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裁判彙編-強制性交罪001139

刑法第221條規定：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以科學上無法即為印證之手段為誘使(例如法力、神怪、宗教或迷信等)

按刑法第221條第1項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若又以科學上無法即為印證之手段為誘使(例如法力、神怪、宗教或迷信等)，由該行為之外觀，依通常智識能力判斷其方法、目的，欠缺社會相當性，形成心理恐懼感，而壓制人之理性思考空間，使之作成通常一般人所不為而損己之性交決定，自非屬出於自由意志之一般男歡女愛之性行為，而屬一種違反意願之方法(參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692號判決)。查被告明知甲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仍多次對甲女施以鬼神之說，製造甲女心理恐懼感，實已壓制甲女之理性思考空間，進而以此恐懼感進行行為支配，以驅趕鬼神為由要求甲女與其發生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性交行為，且再參酌甲女輕度智能不足之智識程度，被告所為確足以壓制甲女性自主之自由意志，甲女與被告所為之前開性交行為，均屬被告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而為之。…按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供述本身外，其他足以佐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其所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證，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參照)。次按性侵害犯罪案件因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在場，訴訟上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本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並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4285號判決參照)。被害人之證言若綜合其餘補強證據綜合判斷後，認定該等補強證據與被害人之證言，並無扞格而得以佐證被害人所述，該等證據當得以作為法院認定事實之補強證據。查證人即甲女母親所為上開證述，屬其等親自見聞之事，並非傳聞證據，揆諸前揭意旨，當得為甲女證言之補強證據。另證人謝富麗證述關於其擔任甲女導師及輔導老師，與其相處接觸過程所了解甲女的個性，性情；證人周怡萍有關其個人與甲女往來過程中對甲女的認知、2人先前相處經過等所為證述，均本於彼等親身見聞之生活經驗而為證述，此部分證述，自均非傳聞證據。蒐證照片部分，僅用以證明甲女所指訴被告之犯罪地點，確實有此地點，被告亦坦承確與甲女在蒐證照片所顯示地點發生性交行為，蒐證照片確有上述證明力。至於精神鑑定報告書，用以佐證補強甲女證述之可信性及真實性，應非法所不許。辯護意旨認上開證人所述均屬傳聞證據，精神鑑定報告均不得作為補強證據云云，容有誤會。綜合前開事證，甲女所為證述均前後一致，復有上開補強證據可供參酌，其證述具有相當高程度的可信性及真實性，參以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亦坦承因載甲女去大岡山超峰寺拜拜等語，亦與甲女所證述者相符，足認甲女前開證稱被告曾告以鬼神附身之說，並曾陪同其拜拜求符等事，均非無稽，堪認甲女因被告自稱係觀世音菩薩的乾兒子，因而相信被告所稱其遭神鬼附身之說，因恐自身或家人遭遇不測，心生恐懼感，致使甲女自主決定意思遭到壓抑，受制被告性交可驅趕鬼神方式，而違反甲女意願，與被告發生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性交行為。被告對於甲女違反其意願而為性交行為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上訴字第916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 221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限於條文所列的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任何足以侵害被害人性自主權利，使其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到妨害的手段，均屬於此範疇。其中，若行為人利用科學無法即時印證的手段，如法力、神怪、宗教或迷信，誘使被害人，則可從行為的外觀、方法及目的，依一般智識能力進行判斷。此類行為通常缺乏社會相當性，會在心理上造成恐懼感，壓制人理性思考的空間，使被害人作出一般人難以接受且損害自身的性行為決定。此種行為並非基於自由意志的正常性行為，而應視為一種違反意願的方式。以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692 號判決為例，行為人若明知被害人未滿 18 歲，卻以鬼神之說製造其心理恐懼感，壓制理性思考空間，進而以此控制被害人，並藉驅趕鬼神為由要求發生性行為，已屬侵害其性自主之行為。

特別是在被害人具輕度智能不足的情況下，此種行為更容易達成目的。行為人的行為，不僅壓制被害人的自由意志，且所發生的性行為，均屬違反被害人意願的結果，應依法追究刑責。根據刑事判決的補強證據原則，所謂「補強證據」指能佐證被害人供述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的其他證據，其補強範圍不必涵蓋事實的全部，只需與供述相互印證，依社會通念達到犯罪事實確信的標準，即可作為認定之基礎。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75 號判決指出，性侵害犯罪因其隱密性，通常只有行為人與被害人在場，訴訟中難免出現各說各話的情形。但法律並不要求必須有直接證據，只要綜合各種間接證據，基於合理推理且不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即可作為犯罪事實的認定依據。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580 號及 103 年度台上字第 4285 號判決亦持此見解。被害人證言若與其他補強證據相互佐證，且彼此一致，則該等證據得作為法院認定事實之基礎。

例如，被害人母親的證述，因屬親自見聞之事，並非傳聞證據，且與被害人證言相符，即可作為補強證據。其他如甲女的導師及輔導老師證述甲女的性格及相處經驗，以及甲女朋友對其個性認知的證述，均基於親身接觸與生活經驗，並非傳聞證據，亦可佐證甲女證言。此外，蒐證照片能證明犯罪地點的存在，且被告亦坦承曾在該地點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具有證明力。精神鑑定報告亦能補強甲女證述的可信性與真實性，不違反法律規定。辯護方認為上述證據屬傳聞且精神鑑定不可作為補強證據的主張，明顯有所誤解。

綜合全案證據，甲女的證述前後一致，並有多項補強證據佐證，其證述具有高度可信性與真實性。此外，被告於原審中坦承曾載甲女至大岡山超峰寺拜拜，與甲女證述的內容相符，足以佐證被告曾以鬼神附身之說誘使甲女，並以此壓制其自由意志。甲女因信任被告自稱為觀世音菩薩的乾兒子，且害怕自己或家人遭遇不測，因而心生恐懼，最終被迫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被告所為之行為違反甲女意願，且其犯罪行為已達認定標準，應依法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