孔，繼而施以蠻力破壞各該大門門鎖為毀壞，是其逕以螺絲起子破壞大門門鎖致其門鎖喪失防閑效果，乃至其逕以衣架、木條伸入(越入)大門柵欄，藉衣架、木條勾拉方式，順利勾開該大門門栓之所為，自係「毀」、「越」安全設備之行為無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98年度上易字第691號裁判) 「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螺絲起子為足以殺傷人生命、身體之器械，顯為具有危險性之兇器」 (最高法院79年台上第5253號) 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亦即行為人攜帶兇器有行兇之可能，客觀上具有危險性，即為已足，至其主觀上有無持以行兇或反抗之意思，尚非所問。 (最高法院79年台上第5253號判例、最高法院74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臺上字第5253號判例要旨可供參照)。查被告許朝輝、丙○○所持以行竊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油壓剪、...

刑法第321條規定：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踰越牆垣 按刑法第321條之「踰越牆垣」加重竊盜罪，在於此種犯罪侵害居住安全之法益。翻越牆垣，不以身體全部或一部越入為要件，只須使門扇牆垣失其保障安全之效用為已足，如以手伸入窗戶，或於圍牆或門窗外，以竹竿將牆內或室內之衣服財物勾取而去，使此等安全設備失去防閑之效用，即可成立本款之罪。 (最高法院42年臺上字第359號判例) 毀越門扇：所為只要毀越門扇牆垣，指毀損或越進門扇牆垣者而言，毀而不越，或越而不毀，均得依該條款處斷(司法院26年院字第610號解釋文)被告於夜間至某姓住宅，推窗伸手入室，竊取衣物，雖其身體未侵入住宅，尚難論以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名，但其竊盜之手段，既已越進窗門，安使他人窗門全之設備失其防閑之效用，自應構成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罪。 (最高法院41年台非第38號判例) 以柴刀破壞為毀越：上訴人於夜間以柴刀將被害人之窗戶毀壞，侵入其住宅行竊，應構成於夜間毀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之罪。原判決不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兩款論科，而僅適用第二款處斷，並誤毀越安全設備為毀越門扇，顯有未當。 (45年台上第1443號判例) 非毀越：被告之使用鑰匙，開啟房門入內行竊，既未毀壞，亦非踰越，顯與毀越安全設備竊盜之情形不侔。 (63年台上第50號判例) 毀越門扇而入室行竊，其「毀」「越」行為即屬毀損物品或侵入住宅，已併合於所犯加重竊盜之罪質中，而無更行構成毀損罪或侵入住宅罪。 (27年上字第1887號判例) 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只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 (最高法院七十九年臺上字第五二五三號判例) 刑法第321條對於竊盜罪在特定情況下設置加...

刑法第321條規定：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形，乃竊盜之加重要件，行為人是否構成該條項之犯罪，仍應視行為人已否著手實施同法第三百二十條之竊盜行為而定。而竊盜行為之著手，係以已否開始財物之搜尋為要件，若行為人僅著手於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加重要件行為，而尚未為竊盜行為之著手者，仍不能以該條竊盜罪之未遂犯論科。 (最高法院85年度台非字第116號刑事判決) 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按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加重竊盜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衡以同為竊盜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定之法定最低本刑卻相同，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法定刑度為低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秩序安全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422號刑事判決) 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謂的「越」，依其文義指越入、超越或踰越而言，亦即只要踰越或超越門扇之行為，使該門扇喪失防閑作用，即該當於前揭規定之要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332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321條針對竊盜行為的特定情節設置加重規定，以強化對某些侵害程度更高的竊盜行為的處罰，其第一項規定，在符合刑法第320條普通竊盜罪或竊佔罪要件的基礎上，若行為人...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竊佔罪之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行為固已完成，嗣後之竊佔狀態，屬於犯罪狀態之繼續，而不另論罪。惟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10條規定，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不得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同條例第9條第1款至第9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罪，如其占有公有山坡地墾殖之行為繼續實行之中，則屬行為繼續而非狀態繼續。又依水土保持法之立法目的重在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避免發生公共危險之公共法益，與竊佔罪之保護土地所有人之個人財產法益不同。是在公、私有之山坡地或林區擅自墾殖、占用，縱含竊佔之性質，其竊佔罪因係即成犯，致此部分罹於追訴權時效，但仍不能因而取得擅自使用該山坡地或林區之權源，而得擅自墾殖、占用及經營。亦即遭竊佔之土地，仍屬公、私有山坡地或林區，於竊佔後之繼續墾殖、占用、經營行為，仍應受水土保持法之拘束。是同法第32條第1項之未經同意擅自墾殖、開發公有或私有山坡地罪為繼續犯，倘其墾殖、占用、開發、經營、使用之行為在繼續實行中，即屬行為之繼續，其犯罪需繼續至其行為終了時始完結，與竊佔罪之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此後之繼續占用乃犯罪狀態之繼續之情形不同。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 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不得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前條第1款至第9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違反第10條規定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10條、第3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雖係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其犯罪性質當然含有竊佔罪質，但竊佔公有地並非當然即有擅自墾殖或同條例第9條第1款至第9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等行為。亦即，行為人不因竊佔行為而取得該山坡地之權源可以擅自墾殖，該被竊佔之土地，猶屬公有山坡地，其在竊佔後之繼續墾殖或開發、經營或使用行為，仍應受該條例規定之拘束。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025號判決) 上訴人縱自79年11月間起即占用前開國有山坡地，但嗣後擴大占用範圍，迄94年7月間始遭查獲，就竊佔罪而言，雖已罹於時效，但仍不因而取得占用該山坡地之權源，而可...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的竊佔罪是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不動產為構成要件，其特點在於行為人並未基於任何合法權利占有不動產，而是利用自己的力量使不動產處於自身的實際支配之下，進而排除原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使用權。實務上，竊佔罪被認定為即成犯，即行為人在完成竊佔行為的當下即成立犯罪，其後的繼續占有僅為狀態的延續，並非行為的繼續。最高法院107年度台非字第164號判決強調，竊佔罪在認定時需注意犯罪行為的具體時間與態樣，法院不得將未經訴請的行為納入裁判範圍，否則即屬違法。 竊佔罪與竊盜罪雖同屬財產犯罪，但兩者在主觀與客觀構成要件上有重要差異。竊盜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不法所有意圖，即行為人認知到自己取用他人動產的行為違反法律分配財產利益的規範，並且意圖以所有人或有權使用人的身份自居，排斥原權利人對財產的支配。至於客觀方面，行為人須將他人支配下的動產移至自己支配下。相較之下，竊佔罪則適用於不動產，行為人需主觀上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並客觀上破壞他人對不動產的支配關係，進而建立新的支配關係，使不動產處於自身的實力管領之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4號判決指出，竊佔罪的構成要件包括行為人對不動產支配的排他性與繼續性，只有當行為使得原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無法事實上使用不動產或使用極為困難時，才能構成竊佔罪。 在實務判例中，對竊佔罪的適用進行了詳細解釋。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795號判決認為，行為人是否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雖屬內心狀態，但可透過行為表現及客觀事實加以推測。若行為人未能展現出破壞原所有人或占有人支配關係的行為，或其行為未達到排他性與繼續性的程度，則難以構成竊佔罪。另一方面，對於竊佔罪的客觀行為，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7374號判例指出，竊佔行為以行為人以己力支配不動產為完成標準，其與竊盜罪在行為效果上的核心類似，但對象為不動產而非動產。 此外，竊佔罪還需區分於刑法第335條規定的侵占罪。侵占罪適用於行為人對物品已有合法持有關係，但在持有過程中變更為不法所有意圖，進而將該物占為己有。而竊佔罪則針對行...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構成竊佔罪，未遂犯亦受處罰。竊佔罪的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不法意圖，並客觀上以己力支配不動產，使其排除原所有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的支配。實務中認為，竊佔他人之不動產須行為人未因其他緣故占有該不動產，而在他人不知情間進行占有，這是竊佔罪區別於侵占罪的關鍵所在。例如最高法院80年度臺非字第239號及其他相關判例皆強調，竊佔罪的行為人必須在無合法基礎的情況下占有不動產，若行為人已基於法律或契約占有該不動產，則可能構成其他罪名，而非竊佔罪。 竊佔罪與竊盜罪的共通點在於，兩者均以行為人將他人支配之財物移至自己支配下為構成要件，不同點則在於竊盜罪針對動產，竊佔罪則專屬於不動產。依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7374號判例，竊佔行為的完成以行為人以己力支配不動產為準，此即不動產被行為人實際控制並排除他人使用的情況。舉例來說，若行為人僅將一些資源回收物或可移動物品堆置於土地上，但未對土地形成排他性支配，則難以構成竊佔罪。正如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上易字第1020號刑事判決所述，該等堆置行為雖可能對土地使用造成不便，但因其物品易於移除，未形成行為人對土地的實質控制，與竊佔罪的構成要件仍有差距。 此外，竊佔罪的適用還需考量行為人的主觀意圖是否明確存在於不法利益的範疇內。例如高院台中分院92年度上更一字第191號判決即涉及行為人是否因主觀意圖而構成竊佔罪的問題。該案中，被告因法院拍賣程序而取得土地所有權，在執行點交過程中，債務人聲明放棄屋內物品，且執行筆錄載明相關情節。被告於取得點交後再行通知承租人拆除屋內物品，法院認為行為人係基於土地所有權人的正當地位進行清理，並無主觀上的不法意圖，因此不構成竊佔罪。這一判決進一步明確，若行為人的行為與正當權利行使緊密相關，即便其客觀行為可能涉及對物品的處理，也無法輕易將其認定為竊佔罪。 綜合而言，竊佔罪的構成要素在於行為人主觀上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取不法利益，並客觀上對不動產形成排他性與繼續性的支配，進一步破壞所有人或承租人的支配關係。與此同時，實務中對於不動...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針對竊盜罪與竊佔罪進行規範，其第一項明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產者構成竊盜罪，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二項則規範，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不動產者，依竊盜罪的規定處罰，未遂犯亦在處罰範圍內。從實務角度觀察，竊盜罪與竊佔罪的核心要件在於行為人的主觀意圖與客觀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例如，竊盜罪須行為人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若行為人因誤認物品為自己所有而取用，即欠缺不法意圖，即便結果可能構成民事侵權，亦難認定其構成刑事竊盜罪。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892號判例即指出，行為人如因誤信該物為己所有而取用之，不具備竊盜罪的成立要件。 竊佔罪則需行為人主觀上具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且客觀上破壞他人對不動產的占有支配關係並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係，使不動產處於行為人實際控制之下。根據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114號判決，竊佔罪的成立需要具備「排他性」與「繼續性」，即行為必須排除原所有人或占有人的支配，並形成持續的實際占有狀態。竊佔罪的本質屬於得利罪，所保護的法益為不動產的使用利益，因此行為人的侵害必須使原所有人或占有人在事實上無法使用不動產或使用極為困難，始能構成竊佔罪。 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3年度易字第1186號判決為例，該案中被告拆卸建物騎樓的鐵捲門與水塔，法院認定該鐵捲門與水塔非屬建物重要成分或從物，且係由被告出資裝設，為其所有物，被告拆卸行為不具不法意圖，難以構成竊盜或侵占罪。即使假設鐵捲門與水塔屬於建物成分或從物而受查封拍賣效力，法院仍認為被告因認為該物屬自己所有而拆卸，主觀上欠缺不法所有之意圖，亦不符合竊盜或侵占罪的構成要件。 此外，實務中也對竊佔罪的認定進行了多層次的解釋。例如最高法院刑事92年度台上字第3590號裁判提到，法院在認定財產犯罪時，是否應依民事權利關係或獨立判斷刑法保護必要，尚有討論空間。在該案中，法院執行人員因錯誤將上訴人之物納入拍賣範圍，導致上訴人提起訴訟。上訴人主張對系爭建物及廣告看板有事實上管領力，與日本法上的占有說相似，但法院最終採取所有權...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二項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未遂犯亦罰之。這些條文在司法實務中常涉及如何認定竊盜罪與侵占罪的界線，以及行為人對物品的持有是否基於法律或契約上的原因，這些問題的界定直接影響案件的判決。例如，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418號判例指出，侵占罪的成立以行為人對被侵占之物先有法律或契約上原因在其持有中為限，否則不能成立侵占罪。換言之，如果行為人持有的物品係因詐欺、竊盜或其他非法原因取得，即便其後對物品進行處分，也不能成立侵占罪。 在實務中，對於持有是否基於法律或契約上的原因需進行實質認定。以顏天金案為例，其作為冷凍庫管理員，在上班時間內對冷凍庫中貨物的持有被視為基於法律或契約上的原因。然而，當其下班後將冷凍庫鑰匙歸還，即失去了對貨物的持有權。若其下班後利用複製鑰匙竊取貨物，則構成普通竊盜罪，而非業務侵占罪。這一見解為板橋地方法院與臺灣高等法院一致採納，認為行為人是否於侵害行為時具備法律或契約上的持有原因需以當時具體情況判斷，而非簡單以其曾有法律或契約關係為準。 侵占罪與竊盜罪的區分在於行為人是否對物品有合法持有的基礎，以及其後是否改變持有意圖為所有意圖。例如，在臺灣高等法院刑事99年度上易字第1307號判決中，法院進一步討論了持有與支配的界線。上訴人受委託運送郵袋，其對郵袋本身的持有基於法律或契約，但對郵袋內包裹的持有並非自由支配。因此，行為人拆封郵袋竊取內部包裹的行為被認定為竊盜罪，而非侵占罪。這一案例清楚表明，侵占罪成立的前提是行為人對物品的持有已達到合法且自由支配的程度。 此外，實務中對侵占罪的適用也存在不同見解。例如，有判例認為即便行為人的持有基於不法目的，仍可能構成侵占罪。如司法院院字第2513號解釋中提到，若行為人因應承請託而持有賄款，後將其占為己有，則屬於侵占行為，應依刑法第335條第1項處斷。然而，如果行為人從一開始即以詐欺手段取得賄款，則應成立詐欺罪而...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不動產者，構成竊佔罪，未遂犯亦受處罰。竊佔罪的法律意義在於保障不動產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使用權及對物的支配權，行為人主觀上需具備不法意圖，客觀上則須具備排他性及繼續性之占有行為始能構成該罪。根據司法實務見解，竊佔行為需達到排除所有人或第三人管領及使用不動產的程度，如未達此標準，僅屬行政不法，不構成刑事責任。例如，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上易字第1740號判決中，行為人經營的檳榔攤位大部分位於租賃房屋的騎樓，其攤位設置方式屬可移動式，未對道路的使用造成長期妨礙，法院認為該行為缺乏繼續性與排他性，不構成竊佔罪。 竊佔罪屬即成犯，行為人於占有不動產並形成實際支配關係時，犯罪即告成立，後續的占有狀態屬於狀態繼續而非行為繼續，並不影響時效的計算。根據司法院三十六年院解字第三五三三號解釋及相關判例，竊佔罪的成立時點在於行為人完成占有行為，後續行為僅為狀態延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26號判決即指出，行為人於被害人所有的土地上挖掘坑洞，供埋設廢棄物之用，其行為具有不法意圖並造成他人土地的損害，已構成竊佔罪及毀損罪，法院認定竊佔行為與毀損行為具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從一重罪處斷。 竊佔罪的構成要件強調行為人須具備不法意圖及占有使用的不法行為，而行為本身需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根據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426號判決，竊佔行為必須達到排除所有人或第三人對不動產的管領及使用，僅在他人不知情時占有土地，不足以構成竊佔罪。進一步而言，最高法院24年度總會決議明確指出，「竊佔」二字指行為人在他人不知情時占有他人不動產，所謂他人包括不動產所有人或占有人。對此，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上易字第1740號判決再次強調，行為人是否在客觀上建立新支配關係並造成他人無法使用或使用困難，是判斷竊佔罪成立的重要標準。 另外，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426號判決中對竊佔罪的解釋表明，不動產之新支配關係必須具備繼續性及排他性。例如，行為人若在未經所有人同意的情況下，在他人土地上建造永久性結構物或加設圍欄，排他性明顯，足以構成...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之竊佔罪，係針對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不動產之行為設立，其目的在於保護他人對不動產的監督權以及合法使用權。該罪之成立，不以行為人在他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竊佔為必要，即使行為人在他人知悉卻未得同意的情況下占有不動產，亦構成竊佔罪。若行為人趁他人不注意時秘密占有他人不動產可構成竊佔罪，那麼在他人明確表示反對時仍強行占有不動產的行為，當然也應構成犯罪，否則將與法律保障的公平原則相悖。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與解釋已多次指出，竊佔罪之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違反他人意願而建立自己對不動產的實際支配關係，而非行為的公開或秘密性質。因此，在未經所有人同意的情況下，任何試圖排除他人對不動產支配的行為，均屬於竊佔罪的範疇，例如在共有人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即擅自占用共有土地時，即使其占有部分未超過應有份額，仍屬於竊佔罪。 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第185號刑事判決即為一典型案例，該案中，共有人之一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便與第三人簽訂租賃契約，將共有土地的部分出租給第三人使用。法院認定，被告明知該行為需全體共有人同意方為合法，卻仍在未經合法授權的情況下占有土地並從中獲取不法利益，此即構成竊佔罪。法院進一步指出，即便第三人已支付租金，甚至支付金額合理，仍不能成為合法占有的正當理由，因為行為本身違背法律所保護的監督權。此類案件清楚地顯示，共有人對共有土地的權利並非具體分割於某特定部分，而是抽象存在於整體土地上，任何單一共有人未經同意即占有特定部分均屬非法。 竊佔罪的另一個重要判斷標準在於行為人是否建立了對不動產的「排他性」與「繼續性」支配關係。根據刑法與相關判例，排他性指的是行為人是否透過自身的行動使他人無法自由使用該不動產，繼續性則指行為是否超出短暫的使用而具有持續影響的特性。倘若行為人僅短暫利用不動產，未對他人使用造成實質妨礙，則可能不構成竊佔罪。然而，如果行為人將不動產改造為具有專屬性或長期佔用的用途，例如加裝圍欄或進行其他固定設施的建設，則明顯構成排他性和繼續性的支配，應成立竊佔罪。 此外，竊佔罪的成立不僅考量行為人的客觀行為，也...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係指將特定面積之不動產納入其實力支配之下，具有排他性的一種佔據行為，是雖在他人閒置不用之土地上栽種樹木，惟並無將土地納入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並排除他人使用之意思，即非竊佔。 (台灣高等法院87年度上易字第227號判決) 查被告就其於公有公園前之公有用地擺攤營業之事實固供承不諱，惟被告於公園公有地擺攤賣魚，其是否具有不法所有之竊佔犯意，端視被告佔有使用行為是否具有繼續性及排他性而定，易言之，即被告是否因其佔用行為而建立新的佔有支配關係而定；依卷附之現場照片所示，被告設置之攤位係可移動式，可隨時收放，其並非以鎖鏈、鐵柱等設備，長期佔據固定之範圍及位置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法院三重簡易庭訊問時供稱無誤。足證被告所設之攤位係活動式，而非固定式一節，要無疑義。被告所設之攤位既非固定式，而係活動式之者，則於法自難認被告對於該等公有用地之佔有支配關係有何繼續性可言，且他人於被告再次設攤前，亦得於被告所使用之範圍內，先予使用，是被告之佔有使用該公有用地，亦無排除他人使用之情形至明。是被告在公有用地上設攤之所為，尚與刑法竊佔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臺灣高等法院90年度上易字第3374號判決) 末查被告林○雄代表首利公司與吳○雲簽訂停車場租賃契約書，將系爭地面停車場全數租給吳○雲。吳○雲為經營停車場業務，將該地面停車場加裝圍欄，其他住戶車輛因此不得自由出入。被告林○雄自簽訂本件契約時起，顯有竊佔他人不動產之犯意甚明。 (台灣高等法院90年度上易字第1771號判決) 刑法第320條第2項規定之竊佔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構成要件，亦即必須行為人主觀上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客觀上且有破壞他人對不動產之占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之占有支配關係，為其適用之前提。故行為人客觀上必須違反原所有人的意思，進而排除他人對於不動產的原有支配關係、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係，使該不動產處於自己實力管領支配之下，侵害不動產所有人之所有權或支配權，亦即行為人之占有支配必須具有「排他性」及「繼續性」，始足該當其構成要件而論以該竊...

刑法第320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之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竊佔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又因所竊佔者為他人不動產，祇是非法獲取其利益，其已否辦理登記，與犯罪行為之完成無關。 (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118號判例) 修正前森林法第51條第1項於他人森林內擅自墾植或設置工作物罪，係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故森林法該條項之犯行，亦屬竊佔性質，而竊佔罪為即成犯，竊佔行為終了，犯罪即屬成立，爾後繼續使用他人林地之行為，無論用途為墾植或設置工作物，僅屬占有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且此種占有繼續之狀態，如在時間上並無中斷，或空間上無擴大範圍，其追訴權時效即不應重新起算。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91號判決) 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罪，為繼續犯。如墾殖、占用、開發、經營、使用之行為在繼續實行中，則屬犯罪行為之繼續，而非犯罪狀態之繼續，其犯罪之完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此與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占用乃狀態繼續，不再予論罪之情形不同。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 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擅自墾殖者，75年1月10日及87年1月7日修正公布之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均有處罰之明文。而此條項雖屬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之特別規定，如在公、私有之山坡地擅自墾殖，當然含有竊佔之性質，但因竊佔罪為即成犯，若竊佔罪已罹於時效，追訴權消滅，並不因而取得該山坡地之權源而可以擅自墾殖，換言之，上該被竊佔之土地，猶屬公有山坡地，其在竊佔後之繼續墾殖行為，仍應受上該條例規定之拘束。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429號判決)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產者，構成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不動產者，亦依照前述規定處罰，且未遂犯亦受處罰。根據相關判例及解釋，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

刑法第319條規定： 第三百十五條、第三百十五條之一及第三百十六條至第三百十八條之二之罪，須告訴乃論。 說明： 刑法第319條規定，刑法第315條、第315條之一以及第316條至第318條之二的罪行，須告訴乃論。這意味著上述罪行的追訴需經由被害人提出告訴，否則檢察機關無法自行啟動訴訟程序。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明確規定，對於告訴乃論的罪行，若未經告訴或請求，或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法院應作出不受理判決。從立法目的來看，刑法第28章妨害秘密罪章旨在保護個人秘密，顯示出此類犯罪主要涉及個人法益，需由被害人自行決定是否提起追訴。 因此，除了刑法第315條之二因同時影響社會生活安寧而被列為非告訴乃論罪，其餘條文仍須告訴乃論，這在刑法第319條的立法理由中已有清楚說明。在實務中，有關洩密案件若未經合法告訴，法院應依規定判決不受理。例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重上更(三)字第8號刑事判決中，被告郭龍濟違法監聽並洩漏通訊資料，涉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5條第1項的規範。 該法條明確規定，行為人必須「明知為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而無故洩漏或交付」，且此罪依同法第30條規定為告訴乃論。然而，本案中雖有違法監聽行為，但因相關資料的洩漏未經合法告訴，法院認定部分罪行缺乏追訴基礎，對於檢察官起訴的部分洩漏行為作出不受理判決。此外，本案中涉及的附表四之十三編號11的電信使用者基本資料因告訴人楊慈昕已提起告訴，法院才得以進一步審理，但對於其他被洩漏的電信資料及通聯記錄，由於相關當事人未提告，法院則依法律規定判決不受理。 這充分說明了刑法第319條及相關法律對告訴乃論原則的適用。該原則的設計目的在於尊重被害人的意願，避免國家公權力過度介入個人私領域。同時，對於具體案件中存在的違法行為，即使其性質明顯構成犯罪，若未滿足告訴乃論的程序要求，仍無法進一步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這一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保護個人隱私與維護公共利益的需求，也體現了罪刑法定與程序正義的核心精神。因此，對於刑法第319條規範的罪行，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必須審慎檢視告訴是否具備合法性及有效性，並依照告訴乃論的規定作出裁決，從而確保法律的適用符合立法原意和司法公正的要求。 在科技發展迅速、隱私保護需求日益增長的現代社會中，刑法第319條及相關條文的告訴乃論設計，既尊重了被害人的自主權，也在法律層面上為隱私權的保護...

刑法第318-2條規定： 利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第三百十六條至第三百十八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刑法第318-2條規定，利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刑法第316條至第318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此條文的設立目的在於因應現代科技發展，尤其是電腦及相關設備的普及化，使得洩密行為更具廣泛性及危害性，因此對於以此方式犯下洩漏秘密相關罪行的行為人，特別加重處罰，以達到嚇阻效果並保護社會秩序及個人法益。 根據實務見解，洩漏行為的構成要件除了需要符合刑法第316條至第318條中對於秘密性和守密義務的要求外，還必須具有「洩漏」行為本身，即行為人須使不應知悉秘密的第三人得知秘密內容，才能成立此罪。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中，法院認為，若行為人僅將原本持有的他人未公開資訊移置至其他處所，並未導致他人得悉該秘密，則不構成洩漏行為。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220號判決進一步闡明，洩漏的本質在於秘密由行為人主動或被動的行為而被第三人知悉，因此若僅為資訊的內部移動或複製，無法視為洩漏。然而，在現代科技應用下，透過電腦設備洩密的可能性更為多元化且隱蔽性增強，例如不當使用公司內部網路將機密資訊傳遞給未授權人員、利用外部儲存設備非法拷貝數據、或將秘密內容透過社交媒體或電子郵件公開等情形，均可能構成刑法第318-2條的加重處罰對象。 該條文強調，利用電腦設備犯案的情況下，不僅更容易對秘密的所有權人造成重大經濟損害，還可能導致社會信任基礎的動搖，故立法者藉由加重處罰來抑制此類行為的增長，特別是針對涉及工商秘密的洩密行為。從構成要件的角度看，加重刑責的核心在於行為人主觀上的故意，即明知其利用電腦設備洩漏秘密的行為可能造成秘密持有人法益的損害，卻仍決意實施。實務中，法院在認定是否符合加重處罰的標準時，需考量行為的具體情節，包括洩密內容的性質、秘密的價值、被洩漏對象的範圍及行為造成的實際損害程度等。 例如若洩漏的資訊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商業利益，行為人可能面臨更嚴厲的處罰。刑法第318-2條的增訂意圖在於因應科技發展帶來的犯罪形態變化，並透過重刑威懾來維護秘密所有權人及整體社會的合法利益，同時對於秘密的保護，也須要求相關機構及個人採取更為嚴謹的保密措施，減少洩密風險。實務中也強調，在適用加重刑責時，仍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避免因加重處罰而產生過度擴張解釋或濫用法律的...

刑法第318-1條規定：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8條之一規定，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此條文以「無故」為構成要件，而所謂「無故」指無法律上之正當事由，包括行為不符合社會相當性或未具正當目的等情形。 相較於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宅罪、第315條妨害書信秘密罪及第316條洩漏業務上知悉他人秘密罪，第318條之一適用於利用科技設備而非法洩密的情況，填補了因科技發展而出現的新型態隱私侵害行為的法律規範空白。該條規定的核心在於衡量行為人是否具備法律上正當理由，若行為符合比例原則並具備正當目的，例如出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或維護公共利益，則可排除「無故」要件，反之，若行為缺乏社會相當性或目的不正當，則構成犯罪。 在實務判例中，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訴字第2540號案件針對此條文進行深入探討。該案中，被告因與告訴人交往期間出現問題，在分手後為查證對方交往狀態，提供三張告訴人照片予第三人，照片中涉及告訴人之隱私，且被告主張行為的目的是為了確認告訴人是否劈腿並要求對方歸還鑽石及存款。然而法院認為，被告提供照片給與事件無直接關聯的第三人，其行為並非基於法律正當性，反而造成告訴人隱私權的嚴重侵害，亦損害其名譽。 法院進一步指出，男女朋友間的交往狀態及相關細節屬於隱私權的保護範疇，即便被告的行為目的與私人利益相關，也已超出合理範圍，無法視為具有正當理由，最終判定被告行為構成刑法第318條之一洩密罪。實務中對於「無故」的判斷須依具體案情進行比例原則及價值衡量，隱私權與其他法益的保障取捨也需綜合考量。例如若行為出於維護新聞自由或公共利益且符合社會相當性，則可能被視為有正當理由，反之，如僅基於私人糾紛或情感報復而洩漏秘密，即構成法律所不容許的不法行為。 此外，該條文並未要求行為人必須先合法取得秘密，無論秘密來源是否合法，只要行為人無故洩漏即構成犯罪。該法的立法目的在於加強對於隱私權的保護，特別是在科技手段日益普及的現代社會中，電腦及其他相關設備被廣泛用於處理和傳播個人資訊，若未設置明確的法律約束，可能導致隱私侵害問題的擴大化。本條文的規範意旨也強調，隱私權與其他權利的平衡需以法益衡量為基礎，避免以私人利益之名侵害他人基本權...

刑法第318-1條規定：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8條之一規定，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本條文的立法目的在於填補傳統妨害秘密罪之不足，尤其針對因資訊科技發展而衍生的新型態洩密行為加以規範，以保護個人隱私及其他秘密不因科技手段的濫用而受到侵害。 該條中所稱的「無故」係指無法律上之正當事由，即行為人在客觀上是否具備社會相當性，若行為符合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社會生活的共同目的，則可認定具法律上的正當事由，反之，若行為不具相當性而導致秘密持有人法益受到侵害，則欠缺法律上的正當事由，應予刑事處罰。 相關實務判例進一步釐清條文適用的核心要素，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245號判決指出，行為是否具有社會相當性需綜合公共秩序、法益侵害程度及其他情狀判斷。若行為無法為社會接受，則應認定欠缺正當事由。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1227號判決進一步說明，即便洩漏的秘密未直接使第三人辨識持有人身份，行為人仍須承擔刑責。 例如，上傳的裸照雖已去除告訴人臉部特徵，但行為仍構成洩密罪。刑法第318條之一不以合法取得秘密為要件，只要行為人無故洩漏即屬違法，即便秘密的持有來源不合法，對洩密行為的處罰亦不因此減輕。該條文係於86年增訂，其立法理由明確指出，傳統妨害秘密罪僅涵蓋特定職業或具守密義務之人，而不足以規範因電腦或其他設備而取得秘密並洩漏之行為，因此新增本條規定以擴大保障範圍。另有實務認為，本條不要求行為人需先合法使用電腦取得秘密，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訴字第677號判決中，行為人未經允許自他人手機取得告訴人秘密並上傳至社交平台，即便該秘密來源不合法，仍應就其洩漏行為負刑事責任。 法院同時否定辯護人主張之行為人必須與被害人存在特定關係的論點，認為該觀點與立法原意不符。綜上，刑法第318條之一的適用重點在於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及洩密行為對秘密持有人所造成的實質侵害，無論行為人如何取得秘密，只要洩密行為欠缺法律上的正當事由且導致法益受損，即應負擔刑事責任。此規定有效填補了傳統妨害秘密罪在資訊化社會中的漏洞，同時對於行為人濫用科技設備洩漏他人秘密進行了適當的刑事約束，維護了個人隱私及秘密的安全。 按刑法第318...

刑法第318條規定： 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洩漏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工商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六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8條規定，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洩漏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工商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六萬元以下罰金。此條文主要在於保護公務員因其職務而知悉的工商秘密不被非法洩漏，防止對相關利益方造成不當損害，並確保公務員履行守密義務的職責。刑法第318條屬於瀆職罪的一環，其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共利益以及工商秘密的安全性，特別是涉及公務員的職務行為時，更應嚴格要求。 據此，該罪的成立需滿足特定要件，包括行為主體為現任或曾任公務員，且洩漏內容為其因職務知悉或持有的他人工商秘密，而行為主觀上需具備故意，即明知其洩漏行為違反守密義務且可能導致損害，仍決意為之。此外，所謂「工商秘密」，其定義需符合秘密性、經濟價值性及合理保密措施三大要素，若洩漏的內容無法滿足上述條件，即不構成本罪。相關實務判例進一步對該條文適用進行闡釋，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3年度上易字第19號判決中提到，刑法第132條第一項所稱的「應秘密之文書」屬於瀆職罪的一部分，主要是針對公務員洩漏涉及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機密資訊，但若洩漏的資訊無法證明與國家政務或事務有實質利害關係，則難以構成犯罪。 例如案件中，告發人僅提供土地使用同意書等資料，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的程序向臺南市政府申請相關證明文件，而被告僅將該資料交予他人閱覽，法院認為此舉並未對公共利益造成實質損害，因此不構成刑法第132條的洩密罪。從上述判例可知，刑法第318條對洩漏工商秘密的規範著重於秘密資訊的性質與洩漏行為的影響，若洩漏的資訊不涉及秘密性且未對相關利益方或公共利益造成實質影響，即無法適用該條文。 此外，刑法第318條與刑法第132條均屬於瀆職罪章範疇，但其規範重點有所不同，前者針對因職務知悉的他人工商秘密，後者則著重於涉及國家利益的機密文書或資訊。法院在適用此類條文時，需綜合考量資訊的性質、洩漏行為的目的及影響範圍，確保判決結果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及司法公平性。同時，為防止該條文被濫用或過度擴張解釋，法院強調需有具體證據證明洩漏行為對相關利益方或公共利益的實質損害，否則應依法判決無罪，以維護行為人的合法權益。這些實務判例進一步彰顯刑法第318條在實際運作中的嚴謹性及規範意圖，即在保障工商秘密的同時...

刑法第317條規定：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7條規定，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此條文旨在保護工商秘密作為經濟利益的重要資產，其適用範圍需依據具體事實審慎認定，洩密行為需針對具有秘密性、經濟價值性且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之工商秘密。 同時，該罪以行為人故意洩漏秘密為要件，若無法證明行為人具有洩密故意，則難以成立犯罪。依據相關裁判見解，「工商秘密」包括工業或商業上之發明、經營計畫、製造方法、資產負債情況及客戶名錄等，但必須具備非公開性、秘密意思及秘密利益性。例如，最高法院在108年度台上字第2152號判決中強調，僅針對依法令或契約負有保密義務者洩漏秘密進行規範，且洩漏的資訊須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若行為人明知其義務卻無故洩漏，則應負刑事責任。 同時，刑法第317條之洩密罪與妨害秘密罪均要求洩漏的資訊具有秘密性，即資訊非一般人所知悉且具保密價值。根據妨害秘密罪章的要件，「秘密」必須符合非公開性、秘密意思及秘密利益性。非公開性意味資訊僅限於特定人知悉，秘密意思則為本人希望資訊不被外人知悉，秘密利益性則指資訊對本人具有財產或非財產價值。舉例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09號判決中涉及的「工程管制表」，為□榮公司內部使用的工程管理資訊，該表中記載的資訊若被競爭對手知悉，可能對公司潛在承攬機會造成影響，因此被認定為具有經濟利益且需保密之工商秘密。 此外，該公司已透過行政管理規章及保密協定，要求員工保護內部機密，並採取合理保密措施，如將資訊放置於非公眾可接觸之公文櫃中。原審認定上訴人將該資訊洩漏予下包廠商，導致商機受損，構成洩漏工商秘密罪，並無違誤。該案中，法院強調，縱使公司保密措施不夠完善，但只要行為人明知資訊應保密且故意洩漏，即構成犯罪。另如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88年度自字第683號指出，若契約中未明確約定保密義務，行為人洩漏相關資訊即不構成洩密罪。綜合上述判例，刑法第317條的適用核心在於洩漏的資訊是否具備秘密性、經濟價值性及保密措施的存在，並且需證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洩密故意。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應結合資訊的性質、行為人的動機及公司採取的保密措施進行全面判斷，避免擴大解釋洩密罪的範圍，確保罪刑法...

刑法第317條規定：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7條規定，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該條文之適用需以行為人具有守密義務為前提，而洩密行為則必須針對「工商秘密」進行，且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故意，即明知有守密義務仍決意洩漏。 根據相關判例，守密義務的判斷需依據具體情況，包括契約條款或法律規定之內容。例如，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2年度上易字第127號案例中，乙○○雖為告訴人公司總經理，但未與公司簽訂承諾書承諾不得洩漏業務秘密，且雙方入股契約書僅約定將來競業禁止，並未載明乙○○需對業務秘密負有保密義務，因此法院認定乙○○並無契約上守密義務，洩密罪不成立。 同樣地，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88年度自字第683號中，被告巳○○等十四人與自訴人簽訂之加盟合約書雖約定保守營運機密，但其條款真意僅限於防止教案或教學產品被提供給第三人，而非要求對合約內容本身進行保密。法院進一步認為，該合約書僅規範加盟雙方的權利義務，並未涉及自訴人經營業務的具體內容，因此被告對該合約書內容並無保密義務，即便被告確有將合約書交付他人，亦不足以構成刑法第317條之洩密罪。 再者，刑法第317條中所謂「工商秘密」，須具備秘密性、經濟價值性及所有人已採取保密措施三大要件。若行為人洩漏的內容並不符合上述要件，則無法構成犯罪。例如，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1年度上易字第1461號指出，若洩漏的資訊屬於一般人可輕易知悉且無經濟價值者，則不屬「工商秘密」。此外，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89年度易字第1353號也認定，被告洩漏的集線器技術僅屬一般產品普遍特點，並非告訴人專屬之營運秘密，因而不構成洩密罪。在洩密罪的主觀要件方面，行為人需具備明確的洩密故意。若無此主觀心態，亦無法構成犯罪。 法院通常要求原告方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行為人具備洩密故意與實際行為，否則將不予支持。從上述判例可見，刑法第317條之適用不僅須審查行為人是否具有守密義務，還需確認洩漏的內容是否符合「工商秘密」之定義，並檢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洩密故意。同時，法院強調罪刑法定原則，若犯罪事實未經充分證據證明，則應作出無罪判決，以維護司法公正和行為人合法權益。這些判例進一步說明，刑法第317條的適...

刑法第317條規定：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7條的規定係針對洩漏業務上知悉之工商秘密之行為設置刑事責任，明文規定「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本條文重在保護工商秘密作為經濟效益之核心資產，其適用範圍與具體要件須嚴格依據證據判斷，犯罪事實必須依法確定，並且不得推定。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規定，倘無足夠證據證明犯罪事實或無法確定行為違法性，法院應依法諭知無罪判決，並強調自訴狀須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具體記載犯罪事實及證據，自訴人亦須對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 據此，刑法第317條洩漏工商秘密罪須以洩漏之內容確實構成「工商秘密」為要件，而所謂「工商秘密」，須為工業或商業上具有秘密性質之事實、事項、物品或資料，並重在其經濟效益的保護。若該資訊不具秘密性，即屬一般涉及該類資訊者可知悉，或未具經濟價值性，且所有人未採取合理保密措施者，便不構成「工商秘密」的範疇，據此刑法第317條之適用亦無從談起。在實務判例中，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1年度上易字第1461號即指出洩漏非秘密內容者不構成本罪，進一步闡明「工商秘密」之本質應具秘密性及經濟價值性。同樣地，於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0年度上易字第798號中，法院認定某公司涉案專利「快拆把手」及「安全扣鉤」因已非秘密，故不構成刑法第317條之罪。 此外，告訴人主張之交叉設計營內隱藏秘密，經調查亦顯示相關技術已公開多年，並不符合「工商秘密」之要件，因此無洩密問題。另一方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89年度易字第1353號亦認定，所謂告訴人公司之集線器技術實為一般產品所共有特點，並非專屬秘密，且檢察官亦無提供足夠證據證明被告剽竊所謂秘密技術，因此法院認為僅因被告離職後從事相同行業而推定其犯罪，違背刑事案件發見真實之原則，最終判定被告無罪。智慧財產法院於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87號刑事判決中進一步對「工商秘密」之法律構成要件進行闡釋，認為不公開之工業製造技術、商業營運計畫、企業資產負債及客戶名錄等均屬「工商秘密」範疇，然而其前提需符合秘密性、經濟價值性及合理保密措施三大要件。 從上述判例可見，刑法第317條洩漏工商秘密罪之核心...

刑法第317條規定：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7條針對洩漏業務上知悉工商秘密的行為設立了具體規範，明定依法令或契約負有保密義務者，若無故洩漏因業務所知悉的工商秘密，將面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的刑責。此條文的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工業與商業領域的重要秘密資訊，防止其因不當洩漏而對秘密所有人或相關企業的經濟利益造成損害。雖然刑法第317條與後來制定的《營業秘密法》在立法背景及保護法益上有所不同，但其適用範圍並未受到營業秘密法三大要件（秘密性、經濟性、合理保密措施）的限制，而是涵蓋了更廣泛的工商資訊，包括那些對企業營運至關重要且不公開的資訊，例如定價策略、製造技術及經營計畫等。這些資訊若因洩漏而被競爭對手獲取，可能對秘密所有人的商業利益造成重大影響。 從實務判決的角度看，刑法第317條所稱的「工商秘密」不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規定的資訊範疇，而是包括所有對秘密所有人具有重要性且不欲他人知悉的資訊。例如，某公司在討論定價策略或技術改良時僅限特定高層主管參加，並要求相關人員簽訂保密協議，此舉足以顯示公司對該類資訊採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若員工未經授權將此類資訊洩漏給外部第三方，尤其是競爭對手，則屬於刑法第317條規範的洩漏工商秘密行為，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刑法第317條對工商秘密的保護並非僅依賴主觀認定，還需考量資訊本身是否符合一定的秘密性及保密措施。例如，某公司涉及的「客戶資料」若僅包括訂單、產品名稱、數量、單價等基礎資訊，而非經過深入分析整理的特定客戶需求或內部決策名單，則難以認定其具有秘密性。此外，如果公司未對該類資訊採取足夠的保密措施，例如未設置明確的存取權限、未加注機密標示或未將資料存放於難以接觸的場所，也可能導致該資訊不被認定為工商秘密。因此，企業在主張刑法第317條保護時，需確保對相關資訊的保密措施足夠完善，以支持其秘密性主張。 刑法第317條與《營業秘密法》在保護範圍上的差異，源於二者立法背景及適用條件的不同。刑法第317條於民國24年制定時，並未考量營業秘密法中對秘密性、經濟性及合理保密措施的要求，其範疇更廣泛，涵蓋了所有對企業具有重要價值且不公開的資訊。相比之下，《營業秘密法》要求資訊必須具備三大要件，且側重於資訊的經濟價值與企業採取的保密措施...

刑法第317條規定：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7條針對洩漏業務上知悉的工商秘密行為作出了明確規範，規定依法令或契約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如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的工商秘密，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此條文的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工商秘密，防止其被不當洩漏或濫用，從而維護企業的正當權益及市場秩序。所謂「工商秘密」，是指在工業或商業上具有不公開性且具備經濟價值的資訊，例如製造方法、專利技術、經營計畫、客戶名單等。這些資訊必須同時符合非公開性、秘密意思及秘密利益性三大要件，方可受刑法保護。非公開性指該資訊非一般人所知，僅為特定人員掌握；秘密意思表明資訊擁有者有意識地對其進行保密；而秘密利益性則強調資訊具有財產價值或其他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 在一具體案例中，某被告利用公司配發的電子郵件將所持有的機密資訊傳送給競爭對手公司的一名員工，該資訊包括客戶名單、經營計畫、銷售目標等，均屬於與公司營運密切相關且具有經濟價值的工商秘密。該公司在內部對這些資料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例如在電子郵件中明確加註警語，要求收件人不得轉發或外洩，並將文件標註為機密性資料，顯示公司對此資訊的重視及保護。然而，被告作為依法令或契約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卻將這些機密資料傳送給與公司業務存在直接競爭關係的第三方。法院認定，被告明知該行為可能對公司造成損害，卻未能履行其保密義務，已構成無故洩漏工商秘密罪。 刑法第317條中「無故」的構成要件尤為關鍵，其意涵在於行為人是否具備法律上正當理由。若行為人未經資訊所有人的明確授權或未基於法律規定而將資訊外洩，即屬於無故洩漏，應予以處罰。法院在適用該條文時，需考慮行為人洩漏資訊的動機、手段及影響，並依比例原則進行審查。例如，上述案例中，被告將涉及公司核心業務的機密資訊傳送至競爭對手，明顯超出業務必要性且無正當理由，對公司造成潛在的經濟損失，構成犯罪。 此外，刑法第317條的適用不僅在於保障企業的合法權益，還具有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的意義。工商秘密往往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外洩可能導致競爭對手獲取不正當優勢，破壞市場秩序。因此，通過對洩密行為的刑事制裁，法律能有效遏制不法行為的發生，為企業間的公平競爭提供法律保障。同時，企業在日常經營中也應積極採取合理的...

刑法第317條規定：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7條針對洩漏業務上知悉工商秘密的行為設立了明確規範，規定依法令或契約負有保密義務的行為人，若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的工商秘密，將面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的刑責。該條文旨在保護工商秘密，特別是那些具備經濟價值或商業敏感性的資訊，如製造秘密、專利技術、營運計畫、資產負債情況及客戶名錄等，避免因洩漏行為而對企業利益造成損害。根據刑法第28章妨害秘密罪的規範，秘密須滿足三項要件，即資訊的非公開性、秘密意思及秘密利益性。非公開性指資訊並非為一般人所知，僅為特定少數人掌握；秘密意思則體現於資訊擁有者希望對資訊進行保密的主觀意願；而秘密利益性則意味該資訊具有財產價值或其他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 以實務案例為例，某公司為管理工程承攬及確保工程順利進行，製作了一份「工程管制表」。該表內含大量涉及公司內部運作的資訊，若遭競爭對手知悉，可能對公司潛在的商業機會造成損害，因此屬於典型的工商秘密。該公司不僅通過內部管理規章及新進人員守則要求員工保密，還對相關文件採取一定的保密措施，例如將其存放於公司辦公室內的公文櫃中，避免外人輕易獲取。然而，案件中的行為人將這份「工程管制表」的內容私下洩漏給外部廠商，並特別叮囑對方不要外傳，顯示其明知洩漏行為可能對公司造成不良影響，仍故意為之。 刑法第317條所稱「無故」是判定行為構成犯罪的核心要素之一。無故洩漏是指行為人缺乏法律上正當理由，未經資訊所有人同意或未基於法定義務而將資訊洩漏給無關第三方。法院在適用該條文時，需依據個案具體情況審查行為人的目的、手段及對資訊持有人的影響，並綜合考量比例原則。例如，上述案例中，行為人未經公司允許，將工程管制表資訊洩漏給下包廠商，導致該廠商不再通過公司安排接洽特定工程，從而直接損害了公司的商業機會。法院認定，該行為屬於典型的無故洩漏工商秘密，構成刑法第317條規範的犯罪類型。 在工商秘密保護的實務操作中，企業為確保資訊安全，常採取多種措施，包括簽訂保密協議、實施訪問控制、加強內部審查及教育員工法律意識等。然而，僅有制度保障不足以完全防止洩密行為的發生，刑法的介入在於對故意洩漏行為進行嚴厲制裁，進一步鞏固企業內部對於秘密保護的重視。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判定是否...

刑法第316條規定： 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6條針對洩漏業務上知悉他人秘密的行為作出明確規範，其適用範圍涵蓋醫師、律師、心理師等具有專業職責的從業人員，或曾任此等職務的人員，若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的他人秘密，將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以五萬元以下罰金。此條文的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個人隱私權，特別是在專業服務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他人敏感資訊的情形下，防止這些資訊因不當洩漏而對當事人造成侵害。在現代社會中，病患、客戶或委託人擁有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向他人揭露自己資訊的權利，這種權利被稱為資訊自決權，也是隱私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刑法第316條的核心目的正是透過規範專業人員的保密義務，保障個人的資訊自決權，避免資訊濫用或外洩。 以醫師為例，病患在接受醫療服務時，往往會向醫師提供包括病史、生活習慣等私密資訊，這些資訊通常對病患具有高度隱私性。醫師的保密義務因此成為醫患關係的基石，其目的在於確保病患能在不擔心隱私外洩的情況下，充分揭露資訊以接受最適當的治療。同時，病患的資訊自決權不僅是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也受到憲法的基本權保障。因此，刑法第316條的解釋應以保障病患資訊自決權為基礎，避免任何不合理的解釋導致該權利受損。在現代醫療環境中，由於醫療團隊的合作模式以及醫療機構常委由外部資訊公司處理病患資料，醫師的保密義務面臨新的挑戰。即便如此，病患的資訊自決權依然應受到全面保護，所有涉及病患資訊的處理均應事先獲得病患的明確同意，以避免病患隱私遭受侵犯。 刑法第316條中「無故」的構成要件是一個關鍵概念，指行為人若無正當法律理由，則洩漏他人秘密的行為即構成犯罪。這裡的「無故」與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宅罪、第315條妨害書信秘密罪等罪名中的「無故」含義相似，均指缺乏法律上正當事由的情況。若允許行為人以私人理由如訴訟舉證、維繫情感或保護權利為由，洩漏因業務而知悉的秘密，則將直接衝擊憲法對隱私權的保障。行為人是否具有正當理由，應根據比例原則對個案進行價值衡量與審查。以醫師洩漏病患資訊為例，若未經病患同意或未基於法律授權，即使是出於保護病患的主觀善意，也難以構成正當理由。 在司法實務中，刑法第316條的適用...

刑法第315-3條規定： 前二條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三規定，對於前二條所指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不論其是否屬於犯人，均應予沒收。此條文設立的目的在於保護被害人的隱私權，防止竊錄內容持續對被害人造成侵害。竊錄行為本身已對被害人構成了隱私侵害，而附著其內容的物品如果未加以沒收，可能導致侵害的延續，甚至擴大，因此法律要求義務性沒收，以消除侵害的根源。沒收制度的新修訂借鑒了國外立法例，其法律本質為刑法規定的法律效果，但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之外。修正後的刑法第五章之一專門規範了沒收，將其定義為獨立的法律效果，這使得沒收在判決主文中可以獨立於具體罪項的宣告，從而提高了判決的簡明性和易懂性，增進了人民對司法的理解與信任。 根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的意旨，有關沒收的判決應避免在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應另行獨立設項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的諭知，以達到簡明且一目了然的效果。這種方式不僅提高了判決主文的簡潔性，還有助於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對於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若其屬於犯罪行為人，可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沒收，但若有特別規定，則應依特別規定處理。刑法第315條之三即為刑法第38條第2項所指之特別規定，明確要求對竊錄內容的附著物及相關物品一律沒收。 例如，若某被告利用電子設備非法竊錄他人非公開的活動內容，該設備即屬於竊錄內容的附著物，無論設備是否屬於被告本人，法院均應依法沒收。此舉在於防止被害人隱私再次受到侵犯，也避免竊錄內容經其他途徑流出對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刑法第315條之三的規定強化了隱私權的保障力度，對於妨害秘密罪相關行為起到了威懾作用，同時通過沒收制度的完善，使得法律實施更具操作性和公平性。 從司法實務角度看，刑法第315條之三的適用體現了法律的嚴密性與人權保障的平衡。當法院面對涉及竊錄內容的案件時，除了對行為人科以相應刑責，還需依此條文對相關物品進行沒收。這種處理方式不僅符合比例原則，還在程序上保持了清晰性與一致性，避免了因對物品處理不當而引發的爭議。此外，這種沒收制度也能警示潛在的犯罪行為人，使其意識到非法竊錄行為的後果不僅包括刑罰，還可能導致相關物品的沒收及使用權的喪失。 刑法第315條之三的規範，彰顯了刑法保護法益的核心價值，其設計立足於防止隱私權被侵犯並防範侵害行為的持續發生。作為一項...

刑法第315-2條規定：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者，亦同。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竊錄之內容者，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二規定針對圖利為目的妨害秘密罪的行為進行處罰，目的是為了保護個人的隱私權，防止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被非法竊錄並公開。該法條明確指出，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實施前條行為者，或意圖散布、播送、販賣前條第二款行為者，均可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在處罰範圍之內。該規定的核心在於針對那些試圖利用技術手段或其他便利條件牟利，同時侵害他人隱私的行為設立法律制裁。然而，如何在保障隱私權的同時兼顧憲法第11條賦予的新聞自由，則成為實務操作中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 新聞自由作為民主多元社會的基石，是資訊流通的重要工具，能夠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並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監督，從而促進社會的正常運行與進步。憲法第11條保障新聞自由，包括新聞媒體對圖文內容的編輯及刊登權，但這一權利並非絕對。根據憲法第23條，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國家可在合理範圍內以法律對新聞自由進行適當限制。刑法第315條之二第三項針對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方式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者科以刑責，正是為了保障隱私權，防止隱私資訊被濫用和曝光，從而平衡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的衝突。 雖然刑法未明文規定新聞自由可作為阻卻違法的理由，但基於憲法的最高性以及法秩序一致性原則，法律適用應符合憲法意旨，避免在特定情況下憲法與刑法相互矛盾。新聞自由並非完全不受限制的權利，媒體從業人員濫用新聞自由的情況屢見不鮮，因此當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產生衝突時，需要進行價值衡量，探求最佳的解決方案。在具體案件中，應依據案件實際情況衡量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法益，並考慮對基本權的相對限制，以確保憲法對個別基本權的整體價值秩序能夠得以實現。 新聞自由屬於工具性權利，其價值不在於保障媒體本身的自由，而在於促進資訊流通，滿足人民的知的權利，進而維護社會的開放性及民主運作，防止政府濫權。因此，新聞自由的核心目的在於服務公共利益，而非保護媒體或從業人員的個人權益。這也構成了新聞自由的界限：如果...

刑法第315-2條規定：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者，亦同。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竊錄之內容者，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二規定針對妨害秘密的相關行為進行刑事處罰，尤其是針對意圖營利而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以便利他人實施妨害秘密行為者，或意圖散布、播送、販賣非法竊錄內容者，均可能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此規定的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個人隱私，防範私人言論、活動或身體隱私部位被非法竊取並公諸於世的情形。針對製造、散布或販賣竊錄內容的行為，即便未遂也可能受到處罰，顯示法律對隱私保護的高度重視。在實務中，有關司法警察（官）是否因蒐證行為構成妨害秘密罪的判斷，仍需依照比例原則進行評估。刑法第315條之一第2款明確規範「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的行為屬違法，但其中所謂的「無故」實為犯罪構成要件中的違法性要素，必須經過實質違法性審查才能確定。所謂「無故」，指的是行為缺乏法律上的正當理由，而正當性需依個案的具體情況，結合生活經驗法則、立法目的及比例原則進行判斷，避免執法過當或裁量不當。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規定「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目的者」，不構成違法，這被認為是對違法通訊監察罪的阻卻違法事由。然而，該條文所稱的「非出於不法目的」並未授權偵查人員以偵辦案件為由，無視時間、地點、對象與情狀而恣意實施監察行為。根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的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執行目的的必要限度，且應採取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小的方式。因此，司法警察執行偵查職權若違反比例原則，即使其目的是偵查犯罪，也應被認定為「出於不法目的」，不能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的不罰規定。以KTV包廂為例，包廂內的活動即便對外未上鎖，由於設有房門且與外界空間相隔，具有一定的隱密性。依一般社會觀念與生活經驗，包廂使用者主觀上期待該空間具隱密性，外人不得擅入。因此，包廂內的活動從主觀與客觀上均屬非公開活動，包廂內的使用者對未經同意進入的行為可主張隱私或秘密的合理期待。 在涉及本案中，司法警察擅入KTV包廂錄影的蒐...

刑法第315-2條規定：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者，亦同。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竊錄之內容者，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二是針對妨害秘密罪的特定行為進行處罰的法律規範，其主要內容為禁止以營利為目的，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進行妨害秘密的行為，以及禁止散布、播送或販賣竊錄的內容。此法條旨在保護個人隱私權，防止私人活動或言論被非法錄音、錄影或其他方式竊取並公之於眾。根據該條規定，意圖散布或販賣竊錄內容者，將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此外，該條文亦明定未遂犯之處罰，確保對此類行為的全面防範。 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能促進資訊的自由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促成公共意見的形成及公共監督。然而，新聞自由並非絕對，為平衡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憲法第23條賦予國家權力，得以法律為適當限制。刑法第315條之二第三項針對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竊錄內容的行為設置刑責，正是為了保護個人隱私，避免無故的窺視與曝光。法律的適用需合憲，即使刑法未明確規定新聞自由阻卻違法的情況，亦須依憲法保障的最高性原則進行詮釋，以防止新聞自由與隱私權在具體個案中發生衝突。 新聞自由的保障意在促進資訊傳播，並非新聞媒體或從業人員的不受干預之特權。該權利屬於制度性與工具性，目的在於服務社會整體利益，即人民的知的權利。當新聞自由涉及公共領域事務時，因其具公共性與新聞價值，應優先受到保障；但若涉私人領域，則需有超越個人隱私權之正當理由，方得優先考量。法院在判斷新聞內容的價值時，應遵循上述原則，避免過度介入新聞從業人員的決策，進而引發寒蟬效應。 在具體案例中，如以竊錄方式取得性侵害犯罪被害人的現場影像，則需更謹慎處理。對於被害人而言，此類隱私內容屬於核心範疇，不應僅為滿足大眾的窺視欲而公開。若以新聞自由為名，實則侵害隱私，則難以主張阻卻違法。本案涉及的圖片不僅包含加害人李宗瑞之影像，亦有被害人C7受侵害的畫面。由於C7的隱私受法律保障，縱使為揭發李宗瑞的犯罪行為，也不能忽視被害人的隱私權。散布該圖片導致C7受到二次傷害，與刑法第315條之二的保護目的相悖。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無法以新聞自由作為...

刑法第315-2條規定：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者，亦同。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竊錄之內容者，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二規定，針對意圖營利而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進行妨害秘密行為的，或意圖散布、播送、販賣竊錄內容者，以及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竊錄內容的行為，都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此外，前三項未遂犯也會受到處罰。這項法條的核心目的是保障個人隱私權，特別是針對那些利用非法手段獲取或散布他人私密資訊的行為，通過嚴格的法律規範予以打擊，以維護隱私權人的基本權利和人格尊嚴。第315條之二第三項的規定明確指出，散布竊錄內容的行為不僅侵害隱私權，更可能對被害人的人格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因此法律予以嚴格規範。 本罪的保護法益在於隱私權的內容，而非單純的資訊本身。簡言之，即便某些資訊已經被洩露，但因其隱私性的重要程度，對該資訊的再次揭露仍可能構成侵害。例如，裸照或其他私密活動屬於隱私權的核心範圍，行為人將這些竊錄內容散布給已知悉該內容的對象觀看，雖然對象已經知悉內容，但重複揭露仍可能對隱私權人造成重大侵害。這是因為該行為會讓被害人的重要隱私事項再次展現在無權觀看之人面前，對隱私權人而言，這不僅僅是資訊的再傳遞，而是對人格尊嚴的進一步損害。 依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291號判決指出，行為人散布竊錄內容的行為，無論其目的是否在於經濟利益，只要行為涉及對他人隱私權的侵害，並符合「散布竊錄內容」的構成要件，就應成立本罪。例如，在該案中，散布裸照即被認為是對被害人隱私權的重大侵害，縱然對象是已知內容的人，亦不因此減免其違法性。這一解釋明確了該罪的適用範圍，也彰顯了法律對隱私權保護的高度重視。 進一步而言，本條中對「未遂犯」的規定也具有重要意義，彰顯出立法者對此類行為防範於未然的態度。未遂犯的處罰設計，意味著只要行為人有意圖製造、散布或販賣竊錄內容，並著手實施，但尚未完成既遂，法律仍可對其進行制裁。這樣的規定意在預防潛在的侵害行為，並對試圖利用竊錄內容牟利的行為人形成強有力的法律威懾。 此外，隱私權的保護範圍涵蓋了許多日常生活場景，特別是在數位化和科技進步的時...

刑法第315-1條規定：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一規定了妨害秘密罪，其目的在於保障人民的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特別針對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的行為設置刑罰，最高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條文中特別以「無故」為構成要件，意指行為人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其行為即構成違法。此要件的設置是為了在保護隱私權與容許正當權益行使之間尋求平衡，例如合理的偵查行為或因其他社會公共利益需要的拍攝或錄影行為，若有正當理由則不構成犯罪。「無故」的判斷需結合個案情境，依比例原則考量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之間的必要性及適當性，以避免刑罰過苛或濫用。 針對妨害秘密罪中「非公開活動」的構成要件，法院指出，此類活動的認定需兼具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條件。主觀上，活動者需對其行為具有不欲公開的合理期待，例如希望隱密進行某些活動而不被他人知悉；客觀上，活動者應已利用適當的環境或採取相應的設備以確保活動的隱密性。例如，在私人住宅、公共廁所、KTV包廂、旅館房間或露營帳篷內進行如更衣、如廁、歌唱或睡眠等活動，通常被認為具有隱密性期待，因為這些場所與外界有實質區隔，且一般社會認知中會認為這些活動不應被外界知悉。然而，若僅以主觀隱密性期待作為判斷標準，可能因外人無法準確知悉活動者的意願而導致誤解，從而違反罪刑法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因此，只有當活動者主觀上有隱密性期待且客觀上已採取措施確保隱密性時，才能被視為符合「非公開活動」的構成要件。 此外，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相關法律為保障人民隱私權提供了具體規範。例如，若需對他人進行通訊監察，必須有事實足以證明被監察者對其言論或談話內容有合理隱私期待，且此舉需符合法律所規定的特定程序，如基於偵查犯罪或維護國家安全目的，並需經法院監督審核方可進行。相較之下，若普通個人以保障自身權益為由，未經適當授權便自行發動監聽或跟蹤蒐證，可能違反比例原則並構成妨害秘密罪。因此，隱私權的保障不僅需要明確的法律規範，也需在個案中慎重判斷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 妨害秘密罪對於隱私權的保護範圍涵蓋非公開活動與身體...

刑法第315-1條規定：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說明： 刑法第315條之一規定，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或以錄音、錄影、照相等方式竊錄他人非公開的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該條文旨在保障個人隱私權，特別是在現代社會，隨著科技的進步，侵害隱私的手段愈加多樣化，法律對於個人私密領域的保護顯得更加重要。根據法律解釋，非公開活動的認定標準不僅取決於物理場所的性質，還應結合活動的內容及當事人的合理隱私期待。例如，在KTV包廂內的活動，雖然包廂位於商業場所，但其因設有門窗與外界隔絕，且包廂內活動通常被視為個人私密範疇，故一般租用者對包廂隱密性存有合理期待。法院亦認為，即使有未經許可擅自進入包廂的情形，包廂內活動的隱私性仍應被保障，未經當事人同意進行錄音或錄影的行為，均可能構成妨害秘密罪。 「無故」是刑法第315條之一的構成要件，意指行為人若無正當理由，即構成違法。是否具備正當理由，需視個案情境而定，並應符合比例原則。正如最高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所指出，理由的正當性應考量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之間的適當性與必要性。例如，司法警察若在執行職務時未經適當授權，即便以偵查犯罪為目的，其行為仍可能被視為違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規定，監察者若為通訊的一方或經通訊一方同意，且非出於不法目的，可阻卻違法。然而，此條文並非授權司法警察可隨意進行通訊監察，必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使職權，且不得逾越必要限度。若偵查行為違反比例原則，即使其目的是合法的，亦難以阻卻違法。 在判斷「非公開活動」時，必須同時考量行為人是否對該活動存有隱私期待以及活動內容是否具備隱密性。例如，個人在公共道路上駕車，雖然車輛處於公共場所，但車輛的行車狀態、目的地及行蹤信息屬於個人隱私範疇，對於不欲外人知悉其行蹤的期待應被承認。若他人非法取得車輛的行車軌跡或目的地資訊，將使當事人感到心理不安並構成隱私侵害，這些行為均應被視為侵犯非公開活動的一種。法院在相關案件中指出，行為人若使用工具或設備非法竊錄他人行蹤，即便行為目的非出於惡意，但其方式過度侵害他人隱私，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