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二十條裁判彙編-準文書001128

刑法第220條規定：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說明：

按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法第二百二十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以楊○綾名義所偽造之電腦文件文書，已表明告訴人「○凌」之名字及行動電話，雖所載之「○凌」與告訴人名字並不相同，然讀音均相同，且載有楊○綾之行動電話，應足以表彰該文書為楊○綾所製作，並徵求性伴侶之用意，是該電腦文件文書自應均屬刑法第二百二十條第二項之準私文書。又被告於網路上刊登內載「喜歡做愛歡迎來電一夜情」等云云，並公布楊○綾之電話，客觀上已足使人誤認楊○綾本人有渴望性需求、徵求性伴侶之不名譽情事，上開行使偽造文書行為自足以生損害於楊○綾。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及第三百十條第二項加重誹謗罪。其與黎姓友人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其先後三次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加重毀謗之犯行，時間緊接，方法相同，所犯係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之犯意為之，應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再被告將冒用楊○綾名義之電腦文件文書張貼於網站之行為，係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加重誹謗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斷。

(臺北地院90年簡字3662號)

查將偽造文件影印，固與抄寫打字不盡相同，然於吾人實際生活上如可代替原本使用，應認具有與原本相同之信用性。故在一般情況下，應認其與原本作成名義人直接表示意思之文書無異。自非不得為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客體。現今社會由於數位科技之發展，印表機及影印機之功能大為提升，不論黑白（列印）影印或彩色（列印）影印均與文件原本幾無差異，一般人甚難分辨。如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連同著作及書籍底頁所載之著作人等一併影印重製，除違反著作權法外，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原判決謂「影印係藉由機器複製原本，單純之影印並非當然等同『偽造』。而經由影印方式所複製之文書影本，依其外觀亦不難辨識。」是否與社會事實相符已非無疑？從而原判決所謂「故縱使被告將上開書籍封面或底頁有關著作人、發行人、印刷者等資料一併加以影印，常人亦不致會因此誤認上開影印而成之書籍影本，係由封面或底頁之發行人、印刷者所影印、發行，被告亦不可能會有如此認知與犯意，更難認其在收受有重製犯意之顧客所交付之書籍而為影印時，會有影印上開資料藉以偽造私文書之犯罪動機。」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最高法院刑事95年度台上字第2295號裁判）

刑法上所稱之文書，係指使用文字、記號或其他符號記載一定思想或意思表示之有體物，除屬刑法第220條之準文書外，祇要該有體物以目視即足明瞭其思想或意思表示之內容，而該內容復能持久且可證明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復具有明示或可得而知之作成名義人者，即足當之。易言之，祇要文書具備「有體性」、「持久性」、「名義性」及足以瞭解其內容「文字或符號」之特徵，並具有「證明性」之功能，即為刑法上偽造或變造私文書罪之客體。

（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3260號刑事判決）

依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規定，電磁紀錄若能藉機器或電腦處理顯示影像或符號，足以表示一定用意，即屬準文書範疇。本件中，被告冒用楊○綾之名義，製作包含「○凌」名字與行動電話的電腦文件文書，並以此文件徵求性伴侶。雖然文書中「○凌」與告訴人名字並不完全一致，但因讀音相同且附載楊○綾之行動電話，足以使人誤信該文書為楊○綾所製作，且符合徵求性伴侶之用意。依刑法規定，此文書屬準私文書。被告進一步將此文件張貼於網路，發布包含「喜歡做愛歡迎來電一夜情」等內容，並公開告訴人電話號碼，此行為已足使人誤認楊○綾本人有不名譽之情事，構成足以損害告訴人名譽之危險。基於上述行為，被告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以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

此外，被告與黎姓友人間存在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兩人屬共同正犯。被告的偽造準私文書行為作為低度行為，已為其高度行為即行使準私文書罪所吸收，無需另行論罪。且被告三次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加重誹謗罪行為，因時間接近、方法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應依連續犯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同時，張貼該文書的行為一舉觸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加重誹謗罪，屬想像競合，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罪處斷，即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

在現代社會，數位科技的發展使影印與列印技術愈加精密，影印件與原件幾無差別，普通人難以分辨真假。最高法院刑事95年度台上字第2295號裁判指出，偽造文書罪的客體包括影印件，只要影印文書在實際使用中能代替原件，則其具備與原件相同的信用性，應視為刑法所保護的文書。然而，若單純影印並未涉及偽造之意圖，則不當然構成偽造行為。原判決認為影印文書外觀易於辨識，因此不致誤認為原件，但此論點是否符合社會事實已非無疑。若影印內容包括著作財產權相關信息，如書籍底頁的著作人或發行人資料，並被他人誤以為為真，則仍可能構成偽造私文書罪。

刑法所稱文書，係指使用文字、符號或其他標記記載一定思想或意思表示之有體物。根據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3260號刑事判決，文書需具備「有體性」、「持久性」、「名義性」及能明確表示內容之特徵，並具有「證明性」功能，方構成刑法上偽造或變造文書罪的客體。例如，電磁紀錄只要其內容能被重現並表達明確的意思，即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的準文書。無論是影印文書還是數位文件，只要具備上述特徵並能影響公共信任或個人合法利益，皆受刑法保護。

綜上所述，無論是冒用他人名義製作電腦文件，或透過數位設備仿冒、影印文件，只要行為涉及虛構或篡改事實並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合法利益，即符合偽造文書罪的構成要件。在數位化時代，準文書的範疇已大幅擴展，刑法對偽造行為的打擊亦與時俱進，強調對文書證明功能及社會信用的全面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