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裁判彙編-權利行使之界限001895

民法第148條規定：

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說明：

民法第148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此一條文在我國民法體系中，具有高度原則性與統攝性，常被視為誠實信用原則與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的集中體現。其功能並非在於創設具體的請求權或抗辯權，而是在於對既存權利的行使方式設下實質界限，使形式上合法的權利行使，仍須接受誠信、公平與公共利益的檢驗。此一規範不僅適用於所有權、債權等實體權利的行使，也同樣及於程序上或防禦性的權利，例如時效抗辯權的行使，均不得脫離誠信原則的拘束。

從體系上觀察，民法第148條與民法第144條、第125條以下有關消滅時效的規定，並非彼此孤立存在。消滅時效制度本旨在促進法律關係早日確定，避免權利長期懸而未決，並藉由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以維持交易安全與社會秩序。然而，立法者亦清楚認知，時效制度若被不當利用，反而可能成為不誠信行為的遮蔽工具，使原本應受法律保護的一方，因他方的不作為或不當行為而喪失救濟機會。因此，民法第148條的誠信原則，正是在時效制度的適用過程中，發揮衡平與修正的功能，用以防止權利人或債務人藉由形式合法的權利行使，達成實質上不公平的結果。

依民法第144條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僅取得拒絕給付的抗辯權，債權本身並不因此消滅。是否主張時效抗辯，乃債務人之權利，而非義務。然而，正因其屬於「權利」，其行使自然須受民法第148條第二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之拘束。換言之，時效抗辯權並非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利，若債務人主張時效抗辯的行為，本身違反誠信原則，法院即得介入，禁止其行使該抗辯權，以維護法律關係中的實質公平。

根據民法第148條，權利行使應依誠信原則，尤其是在涉及時效抗辯時，若債務人長期維持錯誤或不作為，致使債權人無法行使權利，法院可以依誠信原則排除其抗辯權。這體現誠信原則作為平衡個案中各方利益的重要法律基礎，以確保權利行使符合公平和正義。

民法第148條中的誠信原則及權利行使的界限規範，不僅適用於通常的權利行使，也適用於時效抗辯的行使。在時效完成的情況下，債務人雖享有時效抗辯權，但其行使時仍應符合誠信原則，不得違背公平和誠信之要求，否則可能構成權利濫用。

1. 時效抗辯與誠信原則的適用

依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判決，時效完成後，債權人雖然並未失去債權本身，但債務人享有拒絕給付的抗辯權。然而，若債務人的行為妨礙債權人的權利行使，導致債權人請求權罹於時效，則法院可能依照誠信原則禁止債務人主張時效抗辯，以維護公平。例如，當上訴人因土地登記錯誤，拖延長達30年未訂正，使得被上訴人難以行使請求權，法院認定此情況下上訴人主張時效抗辯，違背誠信原則，並不予支持。

2. 權利失效原則的應用

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45號判決中，誠信原則延伸出「權利失效」原則。即若權利人長期不行使權利，且造成義務人正當信任權利人已不欲行使權利，則義務人可以抗辯，使權利人不得再行使該權利。這一原則的核心在於，權利人長時間不行使權利所形成的特殊情況，使得義務人合理信賴其不再主張權利。因此，權利再行使即可能構成誠信原則的違反。

在103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判決中，法院指出，債務人若長期維持錯誤的土地登記而未糾正，導致債權人無法主張權利，則該債務人無法依時效主張抗辯，因其行為已違反誠信原則。在這樣的情形下，法院基於誠信原則，排除債務人的抗辯權行使，以維持法律上的公平。

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僅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債權人之債權並不因而消滅（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參照）。是否行使時效抗辯權，雖為債務人之權利，惟依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其行使權利，仍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如有違反，即為權利之不法行使，自應予以禁止。又誠信原則原具有衡平機能，因債務人之行為，妨礙債權人行使權利，致其請求權罹於時效，如許債務人為時效之抗辯，依其情形有失公允者，法院自得本於該特殊情事，禁止債務人行使該抗辯權。查系爭土地於六十九年間為分割登記，登記面積為三六六五平方公尺，惟依分割後之地籍圖測量結果，其面積為二八一六平方公尺，上訴人至九十九年八月間始為更正，被上訴人於八十年間即因該項登記而溢付買賣價金，但因上訴人延未訂正，致未向上訴人請求賠償等情，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另卷附九十九年法院拍賣公告記載系爭土地為山坡地，其上僅有雜木林等語；被上訴人並於上訴人通知更正系爭土地面積之後，對於鄰地所有人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可見依系爭土地現況，其登記面積較地籍圖測得面積多出八四九平方公尺，非經為地政主管機關之上訴人訂正並通知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難以知悉，是原審指被上訴人對於其請求權罹於時效，無任何歸責事由，係職司土地登記之上訴人任令錯誤延續三十年，致被上訴人不知行使權利等語，應屬有據。原審因上訴人之行為，妨礙被上訴人行使權利，終至其請求權罹於時效，而認上訴人為時效之抗辯，違背誠信原則，於法並無不合。再債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有無違背誠信原則、應否禁止，原應依個案事實綜合判斷之，上訴人舉本院其他准許地政機關為時效抗辯之判決，謂原判決上開判斷違背法令云云，亦無可取。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於其敗訴部分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民事判決）

「按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情況，足以使義務人正當信任權利人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義務時，經斟酌當事人間之關係、權義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依一般社會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權利失效原則，乃係源於『誠信原則』之特殊救濟方法。」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45號判決）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民事判決，即為民法第148條適用於時效抗辯行使的代表性裁判。該判決明確指出，誠信原則原具有衡平機能，當債務人之行為妨礙債權人行使權利，致其請求權罹於時效，若仍准許債務人主張時效抗辯，依具體情形顯失公允者，法院自得基於該特殊情事，禁止債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此一見解，清楚揭示誠信原則在時效制度中的修正角色，避免消滅時效成為不誠信行為的保護傘。

在該案中，系爭土地於六十九年間完成分割登記，登記面積為三六六五平方公尺，惟依實際地籍圖測量結果，其面積僅為二八一六平方公尺，兩者相差八四九平方公尺。上訴人身為職司土地登記的地政機關，卻長期未為更正，直至九十九年八月間始完成訂正。被上訴人早於八十年間即因該錯誤登記而溢付買賣價金，但由於上訴人遲未訂正，被上訴人難以知悉其權利受侵害的事實，自亦無從及時行使請求權。法院進一步指出，依系爭土地現況及相關拍賣公告內容，若非地政機關完成更正並通知，被上訴人實難自行察覺登記錯誤，故其請求權罹於時效，並無任何可歸責事由。反之，正是上訴人任令錯誤延續長達三十年，直接妨礙被上訴人行使權利。

在此情形下，若仍允許上訴人主張時效抗辯，將使其因自身不作為甚至怠於職責而獲得利益，顯然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因此認定，原審禁止上訴人行使時效抗辯，於法並無不合。該判決並進一步強調，債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是否違背誠信原則，原本即應依個案具體事實綜合判斷，並非一概否定或一概准許。縱然其他判決曾准許地政機關主張時效抗辯，亦不當然拘束本案之判斷，仍須回歸個案中是否存在妨礙權利行使的不誠信行為加以審酌。

此一裁判意旨，清楚說明民法第148條並非用以否定時效制度本身，而是防止時效抗辯權被濫用。時效制度的正當性，在於促進法律關係的安定，而非縱容一方藉由不誠信行為製造時效完成的結果。當債務人本身即是造成權利人無法行使權利的原因時，其再行主張時效抗辯，已背離時效制度的立法目的，自應受誠信原則的限制。

與時效抗辯密切相關的，尚有源於誠信原則發展而來的「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45號判決即指出，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情況，足以使義務人正當信任權利人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義務時，經斟酌當事人間之關係、權義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依一般社會通念，若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即得因義務人之抗辯，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限制而不得行使。此一權利失效原則，正是誠信原則在時間因素上的具體化運用。

權利失效原則與消滅時效並不相同。消滅時效係依法定期間的經過而生效，其構成要件與效果均由法律明文規定；權利失效則不以法定期間為必要，而係著重於權利人長期不作為所形成的信賴狀態，是否已使相對人合理相信權利不再行使。換言之，權利失效是一種以誠信原則為基礎的例外性限制機制，其目的在於保護相對人的正當信賴，而非單純追求時間經過本身的效果。

將權利失效原則與時效抗辯之誠信限制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兩者在功能上具有相通之處，均在於防止一方當事人藉由時間因素，達成不公平的法律效果。不同之處在於，時效抗辯的誠信限制，多半著眼於債務人是否有妨礙權利行使的行為；權利失效則著眼於權利人長期不行使權利，是否已造成相對人的正當信賴。兩者雖方向相反，卻同樣以民法第148條的誠信原則作為最終判準。

綜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判決與100年度台上字第445號判決可知，民法第148條在時效制度中的角色，並非消極附屬，而是積極調節。法院在面對時效完成或權利久未行使的案件時，並不僅止於形式上檢視法定期間是否經過，而是進一步審查當事人行為是否符合誠實信用的要求。若一方當事人利用自身不作為、怠於更正錯誤，或長期沈默而製造對其有利的不利局面，法院即可能透過民法第148條，否定其權利行使的正當性。

總結而言，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所揭示的權利行使之界限，在時效抗辯與權利失效的脈絡中，展現出極為關鍵的衡平功能。它提醒法律適用者，權利的存在並不等同於權利得以恣意行使，尤其當權利行使本身違背誠信、破壞公平或公共利益時，即使有法律形式上的依據，仍可能遭到否定。透過誠信原則的貫穿，民法第148條使消滅時效制度與權利行使制度得以回歸其原本的立法目的，確保法律不僅追求形式安定，更能在具體個案中實現實質正義，這正是民法第148條在裁判實務中持續被援引、深化與發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