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十七條裁判彙編-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001119

刑法第217條規定：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說明：

民法第217條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第1項)。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第2項)。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第3項)。」係以公平、誠信原則為法理基礎，分配損害之風險承擔比例，且債務人除得對被害人為與有過失之抗辯外，亦得以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請求法院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就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生之事項，除民法第274條至第278條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人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79條規定自明。本件情形：黃O雄於執行北誼公司職務期間，因疏於綑綁固定系爭貨車裝載之瓦斯鋼瓶，及超速駕駛，而發生系爭事故，致無償載送之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被上訴人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損害等情，既為原審所認定。則於被上訴人與黃O雄間，被上訴人為被害人，黃O雄為加害人(債務人)，黃O雄得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為被上訴人與有過失之抗辯，上訴人自得據此主張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又黃O雄於執行職務期間，無償載送被上訴人，可擴大被上訴人活動範圍，應屬被上訴人之使用人。則於兩造間，北誼公司為連帶債務人，被上訴人為被害人，黃O雄除為連帶債務人外，亦兼為被害人之使用人，北誼公司即得依同條第3項規定，為黃O雄與有過失之抗辯。是上述二項與有過失之抗辯，權利義務關係並非相同，且攸關法院得否據以減輕或免除上訴人連帶或單獨賠償金額之判斷，自應分別調查審認。原審見未及此，逕以黃O雄為被上訴人之使用人，即認不符與有過失之要件，並以北誼公司係僱用人而非加害人，因黃O雄不得抗辯被上訴人應承擔其過失，北誼公司亦不得為此抗辯，進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斷，自有適用上開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上訴論旨，指摘關此部分之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有理由。又被上訴人本身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有無與有過失；黃O雄分別為北誼公司、被上訴人之受僱人、使用人，則北誼公司、被上訴人就損害風險承擔之比例，應如何分配始屬公平？黃O雄無償載送被上訴人，是否為其執行職務之行為？案經發回，併請注意及之。

(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441號民事判決)

刑法上所謂署押，應係指自然人所簽署之姓名或畫押，或其他代表姓名之符號而言。若係政府機關、學校、醫院及其內部單位或一般公司、行號之名稱，則不在刑法上所謂署押之列。蓋因「署押」係由自然人親手簽押，具有筆劃特徵之個別性質，足以辨別其真偽，始具有署押之意義。而政府機關或公司、行號本身，係虛擬之人格，而非自然人，並無親手簽押其名稱之能力(實務上多以蓋印之方式為之)，必須委由自然人以機關或公司、行號代表人或代理人之名義，簽押該自然人之姓名為之。故機關、學校、醫院及其內部單位或一般公司、行號之名稱，在性質上並非刑法上之署押。本件上訴人在本件匯出匯款憑證上「代理人姓名欄」內所記載之「億●」二字，究係自然人之姓名，或公司、行號之名稱？似有未明。原審未詳加查明釐清，遽認上述「億●」二字，即係上訴人所偽造他人之署押，遽予宣告沒收，亦嫌調查未盡。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19號判決)

民法第217條的規定以公平與誠信原則為基礎，旨在合理分配損害風險的承擔比例。其第1項明定，若被害人在損害的發生或擴大過程中存在過失，法院得依其過失情節，酌情減輕加害人的賠償金額，甚至免除其賠償責任。第2項進一步說明，若重大損害的原因超出債務人的可預見範圍，而被害人未盡合理注意義務以防止或減少損害，則被害人應被視為與有過失。第3項則規定，此等規範同樣適用於被害人的代理人或使用人。這些規定不僅平衡了當事人之間的責任，亦體現了法理上風險共擔的精神。

在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441號民事判決中，案件的核心爭點即涉及上述法律規範的適用。該案中，黃O雄作為北誼公司的僱員，於執行職務期間疏於綑綁固定瓦斯鋼瓶，並因超速駕駛導致事故發生，致被上訴人受傷。法院認定被上訴人可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向北誼公司及黃O雄主張連帶賠償。然而，黃O雄作為加害人（即債務人），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及第2項，可提出被上訴人與有過失的抗辯，進而請求法院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責任。此外，北誼公司作為僱用人及連帶債務人，亦可主張黃O雄在執行職務期間無償載送被上訴人，此行為應被視為被上訴人的使用人行為，從而依民法第217條第3項，為黃O雄的過失提出抗辯。

然而，原審對於上述權利義務的複雜性未予充分調查，僅以黃O雄為被上訴人的使用人，認定不符合與有過失的要件，並以北誼公司非直接加害人為由，否定其抗辯權。最高法院認為此判決在法律適用及事實調查方面均存在瑕疵，指摘原審未妥善處理與有過失抗辯的適用範圍及影響，最終將案件發回重審，要求釐清被上訴人與黃O雄的法律地位及北誼公司的責任分配。

同時，在刑法領域中，署押的定義與適用亦具有特定限制。根據刑法相關解釋，署押專指自然人親手簽署的姓名或畫押，具有獨特的筆劃特徵，可用於辨識真偽。因此，政府機關、公司或行號等法人名稱，因不具自然人身份，並不屬於刑法上的署押範疇。此類機構的名稱通常以印章或代理人簽名方式表示，僅自然人代表機構進行簽押時，該行為才可被視為刑法上署押的一部分。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19號判決中，案件涉及匯出匯款憑證上的「代理人姓名欄」記載「億●」二字。法院指出，需查明該記載是否為自然人姓名，若僅為公司或行號名稱，則不構成偽造署押罪。然而，原審未充分調查此事，遽以偽造署押罪論處並宣告沒收，顯有調查未盡之嫌。

綜合來看，無論是在民事責任分配中對與有過失的適用，還是在刑法中對署押定義的界定，法律解釋均需結合具體情境，深入分析行為與結果間的法律關聯。民法第217條的設計反映了公平原則，旨在合理分擔當事人的責任；而刑法中的署押則強調自然人行為的獨特性，以確保法律適用的精確性。上述判例不僅體現了法律解釋的靈活性，也為司法實務提供了具體指引，有助於確保案件裁判的公平與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