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裁判彙編-時效抗辯行使及限制001879

民法第144條規定：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

說明：

根據上述判決，以下是民法第144條關於時效抗辯行使及限制的主要重點：

抗辯權發生主義：

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取得「拒絕給付」的抗辯權，這種抗辯僅影響請求權的行使，但並不使債權自動消滅。因此，即便時效已經完成，債務人仍可以自願履行而不構成不當得利，因為此行為基於清償的合法性（最高法院106年度重上字第445號判決）。

時效完成後的清償效力：

債務人在時效完成後自願履行的給付，不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此類清償因無違反法律上原因，不具備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03號判例）。

但是，若債務人因強制執行非自願地履行，則可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之反面解釋，主張不當得利返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3號判決）。

時效抗辯的放棄：

時效完成後，若債務人明知時效已完成，仍以契約承認該債務，則視為放棄時效抗辯權；同時，時效利益一旦放棄，便無法再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2868號判例）。

不當得利的適用限制：

根據不當得利的原則，受利益的一方必須「無法律上原因」才構成不當得利。消滅時效僅賦予債務人拒絕給付的權利，而非直接使請求權消滅，因此，基於法律原因的給付不構成不當得利，若因法院強制執行而履行，則可構成不當得利（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3號判決）。

法院對時效抗辯的被動立場：

法院不得在債務人未主張時效抗辯時主動判定請求權消滅。除非債務人主動行使抗辯權，法院無權直接認定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歸於消滅（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195號判例）。

綜上所述，這些判決說明了消滅時效的完成僅賦予債務人拒絕給付的抗辯權，債務人若未主張，債權依然存在，不構成自動消滅。且時效完成後的履行清償，並非不當得利，除非係非自願履行。

按民法第144條第1項係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故消滅時效完成之效力，不過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是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借款請求權雖已時效消滅，債務人因此得拒絕給付，然債權並未消滅，從而債務人倘主張債權人之債權不存在，於法並無可採。

（最高法院106年度重上字第445號判決）

我國採抗辯權發生主義，即於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債權人的債權仍然存在，只是債務人得主張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而由於債權人的債權並未消滅，債務人如在時效完成後仍為給付，不會有不當得利返還的問題。所謂時效抗辯，是指債權債務關係經過一段期間後，債權人怠於行使權利，債務人得依法律規定拒絕給付，但僅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效力，並非使債權歸於消滅，故債務人縱得拒絕給付，但如債務人仍自願清償債務，則仍然發生清償效果，債權人之債權尚存，受領清償並無所謂之不當得利。債務人已經向債權人主張時效消滅拒絕給付，債權人仍執執行名義（本件問題之本票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財產時，因非基於債務人任意為之，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之反面解釋，債務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債權人返還。此依最高法院106年度上字第919號判決所示：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後，依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固係採抗辯權發生主義，債務人僅因而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惟如債務人行使此項抗辯權，表示拒絕給付，債權人之請求權利因而確定的歸於消滅，債務人即無給付之義務，嗣後如因法院之強制執行而為給付，因非基於債務人任意為之，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之反面解釋，債務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債權人返還。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3號判決）

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之承認，為認識他方請求權存在之觀念表示，僅因債務人一方行為而成立，此與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後段所謂之承認，須以契約為之者，性質迥不相同。又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所為之承認，固無中斷時效之可言，然既明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仍為承認行為，自屬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且時效完成之利益，一經拋棄，即恢復時效完成前狀態，債務人顯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

（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2868號民事判例）

不當得利，須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為其成立要件，其因時效而取得權利，民法上既有明文規定，即與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之情形有別，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

（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03號民事判例）

又「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是消滅時效完成之效力，不過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債務人若不行使其抗辨權，法院自不得以消滅時效業已完成，即認請求權已歸消滅。」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195號判例）

民法第144條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此一條文在我國消滅時效體系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其規範重心不在於宣告債權的存亡，而在於界定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債權人及法院三者在法律關係中所應扮演的角色與行為界線。透過第144條的設計，立法者清楚採取「抗辯權發生主義」，一方面維持法律關係的安定性，另一方面也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並藉由誠實信用原則加以節制，避免時效制度淪為濫用權利的工具。

依民法第144條第1項，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並非當然免除債務，而僅取得拒絕給付的抗辯權。此一抗辯權的性質，屬於程序性與防禦性的權利，其效果在於阻卻債權人透過訴訟或強制執行方式實現請求權，而非溯及否定債權本身的存在。最高法院早在29年上字第1195號判例即明確指出，消滅時效完成的效力，僅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債務人若不行使其抗辯權，法院自不得僅以時效完成為由，逕認請求權已歸消滅。此一見解，確立了法院對時效問題應採取「被動審查」的基本立場，避免司法權過度介入私法自治的領域。

在抗辯權發生主義之下，債權人在時效完成後，其債權並未消失，而是轉化為一種「自然債務」。所謂自然債務，係指債務人在法律上仍負有給付義務，但因法律賦予其抗辯權，使該義務欠缺強制執行力。最高法院106年度重上字第445號判決即指出，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其效果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借款請求權縱已罹於時效，債權仍然存在，債務人僅是得以拒絕給付。因此，債務人若主張債權不存在，於法並無可採。此一判斷，清楚區分了「請求權行使力」與「實體債權存在」兩個不同層次，避免時效制度被誤解為實體權利的消滅制度。

正因為債權在時效完成後仍然存在，民法第144條第2項進一步規範了債務人於此階段所為給付的法律效果。條文明定，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此一規定，實質上是否定時效完成後自願清償構成不當得利的可能性。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03號判例即指出，不當得利須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為成立要件，而債務人基於清償債務而為給付，縱使該債務已罹於時效，仍屬有法律上原因之給付，自不構成不當得利。此一見解，充分體現對債務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並確保交易與清償行為的安定性。

然而，實務亦清楚區分「自願給付」與「非自願給付」的情形。當債務人係因法院強制執行而為給付，該給付並非基於其自由意思，而是出於國家公權力的強制介入。在此情形下，若債務人已主張時效抗辯，則該給付即欠缺法律上原因。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3號判決即明確指出，債務人於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後，依民法第144條第1項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若其已行使抗辯表示拒絕給付，債權人之請求權即確定歸於消滅，債務人自無給付義務，嗣後如因法院強制執行而為給付，因非基於債務人任意為之，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反面解釋，債務人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此一見解，在體系上巧妙連結民法第144條與不當得利制度，形成完整而一致的解釋架構。

民法第144條第2項後段，另就「契約承認債務」或「提出擔保」的情形，設計了時效抗辯權的限制機制。所謂承認，並非泛指任何承認債務存在的言行，而是必須以契約方式為之，亦即須有債務人與債權人意思表示一致，始足當之。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2868號民事判例即明確區分，民法第129條所稱的承認，係時效進行中之承認，僅需債務人一方行為即可成立，並發生中斷時效的效果；而民法第144條第2項所稱之承認，則須以契約為之，其性質在於拋棄時效完成的利益，而非中斷時效。此一區分，對於正確理解時效制度的運作，具有決定性意義。

關於時效利益的拋棄，實務進一步指出，其前提在於債務人明知時效完成的事實。若債務人於不知時效已完成的情形下，僅為一般性陳述或事實承認，原則上不宜輕率認定其已拋棄時效抗辯權。然而，若債務人明知時效完成，仍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供擔保作為履行保障，即可認定其有明示或默示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表示。一旦時效利益被拋棄，即回復至時效完成前的狀態，債務人不得再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給付。此一法理，既尊重當事人真意，也避免債務人反覆操作時效制度，破壞交易安全。

在時效完成後，利息與違約金債權的處理，亦是實務上經常引發爭議的問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40號及97年度台上字第477號裁判一致指出，消滅時效完成，僅賦予債務人拒絕給付原本債權的抗辯權，其原有法律關係並不因而消滅。原本債權縱已罹於時效，但於債務人行使時效抗辯前，其利息及違約金仍會依契約或法律規定陸續發生，而此等利息及違約金既已成為獨立債權，自應各自依其時效期間與起算點判斷是否罹於時效，不能因主債權時效完成而當然隨同消滅。此一見解，對於長期債務關係而言，具有高度實務指引價值。

在程序法層面，時效抗辯權的行使，亦直接影響強制執行程序的合法性。當債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仍持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即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該執行名義的執行力。此類異議之訴的本質，在於確認執行名義所依據之請求權已欠缺實現基礎，而非否認債權曾經存在。實務透過此一制度，使時效抗辯權得以在執行程序中具體落實，避免債權人藉由形式上的執行名義，實質侵害債務人依法享有的抗辯權。

綜合上述判例與實務發展，可以清楚看出，民法第144條所建構的時效抗辯制度，並非單純的技術性規範，而是一套兼顧法律安定性、交易安全、意思自治與誠實信用原則的完整制度設計。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僅取得拒絕給付的抗辯權，而非當然免責；債權仍然存在，並轉化為自然債務。債務人得自願履行而不生不當得利，但若係非自願履行，則得依法請求返還。債務人若以契約承認債務或提出擔保，並明知時效完成，即視為拋棄時效利益，不得再主張抗辯。法院在整個制度中，則應維持被動中立的角色，除非債務人主動行使抗辯權，否則不得逕行認定請求權消滅。

最終而言，民法第144條的真正價值，在於其精細地劃定了「時間經過」對法律關係的影響邊界，使消滅時效既不致過度侵害債權人權益，也不致使債務人永無寧日。透過裁判實務的累積解釋，時效抗辯行使及其限制，已逐步形成一套高度可預測、兼顧公平與效率的運作模式，成為我國民法消滅時效制度中最具實務意義與理論深度的重要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