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七十條裁判彙編-公務員包庇賭博罪001249

刑法第270條規定：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本章各條之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刑法明文處罰公務員各種包庇他人犯罪之行為，所指「包庇」，即包攬庇護之意，固與單純不舉發之消極縱容有別，而須有積極掩蔽庇護之行為，始能成立，其本質上仍屬他人犯罪之幫助犯，僅因法律明文處罰始獨立成罪，是舉凡一切藉其勢力，提供庇護，以利他人犯罪進行或使犯罪不易被人發覺，而助益他人犯罪完成之積極行為，概皆屬之。又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規定，警察執行勤務，其方式包括勤區查察、巡邏、臨檢、守望、值班與備勤，其目的係為達成取締、檢肅、查緝等法定任務，維護社會治安，是各級勤務機構因應治安之需求所規畫之勤務內容，包括如何指派人員、運用與組合警力、積極採取甚或消極不採取上開任一勤務執行方式等，均攸關上開任務目的能否圓滿達成，故透露警察之勤務計畫，不論其既定內容係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均足以影響取締效果。從而為使他人得以規避查緝，趁隙進行犯罪，而告知警察勤務，既已為告知之積極行為，且有助益他人犯罪之完成，即屬包庇，要不因其所告知之內容係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有不同。又公務員藉其勢力，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提供庇護，以利他人犯罪進行或使犯罪不易被人發覺，而助益他人犯罪完成之積極行為即屬包庇行為，不以其包庇對象為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權責範圍內為限。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供述，佐以證人呂○○、鍾○○之證述，及卷附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100年2月10日、2月17日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分局○○警備隊13人勤務分配表、員警出入及領用應勤裝備登記簿、100年2月10日、2月17日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分局○○偵查隊40人勤務分配表、通訊監察譯文等證據資料，經相互參酌印證，綜合判斷，認上訴人有包庇呂○○聚眾賭博之犯行。原判決並說明：本件上訴人於100年2月間行為時，擔任桃園縣政府(現改制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分局警備隊隊員，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且屬負有協助偵查、調查犯罪等法定職務之警察人員，對轄區內非法聚眾經營賭博場所者，負有取締、查緝之責。其知悉呂○○為其轄區內職業賭場經營業者(呂○○於99年10月19日後某日起，至100年12月間，在○○市多處經營職業賭場之行為，業經原審判決確定)，利用擔任值班勤務之機會，分別查知○○分局偵查隊員警正聚集即將出勤，時值農曆春節前夕之春安工作期間，檢警機關莫不以取締色情美容護膚、職業賭場、檢肅非法槍彈等為專案勤務查緝重點，上訴人明知勤務內容、執行時間，均與國家事務或公共利益有深切之利害關係，均屬應維護之秘密，不得洩漏，以免助長犯罪，竟將員警即將出勤之訊息告知賭場業者呂○○，使之得以預先防範，所為業已實際提供庇護而助益他人犯罪之完成，自屬積極之包庇行為。縱上訴人非主管排定或執行該等勤務計畫內容之人，亦未必實際知悉勤務計畫及內容，惟員警何時外出執行勤務，本非一般人均可輕易知悉之消息，仍屬於應秘密之消息，不得洩漏。上訴人將員警集結、即將進行非例行性專案勤務之訊息洩漏予呂○○，使之得以事先知悉而有所防備、規避查緝，顯係以積極行為排除犯罪阻力，使呂○○就其犯行防免事跡敗露，自當屬積極包庇賭博之行為(原判決第11至12頁)。所為論斷及證據取捨，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核與證據法則無違。上訴意旨猶謂係被動告知呂，○○非屬積極之包庇，應為一般之幫助行為云云，顯係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敘明之事項，圖憑己見再事爭執，顯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自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

刑法第270條規定，公務員包庇他人犯本章各條之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該條文所稱的包庇行為，指公務員藉由職權或身分，積極地提供保護，協助犯罪行為順利完成或避免被揭發，其本質屬於對犯罪的幫助行為，但因法律明文規範，將其作為獨立罪名加以處罰。包庇行為需具有積極性，與單純的不舉發或縱容行為有明顯區別，凡行為人以其權力、職務或特殊地位為基礎，採取行動庇護犯罪，使犯罪行為更易實現或避免查緝，均可視為包庇。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的規定，警察負責執行巡邏、臨檢、查緝等勤務，其職責在於維護社會治安並遏制犯罪。因此，警察對勤務內容的知悉具有高度的公共利益關聯性，這些資訊本應保密，若故意洩露勤務計畫或相關細節給犯罪分子，便構成違法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中指出，行為人利用其警察身份，在知悉賭場經營者呂某從事職業賭博犯罪的情況下，將警察即將出勤的訊息提前洩露，使賭場業者能夠事先規避查緝，此行為顯然是積極的包庇行為，因其提供的訊息直接助益犯罪分子規劃防範措施，排除了犯罪的外在阻力，進一步促成犯罪行為的完成。

該案原判決認定，行為人作為桃園縣警察局某分局的警備隊員，負有協助偵查及取締賭博犯罪的法定職責，卻利用值班勤務機會洩露專案執法訊息，使賭場得以預先應對，屬於明顯違反職務的包庇行為。即使行為人並非實際規劃或執行勤務計畫的主管，但警察執法的具體時間與內容並非一般人能輕易知悉的訊息，屬於應保密的勤務資訊，行為人將此訊息洩露予犯罪者，便已違反職責，且形成實質的犯罪協助行為。法院進一步指出，包庇行為的成立不以行為人是否從中直接獲利為前提，只需其行為具備實質幫助犯罪完成的效果，即符合包庇罪的構成要件。

公務員包庇罪的重點在於行為的積極性，刑法對於包庇的界定是行為人採取行動保護犯罪者，並排除法律與執法的正常運作，與單純的不舉報或未盡職責的消極行為不同。在上述案件中，行為人通過洩露勤務資訊，直接促成犯罪者躲避查緝，進一步使犯罪行為得以隱匿，其行為具有明顯的積極性，因此構成包庇罪。

此外，刑法第270條不限定包庇行為必須發生在行為人主管的業務範疇內，只要行為人利用職權或職務相關資訊協助犯罪者，即可構成犯罪。在該案中，行為人對犯罪者提供的庇護並非偶然的幫助，而是出於主觀意圖進行的犯罪協助，因此不論行為人是否主動提供，亦不影響犯罪的認定。

總結而言，刑法第270條對公務員包庇賭博犯罪的行為設置了嚴格的規範，要求行為人必須具備積極庇護的行為，且該行為對犯罪的完成有實質助益。司法實務中，對於包庇行為的判定需綜合行為人的職責、行為內容及其對犯罪結果的影響等因素進行全面分析，並要求充分的證據支持。該條文的設置體現了法律對執法機關內部違法行為的高度關注，通過明確責任與加重刑罰，進一步強化了執法機構的廉潔性與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