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新語

刑法第275條規定： 受他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謀為同死而犯前三項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說明：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幫助他人使之自殺罪，須於他人起意自殺之後，對於其自殺之行為，加以助力，以促成或便利其自殺為要件。事先對於他人縱有欺騙侮辱情事，而於其人自尋短見之行為，並未加以助力，僅未予以阻止者，尚不能繩以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 (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18號判例)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須於他人起意自殺之後，對於其自殺行為加以助力，以促成或便利其自殺為要件。若事前對於他人因其他原因有所責詈，而於其人因羞忿難堪自萌短見之行為，並未加以阻力，僅作旁觀態度，不加阻止者，尚不能繩以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87號判例) 教唆他人自殺罪，係指被教唆人於受教唆後願否自殺，仍由自己之意思決定者而言。如被教唆人之自殺，係受教唆人之威脅所致，並非由於自由考慮之結果，即與教唆他人自殺之情形不同，其教唆者自應以殺人罪論處。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014號判例) 按刑法第275條第1項之加工自殺罪，明定「以受他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為要件，除行為人構成殺人罪之規定外，須被害人主觀上有死亡之決意，於客觀上並有同意行為人執行加工結束其生命之行為，始克當之；又受囑託而殺人，係指受原有自殺意思之人直接囑託，進而對之實施殺人行為，基於生命法益保護的重要性，避免被害人生命在倉促決定下受侵害，此所謂之囑託、得其承諾，攸關性命，自應嚴格解釋，以出自被害人之直接、明確、真摯之表示為限，且若被害人已明示或依客觀情狀得認係默示終止其同意後，即不能認仍有囑託，自屬當然。原判決係認定吳志德對於本件於103年9月29日凌晨在澄清湖環湖路以假車禍衝撞吳志德以詐領保險金，事先並未同意，上訴人等係基於縱然吳志德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等本意之殺人未必故意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駕車衝撞吳志德致其不治死亡，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原判決以審理結果認定客觀上吳志德並未有何同意之行為，已與加工自殺之規定不合。況且，上訴意旨所執：倘吳志德若未同意，何以配合與張森安上車、配合站立於環湖路轉彎處長達約50分鐘、並未閃躲汽車云云，殊難謂已有出自被害人事先明確...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若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常態關聯性，而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時，行為人自應負責。故倘被害人所受傷害，原不足引起死亡之結果，然因另有與傷害無關之其他疾病或其他偶然獨立原因之介入，始發生死亡之結果時，方能謂無因果關係。而客觀審查「行為與結果之常態關聯性」之標準，係以一般具備通常理性與謹慎之人，在行為當時所處情境所得認識之事實為因果判斷之對象，但如果行為人具備特殊認知，則即便不是一般人所能預見，亦應予納入判斷(即學理上所指之折衷相當因果關係)。亦即於被害人受傷後因病身死，應客觀審查其病是否為因傷惹起，審查結果如認係因傷致病，則加害者不能辭傷害致人於死罪責；反之，如於傷害後另因他病而死，則其死亡與傷害之間，即無常態關聯性之連鎖關係可言，不能論以死亡部分之罪責。又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加以注意，並綜合全部證據資料，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而為判斷，倘僅論列其中一面，卻置他面於不顧，而為說明理由，即有證據上理由矛盾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又若仍有其他重要證據或疑點尚未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5345號刑事判決) 汽車、機車已經成為現代人共同社會生活所必需之交通工具，因具有一定之危險性，卻仍宜容許，乃設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相關法令予以規範，於刑事法學理上，並發展出信賴保護原則，加以調節。大體而言，此類機械動力車輛之駕駛人，因此可以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謹慎採取適當之行動，從而，對於不可知之對方違規行為，並無注意之義務，但此屬原則；於例外情形，因對於違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若屬已...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罰法規立法時，均已斟酌不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而賦予不同之刑罰效果，此即法定刑範圍；甚或就可加重、減輕法定刑之具體事由亦予以明文規範，則依此法定加重或減輕事由，視個案具體狀況，決定適當之加重、減輕比例，據以調整修正原始法定刑所得，而作為行使刑罰裁量權之實際範圍，即所謂處斷刑，此俱為刑罰裁量之外部性界限。是量刑前，該當於各種犯罪構成要件與法定加重、減輕事由之具體事實，既共同作用而形成刑罰裁量範圍之量刑外部性界限，其於刑罰決定過程中顯業經考量並據以評價被告犯罪輕重。故法院於刑罰範圍內量刑時，自不得再執為裁量刑罰輕重之標準。否則，即違反重複評價之禁止。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前刑法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罪，因犯罪者為一般人或從事業務之人而異其刑罰內容(修正前刑法第276條第1項、第2項)，並因個案犯罪情節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加重其刑規定，而變易其刑罰效果。則在刑罰裁量時，即不得再以「被告從事駕駛汽車為業，所負注意程度較一般駕駛人為高，竟未注意」，或「被告駕駛執照業經吊銷，仍駕駛汽車，法治觀念不足」等為量刑之事由。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67號判決) 刑法第276條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在刑法的立法體系中，各犯罪構成要件的規範目的與其相應的刑罰效果已在法定刑範圍內予以充分考量，並針對特定犯罪情節規定加重或減輕刑罰的法定事由，使得法院在實際量刑時擁有明確的裁量範圍，這就是所謂刑罰裁量的外部性界限。該界限是在量刑過程中由犯罪構成要件、加重或減輕事由及其他具體情節共同作用形成，法院在評價被告犯罪輕重並決定刑罰時，需以此為依據，不得在量刑過程中對已明文規定的因素進行重複評價，否則即構成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 在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前的刑法第276條中，針對一般人過失致人於死與從事業務之人過失致人於死有不同的刑罰內容，分別規範於第1項與第2項。此外，若符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的規定，如無駕駛執照駕車或酒醉駕駛而致人死傷，則應依法加重其刑罰。在這樣的法律結構下，刑罰的裁量範圍已被具體化，法院在量刑時應直接依據該範圍進行裁量，而不得將原本已被規範的因素作為量刑時的加重...

刑法第278條規定： 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查重傷害之成立，必須行為人原具有使人受重傷害之故意，始為相當，若其先僅以普通傷害之意思而毆打被害人，雖以後發生重傷害之結果，亦係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後段普通傷害罪之加重結果犯，祇應成立傷害致重傷罪，不能以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一項之重傷害罪論科。上訴人既否認有重傷劉江海之故意，被害人劉江海在偵查時及審理中皆謂其向前走，前面有人喊，伊回頭一看係上訴人持棍跟來，因躲避不及，為上訴人打暈，核與其告訴狀所敘情節一致，且上訴人與劉江海間素無怨嫌，僅因上訴人為調解劉江海與朱玉仁間之宿怨不成而生誤會，初無使劉江海受重傷害之原因。而上訴人欲從後偷擊劉江海時，劉聞人喊叫回頭一顧間，為上訴人舉棍擊中左眼，乃事出偶然，至劉江海左眼雖因此失明，要難謂上訴人自始即具有重傷害之犯意。其以木棍毆打劉江海，致劉左眼失明，應令負傷害致重傷罪責，第一審論以重傷害罪刑，已嫌違誤，且本案發生時間在五十八年四月五日下午二時許，已據被害人劉江海供明，并為上訴人所是認。第一審判決認定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上訴人擊傷劉江海左眼失明，其認定事實錯誤，亦屬可議，因將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撤銷改判，并以上訴人在監獄受刑中不思改過遷善，僅因細故即毆打同監受刑人，致劉江海喪失一目視能，惡性非小，雖事後賠償被害人醫藥費，而被害人亦具狀表示撤回告訴，然本案之罪非係告訴乃論，依法不得撤回，故量刑不宜從輕。爰依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後段，衡情酌處有期徒刑四年，用示懲儆。經核於法尚無違誤。 (最高法院59年度台上字第1746號判例) 使人受重傷未遂與普通傷害之區別，應以加害時有無致人重傷害之故意為斷。至加害人有無重傷害之犯意，乃其個人內在之心理狀態，欲判斷其主觀上之犯意究係重傷害或普通傷害，應就外在之一切證據，詳查審認，舉凡其犯罪之動機、兇器類別、行兇之具體過程、傷痕之多寡輕重、傷勢程度、案發當時之情境、犯後態度等，綜合研析，作為認定之基礎。查被告、少年古○○等七人與告訴人間，原均不相識，亦無仇恨，業經告訴人證述明確，被告僅因政治理念與告訴人相左，在中正機場第二航廈出境大廳北側電梯口照面時，因細故始引發動手傷人，純屬偶發事件，難認被告與共犯間有重傷害告訴人之動機。況告訴人年事已高...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關於結果之發生有第三人故意或過失行為的介入，#是否影響行為人過失不作為之先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及歸責的判斷 行為人違反義務之過失不作為行為與結果發生之間具有義務違反常態關聯性，而該過失不作為並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該風險在規範保護目的範圍內已具體實現，且迄至結果發生時為止仍持續發揮其作用力，倘第三人行為之介入並未阻斷或排除行為人之過失不作為對現實事實之作用力，而重新開啟另一因果鏈而單獨導致結果之發生者，行為人過失不作為之先行為及嗣後介入之第三人其他原因行為，均為結果發生之共同原因，而同具有可歸責性。亦即行為人過失不作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如具有原因關係，縱令具體結果之發生，亦肇因於第三人故意或過失行為之介入，仍不影響其因果及歸責之判斷。本案情形：本件上訴人疏未改善其租賃套房安全設備之過失不作為與被害死者7人之死亡結果間具有常態關聯性，且其疏虞而怠於履行其在法律上所負有積極改善套房安全設備作為之過失行為，已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並在具體結果中實現該風險，且結果之發生亦在違反注意規範之保護目的範圍內(上訴人係本案套房之出租人暨實際處分權及所有權人，負有提供符合往來逃生安全設備及環境義務之規範目的，即在避免發生火災時，住戶因建築物密集隔間及違章建築等不符合安全設備情形，而逃生不及造成重大傷亡之結果)，並具有可避免性，尚無縱履行其作為義務，被害人等7人之死亡結果仍幾近確定不可避免之情形(詳述如前揭參酌中央警察大學鑑定報告及住戶甄○霞已順利逃生等情)，自具有可歸責性。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本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等7人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論以過失致人於死罪，核其論斷，亦無違背經驗、論理及其他相關法則之情形。 (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2323號刑事判決) 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關於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係就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同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同法第284...

刑法第271條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一)殺人未遂罪之成立，應以加害人主觀上有無殺意為斷。而殺人決意乃行為人之主觀意念，此主觀決意，透過客觀行為外顯；外顯行為則包含事前準備行為、實行行為及事後善後行為等，法院應就調查所得的各項客觀事實，為整體觀察以綜合判斷，而探究、認定行為人之主觀犯意。於持槍射擊之情形，就行為人所使用槍枝種類、子彈殺傷力之強弱，其射擊之距離、方向、部位、時間等情，雖不能執為認定有無殺意之絕對標準，然得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之起因，視其下手情形、射擊時間、位置，佐以其所執槍枝種類及行為後之情狀，綜合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又具殺傷力之槍枝、子彈，因子彈具有速度快、攻擊力強、殺傷力大之性質，經常使人反應不及、難以防禦，易造成重大傷亡。且因子彈之射程可達遠處，彈道、角度常非射擊行為人所能準確掌控，致使非槍擊標的亦極易遭流彈擊中而造成傷亡，殺傷範圍甚廣。再者，因彈道、角度常非射擊行為人所能準確掌控，故如非在對象固定不動且可完全確保槍枝角度不移動條件下開槍，亦無法保證槍擊行為人能確實命中其所欲射擊之位置，即令行為人非朝人體要害部位開槍，仍可能導致被射擊人或他人喪命之結果。(二)原判決已說明關於本次相約談判之緣由，係依憑被告2人所述其等因詐賭一事與告訴人陳○○發生糾紛，歷經數次談判均未能解決，陳○○復揚言對其等及家人不利等前因，參酌被告2人分持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改造手槍3支、具殺傷力之子彈24顆前往談判地點，事先規劃準備，相較陳○○等人並未攜帶任何兇器到場，明顯有備而來，堪認被告2人確有殺人之動機。並敘明關於被告2人持槍射擊之過程，依據在場證人陳○○、羅○○、潘○○、胡○○、何○○之證詞，及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畫面之照片，可知被告2人係近距離地朝陳○○、張○○、羅○○之上半身部位，多次按扣扳機射擊。復載敘被告2人為智識思慮正常，且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依其等生活經驗與智識程度，當知所持槍、彈之威力及射擊後果之嚴重性，於持槍射擊時，當可預見於該近距離、以平舉槍枝之方式朝陳○○等人之上半身部位射擊，可能致生死亡之結果，仍分別持上開具殺傷力之槍枝朝之射擊，足認被告2人內心確有即使造成陳○○等人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並就所確認之事實...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一)刑法乃行為刑法，行為人僅就其所為之行為，負擔刑事責任。是在結果犯之領域中，行為人於構成要件之結果可視為其行為之成果，亦即其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因果歸責關聯性時，始應就該結果負責。所謂因果歸責關聯性，主「相當因果關係說」者認為，並非所有造成結果發生所不可或缺條件之行為，均應究責，僅於根據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時，方有歸責關聯性。申言之，至結果發生為止之因果流程，從行為之時點以觀，在日常生活經驗上屬於得以預測時，即肯定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在；而主「客觀歸責理論」者，則認為應具備條件上之因果關係，且行為人就該結果發生具有「客觀可歸責性」，即祗有行為人之行為對行為客體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而該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即結果與行為間具有常態關聯性，而非僅係不尋常的結合；且結果之發生在規範保護目的範圍內並具有可避免性)，始歸由行為人負責。至於因果歷程中如介入他人之行為，就採「相當因果關係說」者而言，其行為既經評價為結果發生之相當原因，則不論有無其他事實介入，對具因果歸責關聯性皆不生影響；而就主「客觀歸責理論」者而言，必該第三人創造並單獨實現一個足以導致結果發生之獨立危險，使得先前之行為無法持續作用到結果之發生，始足以中斷先前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歸責關聯性。易言之，結果之發生乃出乎行為人預料之偶然行為，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前行為，但前行為與結果間如具有「常態關連性」，而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時，行為人自仍應就該結果負責。又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二)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佐以證人胡○○(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並諭知緩刑確定)、鄭○○、劉○○(上2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之證詞，及卷附相關證據資料，詳加研判，認定上訴人有前述過失致人於死犯行；復說明如何認定上訴人應知悉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不得臨時停車，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將其駕駛之計程車違規停放在公車停靠區內，致鄭○○駕駛之公車(下稱本案公車)無法駛入公車停靠區供乘客上、下車，因而將本案公車併排停在其違規停放之計程車左側，使該車道(下稱第1車道)幾乎完全為此2車佔據，適胡○○騎乘機車搭載被害...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因果關係 按過失致人於死，係指行為人過失之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若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即難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與行為人之過失行為有關連，而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歸責於行為人。又所謂因果關係，乃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之客觀相當因果關係而言，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間乃有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之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自無因果關係可言。 (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判例、87年度台上字第3417號判決) 刑法第276條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過失致人於死罪的成立核心在於行為人的過失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是否存在相當因果關係。若無此因果關係存在，即無法認定行為人的過失與被害人的死亡有任何法律上的關聯性，也無法將死亡結果歸責於行為人。因果關係是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的客觀相當因果關係，這種關係的判定依據經驗法則，對行為發生時的所有相關事實進行客觀的事後審查。 根據經驗法則，若在一般情形下，有相同的環境和行為，通常皆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則該行為或條件即可被認定為結果發生的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之間即存在因果關係。相反地，若在相同條件下，依客觀判斷結果並非必然發生，而僅是偶然事實，則行為與結果之間即不具因果關係。在這樣的情形下，行為人的過失行為並非導致結果發生的原因，行為人因此無需承擔法律責任。 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判例為例，該案指出，判定過失行為與死亡結果之因果關係需依據經驗法則進行綜合分析，考慮行為發生時的所有事實與條件，並根據客觀觀察判斷結果是否具有相當性。同樣地，87年度台上字第3417號判決進一步闡明，當行為人的過失行為創造了特定的危險，而該危險在具體情境中最終導致了死亡結果，即可認定二者之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這種因果關係的認定強調行為與結果之間的正常發展過程，排除因偶然事件或獨立因素介入而產生的非正常結果。 在實務中，判斷因果關係的過程通常涉及行為時的事...

刑法第271條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如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亦即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及依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即足令負既遂責任；該相當性得以審酌行為人是否有客觀可歸責性而為判斷，即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亦無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使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聯性時，該結果自仍應歸由行為人負責。原判決綜合上訴人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證人朱○○、○○○、□□□(以上2人之人別資料詳卷)之證言，卷附病歷、診斷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毒物化學鑑定書、精神鑑定報告書、現場照片、手機訊息翻拍照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勘(相)驗筆錄，及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相互勾稽結果，憑為判斷認定犯罪事實，已依序記明認定之理由及證據。並針對被害人確因吸入過多一氧化碳後窒息死亡，上訴人燒炭並放置在空氣不流通之主臥室空間內，即係著手積極製造法所不容許風險之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間，如何具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等節，已論述綦詳。復敘明上訴人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況，並未有何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甚或欠缺之情事，且清楚知悉其行為會導致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猶執意為之，主觀上自具殺人故意，亦闡述明白。所為論斷說明，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要無上訴意旨所指違背經驗法則、調查未盡及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可言。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號判決) 「上訴人既有殺人之犯意，又有放置含有毒素之陸角牌乳劑於食物內之行為，雖因其放置毒品後即被發現，尚未發生有人死亡之結果，亦係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應構成殺人未遂罪，而非預備殺人。」 (最高法院59年台上字第2861號判例) 「上訴人於刺倒某甲後，見某乙前來排解，又將其猛刺，致一死一傷，顯屬犯意各別，自應依殺人既遂及殺人未遂兩罪分別論科」 (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64號判例) 「被告於行竊時因被事主發覺，遂用刀亂刺，使其不能抗拒，迨將事主殺死後，始取財圖逃，顯於財物未經入手之時，變更竊盜之犯意，而為強盜行...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美琪大飯店為台北市頗具規模之觀光飯店，被告身任負責人，對於該飯店大小事務，不可能事必躬親，且基於現代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管理精神，其既已對於該飯店之事務管理，依前述採行分層負責制度，由飯店各級員工各就職掌範圍分層負責，並訂頒「美琪大飯店員生服務手冊」及授權各單位主管訂定各單位之辦事細則，資由各員工遵循，自已盡其企業負責人監督所屬員工之應注意之義務，該飯店發生本件渡邊昭太飲料中毒事件，微論被告已否認該飯店有何過失責任，退步言之，縱認該飯店警衛人員對於可疑人物之進入置毒或客房部直接提供服務人員對於檢查飲料有何疏失之處，致令渡邊昭太飲用上開有毒可樂以致中毒死亡，依前說明，自非被告所應注意，亦非其所能注意，難令負過失致人於死罪責。 (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3240號刑事判決) 按殺人與傷害致死之區別，即在下手加害時有無死亡之預見為斷(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718號判例要旨參照)。亦即刑法上之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客觀上)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而主觀上未預見為成立要件；如行為人明知其行為足以發生一定之結果，而仍任意為之，則屬故意之範疇。且刑法上之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間接故意與加重結果犯之區別，在於間接故意對犯罪事實之發生，客觀上有預見之可能，主觀上亦有預見(不違背其本意)，加重結果犯則對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雖有預見之可能，但主觀上並未預見，其概念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042號、87年度台上字第2716號判決意旨參照)。倘行為人於實施基本犯罪行為時，在主觀上已預見該項加重結果發生之危險性存在，卻仍執意為之或縱容、默許共犯為之，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則應屬故意之範疇，尚難僅論以加重結果犯。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 次按殺人與傷害致人於死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不以兇器種類及傷痕之多寡為絕對標準，亦不能因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事出突然，即認為無殺人之故意。下手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面，為重要參考資料，故認定被告是否有殺人犯意，自應審酌當時情況，視其下手之輕重、加害之部位等...

刑法第271條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殺人、重傷、傷害三罪之區別 殺人、重傷、傷害三罪之區別，在於行為人下手加害時之犯意，亦即加害時是否有使人喪失生命，或使人受重傷，或僅傷害人之身體健康之故意為斷。犯意存於行為人內心，認定犯意之如何，自應就所有調查之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方法，綜合研求，以為心證之基礎。至於受傷處是否為致命部位以及傷痕多寡，輕重如何，加害人所使用之兇器為何，有時雖可供為認定事實之參考，究不能執為區別犯意之絕對標準。又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之判斷，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茍無違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3769號刑事判決) 殺人與傷害致人於死之區別 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刑法上之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按殺人與傷害致人於死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不以兇器種類及傷痕之多寡為絕對標準，亦不能因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事出突然，即認為無殺人之故意。又下手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面，為重要參考資料，故認定被告是否有殺人犯意，自應審酌當時情況，視其下手之輕重、加害之部位等，以為判斷之準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申言之，行為人犯罪時內心之主觀犯意，非他人輕易即得察覺，故加害人之行為，究屬基於殺人之犯意或僅係傷害之故意，應詳查審認案內所有事證，深入觀察被害人受傷之情形、部位、加害人下手之方法、輕重、犯後態度等因素予以綜合評析。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矚上重訴字第538號刑事判決) 殺人罪之成立，於實施加害行為之時，有使人喪失生命之故意，即足當之。而此一主觀之要件，既關係罪責之成立與否，自應詳加審究，參酌案發當時之情況，以為判斷。於持槍射擊之情形，並應審酌其所使用槍枝、子彈殺傷力之強弱，其射擊之距離、方向、部位等，並參酌社會一般經驗法則，為其判斷之依據，非謂持槍射擊未中，...

刑法第271條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為本件犯行，攸關其惡性之評價及罪責之輕重 採證認事，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然其判斷不能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否則難謂適法。又以全長107公分、刀柄長39公分、刀刃長68公分、刀刃單面開鋒之武士刀為兇器，以雙手持之高舉過頭，由上往下猛力朝人體頭、頸部揮砍，並揮砍數刀，將導致人死亡之結果，此為吾人基於日常生活所易得知之經驗法則。再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者學理上謂為意欲主義，後者謂為容認主義。詳言之，「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主觀上明知其行為將發生某種犯罪事實，卻有使該犯罪事實發生之積極意圖；而「間接故意」，則係指行為人並無使某種犯罪事實發生之積極意圖，但其主觀上已預見因其行為有可能發生該犯罪事實，然縱使發生該犯罪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而容許其發生之謂。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之性質、態樣及惡性均有差異，影響於行為人責任及量刑之結果。故有罪判決書對於行為人究竟係基於何種故意實行犯罪行為，自應詳為認定。本件原判決雖認定被告係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持武士刀接連朝蘇振豐頭、頸部揮砍，惟依其理由欄所載敘之扣案之武士刀經送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進行鑑驗後，已確認刀柄長39公分、刀刃長68公分、全長107公分、刀刃單面開鋒，並可供雙手握用，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所列管之刀械；被告雙手持武士刀過頭，以由上往下約45度角切入之方式，接續朝蘇振豐之頭、頸部進行揮砍，其中1刀甚且將蘇振豐手持進行阻擋、回擊之挖土耙木頭把柄處劃下，連同蘇振豐手指骨頭一併切斷，顯見被告用力甚猛，而蘇振豐臉部所受之刀傷，位在其耳朵下方，距離頸部主動脈血管甚近之位置；蘇振豐及其妻王伶曲均證稱：於王伶曲見狀上前抓住被告手持之刀柄，鄰居亦上前圍觀後，被告始稱不要殺了等語，王伶曲並為被告於向其表示要換刀子來讓蘇振豐「溜溜溜」(臺語；王伶曲當庭解釋是要給人家很淒慘的意思)後，方攜帶武士刀前往蘇振豐住處之陳述；以及人體之上半身包含頭部、頸部、胸部均為重要部位，不僅頭部為人體生命中樞，內有主司運動、感覺、記憶、動作協調...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行為後，刑法第276條業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5月3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276條第1、2項分別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以下罰金。」、「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276條刪除原條文第2項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之規定，僅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比較修正前刑法第276條第2項及修正後刑法第276條之規定，最重主刑與次重主刑均相同，而修正前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選科罰金刑，且得併科罰金，而修正後同條規定，則有選科罰金刑，而刪除併科罰金之挸定，兩相比較，自以修正後之規定對上訴人較為有利，應適用修正後規定。原判決未及為新舊法比較適用，於法尚有未合。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30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92年01月13日92年度上更(二)字第313號刑事判決：「至於楊季美腹中胎兒亦死亡乙節，查關於人之出生時期，歷來學說分(１)分娩開始說即陣痛說(２)一部露出說(３)全部露出說(４)獨立呼吸說。我國實務上向採(４)獨立吸吸說，即『過失致死人死之罪，係以生存之人，為被害客體，故未經產生之胎兒，固不在其列。即今一部產出尚未能獨立呼吸，仍屬母體之一部分，如有加害行為，亦祇對懷胎婦女，負相當罪責』(最高法院二十年上字第一０九二號判例參照)。從而本件楊季美腹中胎兒未曾露出母體，尚難稱之為『人』，與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過失致死之客體限於自然人之要件不合。況在楊季美心跳已停止狀況下，搶救胎兒，行剖腹產雖可保有百分之七十之胎兒存活率，但時間必須把握。被告既將此實情告知上訴人，然上訴人卻希望救母親即楊季美為優先考量。嗣於急救楊季美過程中，胎兒處於缺氧狀態下自容易死亡。是被告在醫療時已預知並告知上訴人，仍難認有何不當及過失。」 (臺灣高等法院92年01月13日92年度上更(二)字第313號刑事判決) 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

刑法第272條規定：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傳統中國刑律之法律思想，係以倫理為本位之儒家思想，其刑罰目的猶重綱常名教之維護。在我國現行刑法體制下，仍留有此類具有高度道德意識的「倫常條款」，其中尤以第二百七十二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最具代表性。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所以加重處罰，立法理由係認為行為人具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身分，使其殺人行為，不僅侵害生命法益，亦違反了孝道倫理，所以，本條之立法目的，在於同時保護個人生命法益與維護孝道倫理的社會價值。然而一味的以維護孝道倫理為由而加重處刑，而不去探究行為人之動機與犯罪背景是否有可憫之處，或被害之尊親屬對犯罪之結果是否有可歸責之事由，不但可能有失法律維護公平正義的目的，對於社會秩序的維持似乎亦無助益。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除侵害生命法益外，更違反我國倫常孝道而屬嚴重之逆倫行為，故其法定刑較第二百七十一條殺人罪為重。惟原第一項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嚴重限制法官個案量刑之裁量權。司法實務常見之個案，行為人因長期遭受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虐待，因不堪被虐而犯本條之殺人犯行，其行為固屬法所不許，惟若只能量處無期徒刑或死刑，恐又過於嚴苛。爰參酌第二百五十條侵害直系血親尊親屬屍體墳墓罪、第二百八十條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規定，修正第一項之法定刑為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使法官得視具體個案事實、犯罪情節及動機等為妥適量刑。第一項修正為「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所謂「前條之罪」自包括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未遂犯及第三項預備犯之處罰，為免重複規定，爰刪除原第二項及第三項。刑法第272條第1項明定：「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因被害人係行為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身分，而將最低法定刑度，從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有期徒刑10年，提高為無期徒刑，其立法理由乃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除侵害生命法益外，更違反我國倫常孝道而屬嚴重之逆倫行為，故其法定刑較刑法第271 條殺人罪為重，乃屬立法裁量，且法院審理具體個案時仍有刑法第62條自首、第59條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等得減輕其刑事由之適用。本件上訴人殺害父親之犯行，第一審經依自首及刑法第59條規定遞予減輕其刑後，所處最低刑度之有期徒刑7年6月，已低於刑法第271 條第1 項普通殺人罪之法定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10年，原判決認不能遽認刑法第272 條...

刑法第273條規定： 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273條第1項之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所謂「義憤」，係基於道義之理由而生憤慨，必先有被害人之不義行為，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公憤，依一般人之通常觀念，確無可容忍者，始可謂為義憤；所稱「當場」，係指該一義憤，係在不義行為之當場所激起，而立為實施殺害者，始足當之，如侵害業已過去，自與當場義憤殺人之要件不合。…上訴意旨主張，其等係因遭告訴人駕駛車輛倒車撞擊童○豪所駕駛車輛後，告訴人加速往前駛離，始有追逐告訴人，乃至其後毆打告訴人之行為，縱令屬實，羅○斌等人僅因遭告訴人倒車撞擊童○豪所駕車輛，且告訴人隨即駕車駛離，侵害業已過去，羅○斌等人竟不思尋求員警協助及民事程序等正常途徑解決事端，於事後以上揭手段毆擊告訴人，並非當場基於道義之理由而生憤慨之心殺人，自與義憤殺人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決) 刑法上所謂當場激於義憤而傷害人，係指被害人之行為違反正義，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無可容忍之憤怒，而當場實施傷害者而言；所稱「當場」，係指該一義憤，係在不義行為之當場所激起，而立為實施傷害者，始足當之。而所謂「激於義憤」，係指其義憤之發生，係因直接見聞該不義行為，致一時受激而難以忍受者而言。......申言之，所謂當場激於義憤而傷害人，係指他人所實施之不義行為，在客觀上足以引起公憤，行為人猝然遇見該不義行為，一時憤激難忍，而當場對被害人實施傷害行為者而言。若非當場遇見該不義行為，而係事後由他人轉述得知而前往現場質問被害人，因不滿被害人之回應，始萌生傷害之犯意者，即難認係此所謂之「當場激於義憤」。 (最高法院91台上字第4672號判決) 刑法第273條第1項之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係指被害人之行為違反正義，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無可容忍之憤怒，而當場實行殺人者而言，且所謂「當場」，指該一義憤，係在不義行為之當場所激起者，始足當之，若係基於過去之事實，因而引發憤怒，或因不滿被害人之回應，始萌生殺人之犯意者，均難認係此所謂之「當場激於義憤」。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雖「基於」被害人長期家暴而引發口角憤恨，然於拿取菸灰缸揮擊傷害被害人之頭部，並以雙手掐住被害人之脖子壓制在地後，被害人顯已無對上訴人施暴可能，此時另因不滿被害人仍揚言報復，始提升為殺人犯意，改持剪刀猛刺被...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令之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止危險發生，始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意義務。若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方得以信賴原則為由免除過失責任。原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經調查證據結果，本於事實審推理之作用，認定上訴人確有上述駕駛大貨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97條第2款之規定，未保持安全間隔、跨壓雙黃線行駛，致閃避不及而輾壓被害人致死之犯行，應負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責，已如前述。上訴人既未遵守上開交通規則善盡注意義務，以保有充足之時間可採取適當措施，防免發生交通事故之結果，因而肇事致人於死，即不得以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為由，以免除自己之責任，自不得援引信賴原則，而主張解免其應負之過失責任。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279號刑事判決) 汽車、機車已經成為現代人共同社會生活所必需之交通工具，因具有一定之危險性，卻仍宜容許，乃設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相關法令予以規範，於刑事法學理上，並發展出信賴保護原則，加以調節。大體而言，此類機械動力車輛之駕駛人，因此可以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謹慎採取適當之行動，從而，對於不可知之對方違規行為，並無注意之義務，但此屬原則；於例外情形，因對於違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若屬已可預見，且依法律、契約、習慣、法理及日常生活經驗等，在不超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而應有注意之義務者，自仍具有以一定之行為，避免結果發生之義務。因此，縱然關於他人之違規事實已極明顯，但自己同時有足夠之時間，可採取適當之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之結果時，即不得專以信賴他方定能遵守交通規則為由，主張免除自己之責任。換言之，不能因自己具有路權，而完全解免主、客觀上之注意義務，於此情形下，仍當依個案具體狀況，判斷有無過失及可以非難之程度。原審秉此意旨，於其判決理由二─(二)─4.內說明：依卷內監視器影像畫面等證據資料，及上訴人供承看到對方逆向行駛，對方的行向是要左轉，我便立即鳴按喇叭示警等語，足見上訴人可以預見兩車將會相碰撞，上訴人既可預見被害人逆向行駛之目的，係要違規左轉內新路，而上訴人有一定之反應時間與距離，仍有防範之義務；退步言之，縱認上訴人剛...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次按過失致人受傷後，被害人如因傷致病，因病身死，應視其過失致傷之原因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發生間，是否具有必然之因果聯絡關係，以決定行為人有無過失致人於死之刑責。如被害人之發病係因傷所引起，且係因病致死者，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發生，自係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行為人即難辭其過失致人於死之刑責，至於被害人之死亡究竟踰越若干時日，則非所問；末按過失致人於死罪之成立，係以過失行為與死亡結果間，有相當之因果關係為其要件，故如因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先致被害人受傷，再因該傷致死，或因該傷致病，因病致死，即因原傷參入自然力後助成病死之結果者，均難謂無相當之因果關係，自應依過失致人於死罪論處(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649號、80年度台上字第4630號、87年度台上字第341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若行為經評價為結果發生之相當原因，則不論有無他事實介入，對該因果關係皆不生影響；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行為與結果間如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最初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連性時，最初行為人自應負既遂之責。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47號判決) 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令之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止危險發生，始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意義務。若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方得以信賴原則為由免除過失責任。原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經調查證據結果，本於事實審推理之作用，認定上訴人確有上述駕駛大貨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97條第2款之規定，未保持安全間隔、跨壓雙黃線行駛，致閃避不及而輾壓被害人致死之犯行，應負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責，已如前述。上訴人既未遵守上開交通規則善盡注意義...

刑法第271條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罪構成要件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罪，其構成要件有二：第一須有殺害之行為，係指行為人以非法方法，故意戕害他人生命之謂，亦即凡其行為足以使人喪失生命發生死亡結果者，皆屬之。第二所殺者，須為人，且為行為人以外具有生命力之自然人。申言之，殺人罪之成立，除行為人有殺人之主、客觀犯意及行為外，尚必須確有被害人其人，且有死亡之事實，始克當之。本件檢察官起訴書記載上訴人除射殺劉有誠外，同時在場與劉有誠同居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柬埔寨籍女子，亦遭上訴人持槍射擊死亡，而原判決事實認定該女子係越南籍成年女子，並以起訴書所載柬埔寨籍有誤，惟於理由內並未說明其依據，已有未合。且其事實認該女子係在上址與劉有誠同居之越南女子，亦與郭子俊於第一審證稱：「……那個女的不是劉有誠在越南的同居女人，那個是陪劉有誠過夜的女人，……」「因為那個女的拿到錢之後就可以走了，但是王加文還是把她殺了」等語相歧，乃有認定事實未依憑卷內證據之違誤。又本件既未發現該名女子之屍體或骨骸，卷內亦無相關資料可資參酌，則檢察官起訴書所指同時遭上訴人槍殺之女子，是否確已死亡？其真實身分及與劉有誠之關係為何？均有未明。此攸關上訴人該部分是否亦成立殺人犯罪之認定，自有詳加釐清之必要。乃原判決未就上情根究明白，即逕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殊嫌速斷。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06號刑事判決) 觀諸人類刑法史，「殺人」作為必須處罰的犯罪，可溯及遠古的法制初起。而刑法對於殺人行為，並不要求特殊的行為方式，如投以毒藥、毆以棒棍、射以槍彈，均非不可，殺人的手段也隨著工藝科技的進展呈現不同面貌，因此是否成立殺人罪，仍應視其是否具備主觀、客觀之殺人罪成立要件而定。殺人罪之成立，依現代刑法理論，除主觀上應有殺人故意(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間接故意)外；客觀上須具備殺人行為與死亡結果，且結果與行為間必須具備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始足當之。依「客觀歸責」理論之架構，倘⑴行為人藉由侵害行為對行為客體製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⑵此不法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了，且具有常態之關連而未產生重大之偏離；⑶此結果存在於避免危險的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之內，則由此行為所...

刑法第274條規定： 母因不得已之事由，於生產時或甫生產後，殺其子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本條係對於殺人罪特別寬減之規定，其要件應嚴格限制，以避免對於甫出生嬰兒之生命保護流於輕率。除維持原條文所規定之生產時或甫生產後之時間限制外，新增須限於「因不得已之事由」始得適用本條之規定。至於是否有「不得已之事由」，由司法實務審酌具體個案情事認定。例如：是否係遭性侵害受孕、是否係生產後始發現嬰兒有嚴重身心缺陷障礙或難以治療之疾病、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等綜合判斷之，爰修正第一項。也就是說，生母殺嬰罪刑期是比較低的，可以說是殺人罪的特別規定。為什麼生母殺嬰的刑期比較輕呢？因為立法者考慮到，生母剛生產完把嬰兒殺死，與一般殺人的情況是不同的，例如生母的情緒可能比一般人更激動，也可能有產後憂鬱症的問題。但難道生父就不會擔心自己無法肩負父親的責任而有殺嬰的情況嗎？生產後殺死了自己剛生下的孩子，構成刑法第274條第1項：「母於生產時或甫生產後，殺其子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生母殺嬰罪，本罪的立法理由認為「此罪乃因畏羞恥而犯之者，其兇性與尋常殺人有別，故仿多數國立法例，科以較輕之刑」，是考量到了生母會於剛生產後立即殺死自己的孩子，必然是迫於巨大的道德壓力，不得已而為之，故而比普通殺人罪的罪責低。所謂的甫生產後指的是嬰兒脫離母體後，當日或未經哺育前，最高法院刑事判例28年上字第2240號要旨認為：「上訴人扼死其所生女孩，已在出生後之第五日，自與刑法所定母於甫生產後，殺其子女之情形不合。」，故而殺死已出生數日之嬰兒，即屬於普通殺人罪。有學者指出，過去舊刑法規定，生母殺嬰罪的嬰兒限於「私生子」，也就是法律認為，生母是因為自己會因為生出私生子，而在社會上遭到「羞惡」的不名譽評價，也會因此使得其子女會受到社會的 「羞惡」而無法立足，因此基於「母子天性」， 殺嬰絕對有不得已(社會羞惡)的情事， 「生母違反其愛護 子女之天性， 而竟殺其子女， 寧出於不得已， 其情可哀」， 因而同情其遭遇，設有減輕罪責規定。現在的生母殺嬰罪雖然已經不限於私生子，但是從「生母的情緒可能比一般人更激動」此種立法理由也可以發現，本罪也是預設母親有養育子女的天性，當女生因為認為自己無法勝任社會要求的性別腳本進而選擇殺嬰，法律因此予以容忍。因此生母殺嬰罪看似對女性有利，但實際上讓...

刑法第278條規定： 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重傷害與普通傷害致重傷之區別，在於行為人犯罪時之主觀犯意為何，即行為人於加害時，究係基於使人受重傷或普通傷害之犯意為斷。而此一主觀之犯意，係存在於行為人之內心，通常除其自白外，外人無從窺知，惟仍可綜合其行為之動機、所用之兇器、下手輕重及經過、被害人受傷部位與傷處多寡、傷勢輕重等外在之客觀事實，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資以認定。原判決已敘明依上訴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當知持具有強烈腐蝕性之硫酸朝人頭部、臉部潑灑，足以毀人容貌，及毀敗眼睛之視能；又雖非其親自下手潑灑硫酸，然以其於與其他共同正犯(下稱正犯)事前沙盤推演時，已親見以澆花容器裝硫酸噴灑啤酒鋁罐，該容器噴嘴及鋁罐均遭腐蝕，竟仍執意指示其他正犯以硫酸潑灑被害人2人；再參酌其案發前親至預備犯案之地點為勘查，且指示劉○○、楊○○各駕駛一部自小客車，以包夾方式阻擋洪○○之座車離去，再朝車內潑灑硫酸等情，亦徵其對被害人2人遭潑灑硫酸之部位應集中在頭部、臉部等處顯有認知等情，因認上訴人主觀上是基於使被害人2人受重傷害之故意之得心證理由。其推理論斷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32號判決) 查刑法上之結果犯，以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預見之可能為已足，不以有預見或故意過失為必要，如犯傷害罪，對於重傷結果之發生，具有故意，即應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一項使人受重傷罪，無再論以同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傷害人之身體，因而致重傷罪之餘地，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爰將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期臻允當。 (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289號刑事判例) 刑法第278條規定，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因重傷害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則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該條第一項之未遂犯亦明文規定應予以處罰。該法條的適用在於區分重傷害罪與普通傷害致重傷罪的界線，而關鍵點則在於行為人在犯罪時的主觀犯意，即行為人於實施加害行為時，究竟是否具有使被害人受重傷的意圖。這種主觀犯意存在於行為人內心，通常難以直接得知，因此需要通過其他外在客觀事實進行綜合判斷。實務上，法院通常會依據行為人的犯罪動機、所使用的兇器、加害時的力道與經過、被害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