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零四條裁判彙編-強制罪001337

刑法第304條規定：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多數人為特定原因集合開會係屬持續之動態進行，有賴與會者用理性態度參與，以理服人，達致意思溝通與交流之目的；會議場面平和、順利之維護，是與會者期待會議參與之權利，凡於會前、會中有人從中對會場內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即俗稱鬧場)，自會造成與會者身體或心理之受危害感，且生場面之紛亂，因而無法順利完成會議。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明知會議室內人數眾多，為表達抗議之意，先將手中之筆記本猛力擺放於會議桌上，再徒手拿起容量800毫升之礦泉水瓶，數度朝會議室內等待開會之人丟擲，並致與會之潘○○因遭礦泉水瓶擊中而受有左胸壁挫傷之傷害，該次會議因此紛亂終未能如期舉行，而妨害在場與會之人行使開會之權利等情。徵諸該次集會係存在爭執議題之勞資團體協商會議，且緊接在勞方人員主觀上認遭資方不當解雇、不當打壓之後召開，上訴人為美□公司之工會理事長，對該會議自有一定影響力，其於會議初始即施以強暴手段，造成與會者有人身體受傷害，顯於會議初始即已破壞平和順利之氣氛，並造成與會者心理受有干擾。該會議終未能如期舉行，與上訴人施強暴致人受傷及其因此被架離之動態過程難謂無關，顯致美□公司及與會者之開會權利受損害，原判決論以其一筆記本猛力放會議桌上及傷害之行為，同時犯強制犯行，尚無不合。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23號判決)

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而是否妨害人行使權利，必須檢驗是否有手段目的之可非難性，倘行為人之行為，已該當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或為依法令之行為，即已阻卻違法，自係法之所許，難認係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即便行為人之行為不符合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仍應藉由對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整體衡量，以判斷是否具有社會可非難性。倘依行為當時之社會倫理觀念，乃屬相當而得受容許，或所侵害之法益極其微小，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而與社會生活相當者，即欠缺違法性，尚難以該罪相繩。又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加以注意，並綜合全部證據資料，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而為判斷，倘僅論列其中一面，卻置他面於不顧，而為說明理由，即有證據上理由矛盾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㈡本件原判決犯罪事實欄記載告訴人高○○手持手機拍攝學生，經上訴人告誡後，告訴人置之不理，待警員陪同上訴人返回案發地點，告訴人將手機鏡頭轉朝上訴人方向拍攝，經上訴人一再表示「不要拍我」，告訴人此時仍持續拍攝，已逾越持續注視、監看、蒐證之合理範圍，超過依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的界線，欠缺正當理由，而達到侵害上訴人公開場域隱私權、肖像權及資訊自主權之程度，構成現在不法之侵害等情，理由欄並敘明此部分認定所憑之法則、證據及論理，認定告訴人不聽勸阻持續拍攝被告之行為，屬不法侵害之行為等旨，倘屬無訛，則告訴人此部分行為是否已非合法之權利行使？上訴人伸手將告訴人手機取走，阻止其持續拍攝之行為，是否欠缺社會可非難性，而不得以強制罪相繩？皆有研求之餘地。乃原判決未說明上訴人之行為是否具有社會相當性，而欠缺違法性，即逕行認定上訴人取走告訴人手機之行為雖屬正當防衛，但防衛過當，仍構成強制罪等旨，此部分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判決)

會議的舉行，通常是為了討論特定議題，並由與會者透過理性交流來達成共識或解決問題。在這樣的場合，與會者期望能夠在平和的氛圍中發表意見，並達到意圖溝通和交流的目的。會議場面若遭到破壞，無論是身體上的暴力還是心理上的威脅，均會對與會者的會議參與權利造成侵害。因此，對於那些在會議過程中施加強暴或脅迫手段的行為，會議的正常進行將受到威脅，甚至可能導致會議無法如期舉行。最高法院在110年度台上字第4923號判決中認定，上訴人在會議中以筆記本和礦泉水瓶進行攻擊，並且造成與會者受傷，這一行為顯示上訴人試圖藉由暴力手段來表達抗議，進而妨害了其他人參與會議的權利。該判決指出，上訴人作為工會理事長，在會議中施暴，對會議的進行造成了明顯的影響，使得會議未能如期舉行，並且對其他與會者的身心造成了損害。

在刑法第304條中，強制罪所保護的法益主要是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與實現自由。根據這條法律，強制罪的構成要件包括施加強暴或脅迫手段，從而妨害他人行使其權利。這些權利不僅限於公法上的權利，私法上的權利也同樣受到保護。例如，在會議中，與會者有參與會議的權利，如果此權利被暴力或威脅破壞，便可構成強制罪。然而，是否構成強制罪，需要進一步審視施暴行為的社會可非難性。如果行為人是出於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或者其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則可排除其違法性，從而不構成強制罪。

最高法院在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判決中，也討論了強制罪的另一層面。在這起案件中，上訴人因為被告不斷拍攝其照片而感到不安，於是伸手將告訴人的手機取走，試圖阻止其持續拍攝。法院認為，若告訴人持續拍攝超過了合理的界限，並且未聽從勸阻，這樣的行為便構成了不法侵害。然而，法院在審理時也指出，是否上訴人的行為具有社會可非難性，值得進一步探討。如果上訴人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隱私權，並未超過社會的容忍界限，那麼其行為可能並不構成強制罪。因此，法院需要綜合考慮行為的社會背景和法律規定，來判斷其是否屬於不法的強制行為。

強制罪不僅是對身體上的暴力行為進行懲罰，也包括對心理上施加壓力或威脅的行為。在會議中，當暴力或威脅手段被用來強迫他人服從，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時，這種行為便構成了強制罪。正如在上述判例中所示，會議的正常進行應該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性討論的基礎上的，一旦這種平和的氛圍被打破，會議參與者的基本權利便會受到侵害。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無論是出於何種目的，都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因此，強制罪的認定，不僅僅關注行為是否構成暴力或威脅，還需要考慮該行為是否符合社會可接受的倫理標準。如果行為人的行為過於激烈，超出了社會普遍接受的界限，並且對他人造成了實質的損害，那麼這樣的行為就應該受到懲處。無論是會議中的暴力事件還是日常生活中的侵權行為，司法機構都應該根據具體情況，對是否構成強制罪進行審慎判斷，確保法律的公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