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一百九十條之一裁判彙編-流放毒物罪及結果加重犯000988

刑法第190-1條規定：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二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第五項或第一項未遂犯之罪，其情節顯著輕微者，不罰。

說明：

一、本判決見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列管之「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係81年8月18日公告，此一公告顯係刑法實施前公告之事項，其依據則係水污染防治法第30條第2項及第34條第2項，有該公告一紙附卷可稽，其立法意旨顯非針對刑法有關「有害健康物質」定義提供標準依據，參以水污染防制法第34條所規定之「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僅須符合「超過放流水標準」即逕負相當明定之刑事責任，並不以是否因此「致生公共危險」為必要，其對有害健康物質之特定種類及其流水標準，自有公告明定必要，且為使人民生活免於動輒得咎，其所謂「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必然有所限制，且標準自必較高，是其所謂「有害健康物質」自與刑法公共危險罪章所稱「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定義自有不同，是尚難僅據上開函載遽認本件「低硫燃料油(LowSulfurFuelOil)」非係刑法第190條之1所稱「有害健康之物」。(二)回到本案本案中，被告將其油罐車內所裝載之「低硫燃料油」輸送入光隆公司之固定油槽內時，疏於注意，而放逸該化學物質至該公司圍牆邊之排水溝，輾轉流入獅龍溪，導致污染河川，並致生公共危險。本件判決認為，被告漏逸低硫燃料油使其流入河川，其污染濃度又逾政府公佈之放流水標準，且此舉因時間地點等因素而致使公共安全危險，就結論而言，可資贊同，說明如下。對「其他有害健康之物」的解釋，本案判決扣緊刑法第190條之1所欲保護的環境法益與其立法目的，以為判斷，誠屬難得。本文認為，行政院衛生署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意旨及同法第7條的授權訂定「放流水標準表」是本於行政機關的專業，超過標準必與環境保護及國民健康有所危害，因此，被告所漏逸物質當屬刑法第190條之1第1項所稱「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同時，本件判決對於環境法益的本質內容，不拘泥於將環境危害視為獨立法益的方式，而仍然以對人體的生命、身體、健康是否有害作為判準，誠值肯定。其認為，所漏逸物質縱非環保署公告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在客觀上仍屬於對人體健康有害的化學物質：要之，列管之化學物質種類是針對水污染防治法之罰則，只要流放物質超過流水標準即需負刑責，不以致生公共危險為必要，標準自然較為嚴苛，罰則法文「有害健康物質」之定義與刑法第190條之1之「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即有不同。雖然本件判決是透過與水污染防治法的比較而推導出結論，但其對於「有害健康之物」的細膩闡釋，仍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91年度上訴字第309號裁判)

本判決對於刑法第190條之1所稱「其他有害健康之物」進行了深入闡釋，並與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進行了比較，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見解。首先，關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81年8月18日公告列管的「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該公告乃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30條第2項及第34條第2項制定，其立法意旨並非針對刑法中「有害健康物質」的定義提供標準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僅規定凡「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即需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且不以是否因此「致生公共危險」為要件，因此對「有害健康物質」的種類及放流水標準進行明確限制，使其標準較高，旨在減輕人民因不明確規範而可能遭受的法律責任。此一規定的「有害健康物質」與刑法第190條之1中「其他有害健康之物」的定義並不完全相同，因此僅據該公告內容，尚難遽然認定本案中「低硫燃料油」不屬於刑法第190條之1所稱「其他有害健康之物」。

回到本案，被告在輸送油罐車內裝載的「低硫燃料油」至光隆公司固定油槽時，因疏忽而導致該化學物質漏逸至排水溝，並最終流入獅龍溪，造成河川污染及公共危險。判決指出，被告漏逸的低硫燃料油其污染濃度已超過政府公告的放流水標準，加上時間與地點的特殊性，進一步構成對公共安全的危害。針對「其他有害健康之物」的解釋，本案判決緊扣刑法第190條之1的立法目的與環境法益保護，認為被告漏逸的物質即屬刑法所稱「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本文認為，此判決結合行政機關的專業標準，例如行政院衛生署依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訂定的「放流水標準表」，並認定超標的放流水必然對環境保護與國民健康構成危害，具有極高的說服力。據此，被告所漏逸的低硫燃料油雖非環保署公告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但在客觀上仍是對人體健康有害的化學物質，符合刑法第190條之1的犯罪構成要件。

判決對於環境法益的本質內容並未拘泥於將環境危害視為獨立法益，而是仍以對人體生命、身體及健康的潛在危害作為主要判準，這樣的見解值得肯定。判決指出，水污染防治法中的「有害健康物質」重點在於是否超過放流水標準，並因此需負刑責，而無須考量是否構成公共危險，因此標準較刑法更為嚴苛。而刑法第190條之1中的「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則強調物質對人體健康的實際或潛在危害。雖然本案判決透過對水污染防治法的比較進行了推導，但其對於「有害健康之物」的闡釋非常細膩，特別是從環境污染與健康風險的角度出發，明確了刑法適用中的法益重心。

綜上所述，本判決針對「有害健康之物」的解釋，不僅深化了刑法第190條之1在環境法益保護中的作用，還體現了法律在處理環境犯罪時的精準與平衡。一方面，水污染防治法作為專門法律，其標準更具嚴格性，但也僅限於具體的列管物質；另一方面，刑法則提供了對更廣泛危害的懲治依據，並可補充專門法的不足。本案的結論明確表達了刑法與專門法之間的協調關係，即便某一物質未列入環保署公告的「毒性化學物質」，只要其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性經科學證實，仍可構成刑法第190條之1的犯罪。這一見解有助於統一司法實務中對「其他有害健康之物」的認定標準，並進一步保障環境與公眾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