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十七條裁判彙編-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001117

刑法第217條規定：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說明：

(一)署名，以證明其主體之同一性為已足，並不以簽署姓名為必要，即用化名、代名、偏名、筆名或僅簽名字，亦無不可。因之行為人如以其偏名為法律行為，苟其偏名，係行之有年，且為社會上多數人所知，該偏名已足以證明其主體之同一性，自難謂該行為人有偽造他人名義之犯意。(二)上訴人因遭他案通緝，為掩飾真實身分，才自103年起冒稱「孫○○」。其於103年9月間，佯稱代表寶□公司，與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書，陸續收受告訴人交付之投資款，而以「孫○○」名義，書立系爭收據、借據及簽發系爭本票交付告訴人，作為收受款項之憑證或擔保，此與以偏名為法律行為，行之有年，為社會上多數人所知，該偏名已足以證明其主體之同一性之情形有別，要難謂無偽造他人名義之犯意。即使上訴人曾以「孫○○」名稱註冊社群網站臉書之帳號，擔任臉書「蘋○先生Dr.apple」管理員，並曾以該名稱與臉書粉絲團、通訊行及手機廠商客戶聯繫、簽約。且未曾否認書立系爭收據、借據及簽發系爭本票，及於系爭收據、借據及本票上記載其身分證統一編號，亦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判決)

查刑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印章、印文罪所謂之印章、印文，係指用以代表印章名義人人格之同一性，足以藉其認證該名義人本人意思表示之確實性者而言。本件被告偽造「台南車站驗票章」印戳，蓋用於高鐵車票上，依其文意，並非用以表示制作者本人人格之同一性之作用，應非刑法第217條之印章、印文(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332號判決意旨參照)，核先敘明。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189號判決)

在法律行為中，署名的目的在於證明主體的同一性，並不必須以簽署真實姓名為唯一形式。署名可以使用化名、代名、偏名、筆名，甚至僅簽名字，只要能達到證明主體同一性的效果即已足夠。因此，如果行為人以偏名進行法律行為，且該偏名行之有年，為社會多數人所知，已具備主體同一性之辨識功能，則難以認定該行為人有偽造他人名義的犯罪意圖。然而，在具體案件中是否構成偽造他人名義，仍需結合行為的實際情況進行綜合判斷。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判決中，上訴人因遭他案通緝，為掩飾真實身份，自103年起冒稱「孫○○」，並以該名義進行多項法律行為，例如與告訴人簽訂合約書，收受投資款，並書立收據、借據及簽發本票。此情形與以偏名進行法律行為、行之有年且為社會廣泛知悉的情況明顯不同，難以認定其無偽造他人名義的犯罪意圖。雖然上訴人曾以「孫○○」名稱註冊社群網站帳號，擔任臉書粉絲團管理員，並與通訊行及手機廠商簽約，且未否認上述文書的制作及其中記載的身分證統一編號，但這些事實並不足以支持其辯稱無偽造他人名義之意圖。

至於刑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印章、印文罪，該條款中所謂的印章、印文，應指用以代表印章名義人人格同一性的工具，足以藉其認證名義人本人意思表示的確實性。例如，私人印章用於簽署合約或文件，便能證明行為人之身份，並確認行為人之意圖。反之，若某印文並非用於表示人格同一性，而僅具有其他功能，則不構成刑法第217條的印章、印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189號判決即指出，被告偽造「台南車站驗票章」印戳並蓋用於高鐵車票，此印戳的用途僅為驗證車票的合法性，並非用以表示印戳制作者本人的人格同一性，因此不符合刑法第217條中印章、印文的定義。

從上述判例可以看出，法律對於署名與印章的解釋，強調其實質作用，而非單純的形式。署名或印章的核心功能在於證明主體同一性與行為意圖的真實性，因此在判斷是否構成偽造罪時，應以行為的實質影響為基礎。例如，署名若能在特定範圍內被認可為主體身份的代表，則該署名具有法律效力。而對於印章或印文，其是否構成刑法所稱之印章，需視其是否用以表示名義人之身份及意思，而非僅具機械性或輔助功能。

總結而言，刑法中對署名及印章的規範，重在其功能性和法律效果，而非形式上的固定標準。在具體案件中，無論是以偏名進行法律行為，還是使用特定印章，其是否構成偽造罪，須綜合考慮其在特定社會環境中的認知度、使用目的及對相關方權益的影響，才能得出合理的結論。上述判例的分析充分體現了法律解釋的靈活性及對個案情境的重視，亦為實務操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