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裁判彙編-強制性交猥褻罪之加重結果犯001174

刑法第226條規定：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說明：

性侵害案件係特殊之犯罪類型，對遭受性侵害犯罪之女性而言，遭受性侵害是第一度無法抹滅的傷害，而回憶遭侵害之過程對被害人而言是更殘忍的二度傷害，因此刑法第226條第1項除明訂犯第221條、第222條、第224條、第224條之1或第225條之罪，致被害人於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犯外，另於同條第2項規定「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乃立法者有意嚇阻性侵害之行為人，並極力保護女性被害人所設，益徵性犯罪之嚴重性及特殊性。而刑法第226條第2項之性質，係純粹就結果責任所為之規定，蓋以通常所謂因而致云者，皆係就自然之結果而言，惟本罪被害人之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乃由於被害人因羞忿之故而自行為之，並非因犯強制性交等行為之自然結果，故理論上應排除刑法第17條之適用，然被害人之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既係由於羞忿，則羞忿之生出與行為人所犯強制性交等性犯罪之間，自仍須具有因果聯絡關係存在，始克當之。且被害人之自殺，必係由於羞忿，如無此項事實，或雖有此事實，但其自殺並非由於羞忿，而係另有原因者，均不能論以本罪。至因羞忿而決意自殺後，其中有無其他原因條件與之相結合或介入以助成之，則與本罪之成立不生影響。本件甲女自殺，是否因上訴人強制性交犯行而羞憤自殺所致，茲應探究者乃在於其因果關係之存在與否。觀諸甲女與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甲女於事發當日晚間及其後多日，反覆追問上訴人「你不顧我感受強壓我，強迫脫我衣褲，強行用性器官插入我，對不對？」等語，惟上訴人以「為什麼想逼我說」、「為什麼執著問題」等藉詞為應，或以到外地生活為由安撫甲女，從未正視甲女對其何以違反甲女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質問，甲女最後則回以「這樣的態度真的讓人難以原諒」等語。並稽之甲女遺書敘及：「第1次時我一直掙扎，雙手黑青」、「對方把我抵抗時造成的傷推到我在浴室捏他大腿，明明就是他強壓我在床上」等語，顯見甲女對於上訴人就性侵一事未曾道歉及認錯，甚至飾詞卸責之態度，已無可原諒。且綜合甲女之遺書、筆記本及隨身碟檔案內容以觀，甲女從案發至自殺相隔僅約1個半月，期間甲女多在回憶遭上訴人性侵當天之過程及其中之疑點、報案前與上訴人以LINE之對話及親至公司與上訴人交涉之過程，並屢屢敘及感覺自己身體被弄髒(即遭上訴人強制性交)，每晚惡夢連連，眼前浮現遭上訴人性侵時之嘴臉等情，堪認甲女係因前揭事實而生羞忿之心致萌生尋死念頭，其羞忿自殺與上訴人本件強制性交之犯行間，並有因果關係之聯絡，即便去除甲女聽到上訴人稱要告其誣告一事而單獨觀察，就強制性交此一條件，仍會造成甲女自殺，並不影響本罪之成立。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33號刑事判決)

性侵害案件是一種特殊的犯罪類型，對於遭受性侵害的女性而言，這種犯罪造成的影響極為深遠且難以抹滅。性侵害本身是對被害人的第一次傷害，而回憶侵害過程對於被害人而言則是更加殘酷的二次傷害。因此，我國刑法第226條第1項特別針對犯下刑法第221條、第222條、第224條、第224條之1或第225條之罪，並導致被害人死亡或重傷的情形進行加重處罰。同時，第226條第2項進一步規定：「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規定顯示立法者在意圖嚇阻性侵害行為的同時，也極力保護女性被害人的身心安全，進一步彰顯性犯罪的嚴重性與特殊性。

刑法第226條第2項的規定性質屬於結果責任的範疇，因為法律中的「因而致」一詞通常是指自然結果。然而，這裡的被害人自殺或意圖自殺導致重傷，並非強制性交等性犯罪行為的自然結果，而是因被害人羞忿之情而自行為之。因此，理論上應排除刑法第17條有關過失責任的適用。然而，被害人的羞忿之生起與行為人所犯的性犯罪之間，必須具有因果聯絡關係，才能成立此罪。如果被害人的自殺或意圖自殺並非因羞忿而起，或雖然羞忿但另有其他主要原因導致自殺，則無法適用該條規定。即便在羞忿促成自殺的過程中，有其他原因條件結合或介入，也不影響本罪的成立。

以本案為例，甲女是否因上訴人強制性交的行為而羞忿自殺，關鍵在於其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根據甲女與上訴人的LINE對話記錄，甲女多次追問上訴人是否在不顧她的感受下，強迫脫去她的衣物並強行性交，然而上訴人始終以「為什麼想逼我說」或「為什麼執著於問題」等語模糊回應，並試圖以搬到外地生活來安撫甲女，但從未正面回答或道歉認錯。最終，甲女回覆「這樣的態度真的讓人難以原諒」等語。從甲女的遺書內容亦可看出，她提及第一次遭到性侵時的掙扎，並記載了身體傷痕及上訴人強壓她在床上的情景，顯示她對於上訴人拒絕承認過錯甚至推卸責任的態度無法接受，進一步加重了其羞忿之情。

綜合甲女的遺書、筆記本及隨身碟中的檔案內容，從案件發生至她自殺僅約一個半月期間，她多次回憶被性侵的經過，檢視當天的疑點，以及報案前與上訴人交涉的過程。甲女屢次提到自己感覺身體被弄髒，並形容她每晚都因惡夢驚醒，眼前浮現上訴人性侵時的嘴臉。上述事實充分顯示甲女因羞忿而萌生尋死念頭，其羞忿自殺與上訴人的強制性交行為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係。即使排除甲女在聽到上訴人表示要告她誣告後的情緒影響，單純從強制性交的事實觀察，該行為仍是導致甲女自殺的重要因素，並不影響本罪的成立。

由此可見，性侵害犯罪所帶來的傷害不僅限於身體層面，還深深影響被害人的心理狀態，甚至引發悲劇性的後果。刑法第226條第2項的設計，正是為了嚴懲因性犯罪導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重傷的行為人，進一步保障被害人免於承受更多的身心痛苦。同時，法院在適用此條文時，必須謹慎分析行為人之行為與被害人羞忿自殺間的因果聯絡，以確保法律的適當運用和正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