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裁判彙編-撤回承諾通知之遲到及遲到之通知001937

民法第163條規定：

前條之規定，於承諾之撤回準用之。

說明：

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前條之規定，於承諾之撤回準用之。」此一條文雖僅以極為簡短的方式規定，然其所承接者，乃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關於「撤回要約通知遲到」之完整制度，並將該制度準用於「撤回承諾」之情形，使我國民法在意思表示之時序控制與風險分配上，形成對稱且完整的規範體系。理解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必須回到契約成立之基本結構，並從要約、承諾、撤回與撤銷的制度脈絡中，掌握其規範功能與實務適用範圍。

契約成立，原則上須以一方要約、他方承諾，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為要件。承諾一經生效，契約即告成立，承諾人即受契約拘束。因此，承諾之撤回，與要約之撤回相同，皆屬於在意思表示尚未發生法律效果前，阻止其效力發生之行為。依民法總則編關於意思表示到達主義之規定，非對話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於到達相對人時生效；在到達之前，原則上允許撤回。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即是在此前提下，處理「撤回承諾通知遲到」之法律效果問題。

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並未另立新規，而是明文規定準用第一百六十二條，意即撤回承諾之通知，若其到達時間、傳達方式及遲到情形，符合第一百六十二條所定之要件，則相對人亦負有即時通知義務，否則撤回承諾之通知，將被視為未遲到而發生效力。此種立法方式，顯示立法者有意將撤回要約與撤回承諾，在時序與風險分配上，置於相同的規範架構中，避免體系破碎或價值判斷不一致。

從制度功能觀之，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核心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的傳達遲延，導致承諾人承擔過度不利的法律效果。承諾人於意思表示尚未生效前，若已及時發出撤回承諾之通知，而該通知僅因傳達過程中之技術性或不可歸責事由而遲到，則在特定條件下，法律允許其撤回仍然有效。惟為避免相對人陷於不確定狀態，立法者同時要求相對人於「可得而知」撤回通知遲到之情形下，負有即時告知義務，藉此平衡雙方利益。

被上訴人總經理簡貞介先後於90年11月5日、90年11月28日以電子郵件之非對話要約方式，向上訴人等11名簽訂技術配股同意書之員工表示技術股之計算方式為提前於91年6月30日約滿前之90年12月發放技術股200張，其餘技術股100張則於91年6月以盈餘分配即孳息股方式給付，不足部分另以員工分紅配股方式補足，並再次以召開說明會之對話要約方式為同一意思表示。雖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就前揭技術股計算方式之要約，未為明示承諾或為承諾之通知，惟上訴人既自認被上訴人業於90年12月間發給技術股200張之事實，且於90年12月間被上訴人發放技術股200張以前之說明會中，經被上訴人公開徵詢意見，上訴人又未當場表示異議，嗣並提供其富邦銀行帳號及印鑑章，配合辦理技術股200張之過戶，依前揭說明，上訴人各該舉動，足以間接推知其有默示承諾之意思表示，而非僅係單純之沉默，應認兩造就技術股之計算方式已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其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倘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前揭要約，未有上開默示承諾之舉動，甚至向被上訴人表示不得以孳息股及員工分紅股抵付其餘技術股100張者，被上訴人絕不會提前於90年12月間發給200張技術股，而會等到91年6月30日始發給技術股300張…。蓋被上訴人依系爭同意書約定，於91年6月30日前本無發給技術股200張之義務，上訴人更無從於91年6月30日取得除權孳息股之權利（91年度股票除權日為91年6月24日），此乃因被上訴人為減輕上訴人等員工之稅負，而提前於90年12月間發給上訴人技術股200張，並藉該技術股200張於91年除權所生孳息股達到給付其餘技術股之目的，倘有不足，再以員工分紅配股補之。是簡貞介乃於91年7月2日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你在去年底已取得200張技術股，除權後將變成200*1.25=250張，當初承諾給你300張，因此，本次員工分紅，你應得50張」等語，即係履行給付技術股之義務。上訴人既承諾被上訴人計算技術股發放方式之要約，並於90年12月間取得技術股200張，則其嗣於91年7月3日始以電子信件質疑被上訴人就技術股之發放計算方式，已難發生撤回承諾之效力（民法第163條、第162條規定參照）。

(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重勞上更(一)字第5號民事判決)

在實務上，撤回承諾之爭議，往往與承諾是否已生效、契約是否已成立密切相關。特別是在非對話方式、長期協商、或企業內部制度性契約安排中，承諾是否成立、是否已達到要約人，常需透過客觀行為加以判斷。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年度重勞上更（一）字第五號民事判決，即為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適用之重要代表案例。

該案係關於公司與員工間技術配股制度之爭議。被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先後以電子郵件之非對話方式，向包含上訴人在內之員工表示技術股之計算及發放方式，並於其後再以召開說明會之對話方式，重申相同內容。依該要約內容，公司將於約滿前提前發放部分技術股，其餘則以孳息股及員工分紅配股方式補足。上訴人雖未就該要約為明示承諾或發出承諾通知，然其後之行為，包括於說明會中未表示異議、配合提供銀行帳號與印鑑章、並實際受領技術股過戶，均被法院認定為足以間接推知其有默示承諾之意思表示。

法院進一步指出，在此情形下，兩造間就技術股發放方式，已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契約即告成立。既然承諾已因意思實現而生效，上訴人嗣後於相當期間後，始以電子郵件質疑技術股計算方式，已屬於契約成立後之爭執，而非有效之撤回承諾。縱使將該電子郵件視為撤回承諾之通知，亦因已逾合理時期，且契約關係早已成立，而難發生撤回承諾之效力。法院並明確援引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及第一百六十二條，指出在此情形下，撤回承諾之通知，已難生法律效果。

此一判決凸顯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在實務適用上的一項重要前提，即撤回承諾，必須發生在承諾尚未生效、契約尚未成立之前。一旦承諾已因明示、默示或意思實現而生效，契約既已成立，撤回承諾之問題即不再存在，當事人僅能循契約解除、終止或其他債權救濟途徑處理爭議。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並非賦予承諾人於契約成立後反悔之權利，而僅是在意思表示生效前，於特定條件下，調整撤回通知遲到之風險分配。

從體系解釋觀之，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與第一百六十二條共同構成「撤回意思表示遲到」之一般規範，而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六十條則分別處理承諾遲到及變更要約之法律效果。整體而言，我國民法透過一系列條文，細緻區分要約、承諾、撤回與撤銷在不同時點之效力，並以「通常傳達期間」、「可得而知性」及「通知義務」等概念，建構出兼顧交易安全與誠實信用原則之制度設計。

在適用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時，實務上仍須嚴格檢驗第一百六十二條之構成要件是否具備，包括撤回承諾之通知是否依其傳達方法，通常在相當時期內應先於或同時到達，以及該遲到情形是否為相對人可得而知。若撤回通知與原承諾相距時間過久，或依一般經驗即不可能先於或同時到達，則即不生通知義務，相對人亦無須負擔法律擬制之不利後果。

對當事人而言，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所揭示之實務啟示，在於承諾人如欲撤回承諾，必須高度重視時效性與傳達方式，並避免在已透過行為表現承諾意思、甚至已受領契約利益後，始主張撤回承諾。相對人方面，若於特殊情形下收到顯然遲到之撤回承諾通知，且依交易經驗可合理判斷其本應先到或同時到達，則仍應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即時通知對方，以免撤回承諾被視為未遲到而生效。

總結而言，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雖為一準用條文，然其在契約成立時序與風險分配體系中，具有關鍵性地位。透過準用第一百六十二條之規範，立法者在撤回承諾之情形下，同樣引入通知義務與法律擬制機制，使撤回意思表示之效力判斷，不致因單純的傳達遲延而產生不公平結果。實務裁判亦一再強調，該條文之適用，須以承諾尚未生效為前提，並須嚴格解釋其構成要件，以維持契約安定性與法律可預測性。此一穩定見解，正是我國民法在意思表示制度中，兼顧效率、誠信與交易安全之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