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裁判彙編-妨害舟車及航空機行駛安全罪000901

刑法第184條規定：

損壞軌道、燈塔、標識或以他法致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前項之舟、車、航空機傾覆或破壞者，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97年度交簡字第3080號裁判本件因未上訴而告確定一、本判決見解本判決首先闡明：「所謂以他法致生火車往來之危險者，係指以損害軌道、燈塔、標識以外之其他方法，致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此為概括之規定，以補列舉之不足，並不以損壞特定標的之方式為限。」再者，關於「致生往來之危險」的意義，本判決分別引用最高法院79年臺上字第2250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6412、6480號判決意旨，說明是採「具體危險制」，只須被告行為已造成公眾往來危險的狀態即可成罪，不以發生實害結果為必要。本案中，王藝臻駕駛自用小客車，不慎陷在平交道間，致使小客車停置軌道上無法動彈，應屬以「他法」致生交通往來危險的行為型態。經驗上，小客車橫梗於列車行進的軌道上，列車可能與之衝撞，並有傾覆或破壞的危險。本案相關交通單位緊急處理得宜，並未發生任何實害，但小客車停滯於軌道上所引發的交通往來危險則為無可置疑，因此該當刑法第184條之罪。附註：查本判決內文，引用刑法第184條第3項業務過失傾覆破壞交通工具罪條文同時，同時援引第183條第1項傾覆破壞交通工具罪一事。按本項過失犯為獨立犯罪規定，體例上，應可直接引用該條3項即可。未免閱讀者誤會，判決引用第183條第1項應屬贅文。刑法第184條中，所謂「以他法致生公眾交通工具往來危險」，實務判決向來認為是「損壞軌道、燈塔、標識」的概括規定，涵蓋一切造成公眾安全往來具體危險的行為。如臺灣嘉義地方法院89年度訴字第416號判決，明白指出：「刑法第184條規定，並不以損壞軌道致生火車往來之危險為限，苟以其他方法足生火車往來危險，亦在處罰之列，損壞軌道不過為構成要件之例示，是辯護人所言非損壞軌道不為罪云云，容有誤會。」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8年度交易字第202號判決中進一步說明：「然此處所謂『他法』，亦需與損壞軌道、燈塔、標識等方法相似，換言之，仍以客觀上足以造成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有因而傾覆或破壞危險之行為為限」有關具體危險犯的立法模式，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判決有清楚論述：「按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中有所謂具體危險犯之規定，以行為客觀上致生公共危險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致生公共危險，祇須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為已足，此蓋然性之有無，應由事實審法院基於經驗法則，而為客觀之判斷。」實務一致認為，刑法第184條第1項所謂「致生往來危險者」就是具體危險犯的立法模式。諸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交訴字第226號判決有謂：「又刑法第184條第1項往來危險罪之成立，僅以此等交通工具因本罪行為而有傾覆或破壞之危險為已足。並不以現實發生災害為必要，若因本罪行為而生具體災害，則應依同條第2項處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867號判決：「按吾國刑法關於公共危險罪，兼採抽象危險制與具體危險制，……而本案公訴意旨認被告廖朝鐘所涉犯之刑法第184條第1項之使火車發生往來危險罪嫌，係採具體危險制。」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9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判決：「按刑法第184條係採具體危險制，其行為祇要使特定交通器具有發生往來危險之可能性者，罪即成立，並不以發生實際上之損害者為限。」較為重要的是，所謂「致生公眾交通工具往來的具體危險」，客觀上該如何解釋與認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5年度上訴字第1949號判決中提及：「被告之行為固屬不當，……本件經該局鑑定結果，既認不致構成火車翻覆、破懷等情事之危險，即與刑法第184條第1項使火車發生往來危險之構成要件不相當。」臺灣雲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93號判決則指出「碴石」本身具有一定硬度，火車並無法將其輾碎。因此，被告在火車軌道上擺放碴石，「既有使火車發生出軌、傾覆之可能，已致生火車往來之危險，應依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處罰。」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8年度上訴字第100號判決，亦認為被告在鐵軌上行走「至多僅造成被告自身遭火車碰撞或輾壓之危險，並無致生火車傾覆或破壞，而造成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身體或財產危險之可能。」由此觀之，目前實務對於本罪的具體危險解釋，就是「有傾覆或破壞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的危險。」實務判決就本罪危險的判斷，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駕駛者違規將小客車停置於鐵軌上(誤闖平交道)，此種行為實務普遍認定將會形成傾覆或破壞火車的具體危險。諸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8年度易字第756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9年度交易字第370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0年度交易字第165號判決等。此外，必須注意的是，本罪第5項有規定未遂犯的處罰。因此，行為人著手後，縱未發生客觀上的具體危險，仍會構成妨礙舟車及航空機行駛安全往來未遂罪(參照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4668號判決)。「有無具體危險」的判斷，其重要性亦體現於本罪第5項未遂罪與第2項加重結果犯的區別上。實務具代表性的意見，如最高法院63年臺上字第687號判例：「刑法第184條第1項之往來危險罪，區別其既遂、未遂之標準，在於是否致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至於因而致舟車等傾覆或破壞者，則屬同條第2項加重結果犯之問題，殊不得資為判斷同條第1項犯罪既遂未遂之標準。」

(最高法院83年度台非字第20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訴字434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2066號判決)

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凡以損壞軌道、燈塔、標識或其他方法（即「以他法」）致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工具往來危險者，構成公共危險罪，其立法目的是保障公眾交通的安全。「以他法」的定義為涵蓋損壞軌道、燈塔、標識以外，足以對公眾運輸工具的安全運行產生危險的方法。這是一項概括性規定，用以補充列舉規定的不足，並不限於某特定的損壞行為。例如，在軌道上擺放障礙物、於車站或交通工具上引燃爆裂物、施放毒氣，或將機車停置於鐵軌上等，均可能構成「以他法」致生危險的行為。

在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97年度交簡字第3080號判例中，被告王藝臻駕駛自用小客車，不慎陷於平交道，導致車輛無法動彈而停置於軌道上。該判決指出，小客車阻礙列車行進軌道，經驗法則顯示此行為可能導致列車與車輛相撞，進而產生傾覆或破壞的具體危險。雖然交通單位即時處理，未發生任何實害結果，但停滯軌道行為已構成交通往來的具體危險，因此符合刑法第184條第1項的犯罪構成要件。

關於本罪「致生往來危險」的解釋，實務採具體危險犯模式，強調行為客觀上產生公共危險即可成罪，而非必須發生實際危害結果。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判例明確指出，所謂「致生公共危險」，只需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即可，該蓋然性應由法院基於經驗法則進行客觀判斷。例如，臺灣嘉義地方法院89年度訴字第416號判決提到，即使行為非損壞軌道，但只要採用其他方式足以產生危險，也在刑法第184條的處罰範圍內。同樣地，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8年度交易字第202號判決指出，「他法」的行為需與損壞軌道、燈塔、標識等行為相似，即具備使交通工具有傾覆或破壞危險的客觀可能性。

實務案例中，小客車停置於平交道鐵軌、於火車軌道上放置碴石等行為普遍被認定為具體危險。例如，臺灣雲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93號判決認定，被告於火車軌道擺放具有硬度的碴石，明顯可能導致火車出軌或傾覆，已構成往來危險罪。同樣地，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9年度交易字第370號判決對誤闖平交道的小客車停滯行為亦認定為具體危險，理由是該行為有導致列車傾覆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第184條第5項規定未遂犯的處罰，即行為人著手實施犯罪，但未發生客觀上的具體危險時，仍可構成未遂罪。例如，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4668號判決指出，行為人即便未實際導致交通工具傾覆或破壞，只要已開始實施能導致危險的行為，仍可處以未遂罪。

此外，刑法第184條第1項與第2項的區別在於危險的程度。若行為導致交通工具實際傾覆或破壞，進一步危及公共安全，則構成第2項的加重結果犯。例如，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687號判例指出，區分第1項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在於是否產生往來危險，而是否進一步導致交通工具傾覆或破壞則涉及第2項的加重結果。

綜上所述，刑法第184條第1項的適用強調行為的客觀危險性，其「以他法」的範圍涵蓋所有可能導致公眾運輸工具傾覆或破壞的行為，即便無實害結果，具備具體危險即可構成犯罪。同時，第5項未遂犯與第2項加重結果犯的規定，進一步體現了法律對行為危險性與結果區分的重視，保障公眾交通安全的同時，也確保罪刑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