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十九條裁判彙編-沒收之特例001123

刑法第219條規定：

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說明：

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該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

(參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

刑事法所謂之「責任共同原則」，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共同加工所發生之結果，相互歸責，因責任共同，須成立相同之罪名，與犯罪成立後應如何諭知沒收，並非相同之概念，尚不宜混為一談。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雖係義務沒收之規定，且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諭知沒收，但仍以該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與被告所參與之犯罪有關者，始須在該被告之主文欄諭知沒收，而非謂與被告所參與犯罪無關之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亦均應在被告主文罪刑項下諭知沒收。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83號判決)

刑法所稱之偽造，乃無製作權而擅行製造。至於盜用，乃無使用之權，而擅用他人之物之謂，其性質屬於權行為，但與偽造之性質在使之「本無為有」(即無中生有)者不同。盜用之方法，並無限制，以越權方法，例如保管他人印章，原限於使用在某特定範圍，竟然越權、使用於其他事項。又偽造之印章、印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雖為刑法第219條所明定。然而，盜用他人真正印章所蓋之印文，仍屬真正之印文，並非偽造之印文，尚不在該條所定強制沒收之列，兩者法律效果並不相同，當予明辨。

(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2661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此條文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是否已被搜獲或扣案，只要無法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該規定的立法目的在於杜絕偽造印文對社會信用體系的危害，對於犯罪工具的處置亦採取嚴格的措施。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之意旨，偽造的印文即便未被實際扣得，也應在判決中依法宣告沒收，且不論該物品是否仍然存在，皆是適用刑法第219條之核心精神。然而，刑法第219條的適用，需結合具體案件情境，判斷是否屬於偽造物，並進一步釐清與被告犯罪行為的關聯性，方能準確處理。

刑事法上責任共同原則主要用於行為人共同加工犯罪的結果歸責，這一原則要求行為人對於共同犯罪的後果承擔相應責任，並因此成立相同的罪名。然而，這一原則與犯罪成立後應如何處理相關沒收的問題並非等同，兩者不宜混淆。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83號判決指出，刑法第219條雖為義務沒收之規定，無論偽造物是否屬於犯人，均應依法諭知沒收，但該規定的適用前提仍須該偽造物與被告所參與之犯罪有關。如果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與被告所參與的犯罪無關，則無需在被告主文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此種判斷體現了刑法在沒收問題上對責任範圍的明確界定，既要防止濫用沒收權限，也需保護被告的正當權利。

進一步分析，刑法中所稱之偽造，係指行為人無製作權而擅行製造，這是一種典型的「無中生有」行為，其本質在於創造原本不存在之物；至於盜用，則是指行為人無使用權卻擅自使用他人之物，其性質屬於權行為，並非製作行為。因此，偽造與盜用在法律上存在根本差異，兩者不應混為一談。依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61號刑事判決，盜用他人真正印章所蓋之印文，因其印文屬真實，並非偽造印文，因此不適用刑法第219條規定之強制沒收。換言之，偽造與盜用之區別在於行為性質，偽造是創造不存在之物，而盜用則是擅自使用他人現有之物，兩者在法律效果上亦有明顯不同。尤其是對於盜用真正印章所產生的印文，雖可能涉及其他刑事責任，但因該印文非屬偽造，故不屬於刑法第219條強制沒收之範疇，應作適當區分。

在具體適用中，刑法第219條對偽造物的沒收要求仍需結合具體事實進行判斷。例如，若某案件中偽造物未被搜獲，但經調查已確定其存在且未滅失，則應依規定宣告沒收，這是基於防範偽造物再度危害社會的考量。然而，如果案件涉及盜用他人真正印章所蓋印文的情形，該印文因屬真實，並不適用刑法第219條的沒收規定。此處需特別注意，法律在處理偽造與盜用問題時，應明確區分兩者性質，以避免混淆法律適用，進而損害案件的公正性。

總結而言，刑法第219條對於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的沒收規定，反映了法律對於打擊偽造行為的嚴格態度，其適用範圍以偽造物與犯罪行為的直接關聯性為基礎。同時，對於偽造與盜用行為的性質差異，法律亦明確予以區分，以確保在處理刑事案件時，能兼顧打擊犯罪與保護當事人權益的平衡。這一規定既強調了對偽造行為的懲治，也為實務操作提供了明確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