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新語

刑法第298條規定： 意圖使婦女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婦女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略誘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三百零二條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係妨害自由罪之概括規定，若有合於其他特別較重規定者，如刑法第二百九十八條之略誘婦女罪，因其本質上已將剝奪人行動自由之觀念包含在內，即應逕依該條處罰，不能再依第三百零二條論處。 (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280號刑事判例) 被告雖得王女監護人王某同意，然反於王女之意思，而略取價買，並使之賣淫圖利，仍應成立刑法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之罪。 (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972號刑事判例) 被誘人某乙如果確係某甲之使女，而其親屬中別有監督權人，且在被誘時已滿十六歲，則上訴人以營利之意圖而為和誘，固係成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三項之罪。假令其並非使女，而為養女，且年未滿十六歲，則依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七條及第一千零八十四條之規定，其養母某甲對於某乙即為有監督權之人，上訴人得甲、乙之同意而價買圖利，尚與前述妨害家庭罪之要件不符，惟某乙對於上訴人之和誘行為，按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三項之立法精神，不能謂有同意能力，某甲之同意買賣，本屬妨害自由之共犯，該上訴人即應成立刑法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之罪。 (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553號刑事判例) (1)意圖與甲女結婚，強行架走，被軍警中途追捕，其時甲女既已在被告等實力支配之下，略誘行為已完全成立，不能以尚未成婚認為未遂。(2)被告等擄架甲女，希圖強迫成婚，因將其母乙一同架走，對於乙並無略誘之意思，僅成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罪固無疑義，但同時同地架走乙與甲母女二人，係一行為而觸犯略誘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之二罪名，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從一重處斷。 (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532號刑事判例) 略誘罪原包括詐誘與掠取人身之行為，故妨害被誘人之行動自由，已構成略誘之內容，無另行論罪之餘地。被告等將某女誘至店內關禁，其關禁即屬略誘行為之繼續，不應於略誘罪外，更論以私行拘禁之牽連罪名。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05號刑事判例) 刑法第298條針對意圖使婦女結婚或從事猥褻行為而略誘的犯罪行為設有明確規範，旨在保障婦女的行動自由、人格尊嚴及婚姻自主權。條文第一項規定，意圖使婦女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者，處五年以...

刑法第290條規定： 意圖營利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說明： 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之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資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又刑事訴訟以發現真實為目的，審理事實之法院因卷內存在之相關證據不明瞭，認為有調查之必要，本得依職權而為調查，其因此要求檢察官補正相關證據，亦非法所不許，檢察官補提之證據，如非出於違法取得，自難認無證據能力，此為法理所當然，且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及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意旨自明。至被告雖不負自證己罪及提供不利證據之義務，但有容任受合法搜索之義務，且既已提出書證，則證明力如何，胥由法院予以自由裁量判斷，不得謂其證據係非出於自願性提出，而無證據適格及證明力。再優生保健法之立法目的，係在於實施優生保健，提高人口素質，保護母子健康及增進家庭幸福，優生保健法第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並於同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揭櫫其屬刑法墮胎罪之特別法性質。本(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固規定：「懷孕婦女經診斷或證明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依其自願，施行人工流產：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者。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者。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者。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者。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而得阻卻違法。然同條第二項前段復明定：「未婚之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其中對未婚之未成年孕婦所設之限制，考其立法旨趣，乃因其心智未臻成熟，不具完全行為能力，對於事理判斷及意思決定，難期妥適，無法符合第一項所定之「自願」要件，故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以免錯誤決定，反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有所影響。是未婚之未成年孕婦，縱符合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但未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猶故意為之施行人工流產者，即不得阻卻...

刑法第192條規定： 違背關於預防傳染病所公布之檢查或進口之法令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暴露有傳染病菌之屍體，或以他法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 說明： 一、本判決見解刑法第192條第1項係屬空白刑法，其空白構成要件端賴其他法令填補。至於該條所謂檢查或進口之「法令」，係指法律或法規命令，不包括行政處分，此為文義解釋的當然結果。其次，由於該集中隔離處分，對被告生命、身體、自由等基本人權有重大侵害，並非單純檢查、留驗、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的處置可以比擬，必須有法律明確依據始得為之，且該構成要件應具體明確，方符合大法官釋字第522號解釋意旨。修正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既未授權行政主管機關得發佈集中隔離的處分，自不容任意比附援引，擅自將該法條適用範圍擴大解釋包括隔離處置，以致於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因此，修正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亦不屬於刑法第192條第1項「法令」的意義。(五)回到本案本案被告周經凱等五人，未於臺北市政府所規定的時間內返院接受集中隔離與檢查。首先，臺北市政府集中隔離與檢查的命令，乃針對特定人所為的拘束行為，性質上屬於狹義的行政處分。因此，臺北市政府集中隔離、檢查的命令，不屬於刑法第192條第1項預防傳染病所公布之檢查「法令」，故被上訴人周經凱等五人即便未於規定時間內返回院區接受集中隔離與檢查，亦不成立刑法第192條第1項。又修正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僅規定行政機關得發布「留驗」、「檢查」、「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於空白刑法的補充規範亦須遵守罪刑法定原則而不得恣意類推，不得將修正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的構成要件擴大解釋包含隔離處置的集中隔離。本判決內對於相關爭點的法律見解極具參考價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96年度上易字第226號裁判) 本條為空白刑法刑法第192條第1項係以「法令」補充該條的實質內涵，屬於空白刑法。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4年度訴字第341號判決為例，該判決指出：「所謂『空白構成要件』，又稱為『空白刑法』，係指立法者僅規定罪名、法律效果以及部分之犯罪構成要素，至於其他的禁止內容則規定於其他法律或是行政規章，必須由其他法律或行政規章補充後，方能明確確定可罰之範圍。例如刑法第117條違背局外中立命令罪、刑法第192條第1項違背預防傳染病之法令罪或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走私管制物品罪。此種構成要...

刑法第296-1條規定： 買賣、質押人口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犯前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媒介、收受、藏匿前三項被買賣、質押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按刑法第296條之1第1項之買賣、質押人口罪，性質上為必要共犯中之對立犯，其犯罪之實行，須有買方、賣方或出質、受質之雙方，始能成立犯罪，且雙方均構成犯罪。而所謂「買賣人口」，乃指行為人(買方或賣方)與他人(賣方或買方)就人口(被害人)及價金為合致之意思表示，並將被害人移置於買方或他人實力支配下之行為。故行為人基於販賣人口之犯意，已經接洽買方，並就買賣之人口(被害人)及價金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即已經著手於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按刑法第296條之1第3項、第2項之罪，以行為人有同法第296條之1第1項之買賣、質押人口犯行為成立要件，此從法條文義即可觀之甚明。又按刑法第296條之1第1項之買賣、質押人口罪，性質上為必要共犯中之對立犯，其犯罪之實行，須有買方、賣方或出質、受質之雙方，始能成立犯罪，且雙方均構成犯罪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085號判決) 按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係就買賣質押人口罪之各種犯罪構成要件類型與處罰效果設其規定；本罪之性質為必要共犯中之對立(合)犯，其犯罪之實行，須有買方、賣方或出質、受質之雙方，始得成立犯罪，且雙方均同受刑事處罰。就買賣人口言，乃指行為人(賣方)與他人(買方)就人口(被害人)及價金為合致之意思表示，並將被害人移置於他人實力支配下之行為。茍行為人將被害人物化，視為有價之物品，而與他人為買賣行為，即該當於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之買賣人口罪；又行為人若本於使所支配之被害人進行性交或猥褻之意圖而為之者，則該當於同條第二項之加重買賣人口罪。第以買賣人口罪置於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使人為奴隸罪條文之後；使人為奴隸罪之立法，在於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人格」之貶抑，而視如物品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其與買賣人口罪固具有保護法益之同一性，但使人為奴隸罪，其使人為奴隸...

刑法第219條規定： 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說明： 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該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 (參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 刑事法所謂之「責任共同原則」，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共同加工所發生之結果，相互歸責，因責任共同，須成立相同之罪名，與犯罪成立後應如何諭知沒收，並非相同之概念，尚不宜混為一談。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雖係義務沒收之規定，且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諭知沒收，但仍以該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與被告所參與之犯罪有關者，始須在該被告之主文欄諭知沒收，而非謂與被告所參與犯罪無關之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亦均應在被告主文罪刑項下諭知沒收。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83號判決) 刑法所稱之偽造，乃無製作權而擅行製造。至於盜用，乃無使用之權，而擅用他人之物之謂，其性質屬於權行為，但與偽造之性質在使之「本無為有」(即無中生有)者不同。盜用之方法，並無限制，以越權方法，例如保管他人印章，原限於使用在某特定範圍，竟然越權、使用於其他事項。又偽造之印章、印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雖為刑法第219條所明定。然而，盜用他人真正印章所蓋之印文，仍屬真正之印文，並非偽造之印文，尚不在該條所定強制沒收之列，兩者法律效果並不相同，當予明辨。 (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2661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此條文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是否已被搜獲或扣案，只要無法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該規定的立法目的在於杜絕偽造印文對社會信用體系的危害，對於犯罪工具的處置亦採取嚴格的措施。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之意旨，偽造的印文即便未被實際扣得，也應在判決中依法宣告沒收，且不論該物品是否仍然存在，皆是適用刑法第219條之核心精神。然而，刑法第219條的適用，需結合具體案件情境，判斷是否屬於偽造物，並進一步釐清與被告犯罪行為的關聯性，方能準確處理。 刑事法上責任共同原則主要用於行為人共同加工犯罪的結果歸責，這一原則要求行...

刑法第294條規定：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法第294條第1項遺棄罪之成立，以行為人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為要件。其犯罪主體為依法令或契約對被遺棄者負有保護義務之人，犯罪客體為無維持其生存所必要能力之無自救力人，犯罪態樣則包括將被遺棄者移置他處之積極遺棄行為及對被遺棄者不為必要救助之消極遺棄行為，該罪屬危險犯，亦不處罰過失行為，必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遺棄之危險故意，且其積極遺棄行為或消極遺棄行為，客觀上已致被遺棄者之生命發生危險，始足當之。又同條第2項之遺棄因而致人於死(重傷)罪，係就同條第1項之遺棄行為而致生死亡或重傷之加重結果為處罰，為該遺棄罪之加重結果犯規定；倘若被害人之傷勢嚴重縱及時醫治，仍無法救活者，雖有遺棄行為，被害人之死亡仍即與遺棄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自難成立遺棄致人於死罪。原判決既已說明其憑以認定被告所為係犯過失致人於死罪之依據及理由，且詳加說明被告主觀上難認有遺棄之故意，亦無法證明被告遲延送醫與甲男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旨，原判決並無適用法則不當或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原審已敘明無從認定被告有遺棄之故意，則依上開說明，被告亦難成立刑法第294條第1項之遺棄罪，檢察官之上訴意旨(一)(三)，仍再爭執被告之行為構成刑法第294條第1項之遺棄罪等語，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 刑法第294條規定，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未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以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因此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條文旨在保護無自救力之人，防止負有法律或契約義務者因怠於履行責任而使其處於生存危險之中。該罪屬於危險犯，其成立條件包括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遺棄的故意，且客觀上其行為導致被遺棄者的生命或健康處於危險之中。根據本條規定，行為人需依法令或契約對被遺棄者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的義務，若其未履行上述義務，不論是積極將被遺棄者移置至他處，或消極未...

刑法第269條規定： 意圖營利，辦理有獎儲蓄或未經政府允准而發行彩票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經營前項有獎儲蓄或為買賣前項彩票之媒介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按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發行彩票罪，係以圖得利益為其主觀構成要件，行為人只須有圖得利益之意思，未經政府允准而發行彩票即成立該罪，除其圖得之利益係用以公益或慈善事業外，均屬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項所稱之意圖營利，且其有無實際得利，亦非所問。次按對於特定選舉候選人之輔選，乃個人政治意向之表達，其非屬公益或慈善事業至明，本件被告既係為籌措陳水扁總統之輔選工作經費，即與該法條所定意圖營利之主觀構成要件相符。再者，本件彩票發行之對象並未有資格限制，縱購買者具有一定之政治傾向，惟具有一定政治傾向之人眾多，此觀諸陳水扁總統當選之得票數達四百九十七萬七千七百三十七票可以知之，從而被告發行彩票之對象並未侷限於特定人而為發售行銷灼然甚明。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犯行洵堪認定。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0年度上易字第532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69條規定，意圖營利，辦理有獎儲蓄或未經政府允准而發行彩票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而經營前述有獎儲蓄或為買賣前述彩票之媒介者，則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該條款對未經合法授權發行彩票或經營相關業務的行為進行規範，旨在避免私人濫用發行彩票的行為衍生社會問題，特別是藉此牟取不當利益或危害社會秩序。根據刑法第269條第一項之發行彩票罪，其主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具有意圖營利的心理狀態，並實施未經政府允准而發行彩票的行為。該罪的成立僅需行為人具有圖利的意圖，不要求實際獲得經濟利益，亦即是否得利並非構罪條件，除非行為人能證明其所圖之利益係用於公益或慈善事業，否則均構成該罪。 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0年度上易字第532號刑事判決為例，該案中被告因發行彩票籌措陳水扁總統之輔選經費而遭起訴。法院認為，輔選行為屬於個人政治意向的表達，不構成公益或慈善事業，且被告明知未經政府允准而發行彩票已違反法律，仍以此方式籌措政治經費，其行為符合刑法第269條第一項的構成要件。法院指出，行為人發行彩票的對象未設資格限制，即便購買者可能具有特定政治傾向，但該傾向的人數眾多，並非少數特定人群，因此認定...

刑法第294條規定：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法第294條第1項後段遺棄罪，以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盡扶養、保護義務，而致其生存有危險之虞，即足成立，不以果已發生危險為必要，屬危險犯之一種。而所謂無自救力之人，係指其人無自行維持生存所必要之能力，非待他人之扶養、保護，即不能維持其生存者而言。亦即無自救力之人係被遺棄之對象，而非被遺棄之結果，祗要行為人在他人陷於無自救力狀態後，對之遺棄，或不予保護，即構成本罪。如對於重病、殘廢、老弱及幼齡等類之人，祗要有義務者不採取對其可能實施之保護措施，以致於該等無自救力之人陷入險境，即可成立，至於該無自救力之人事後縱經扶養、保護，能否維持其生存，有無危險發生，乃係加重結果犯適用與否之問題，不影響其人被遺棄之始為無自救力之人之事實。即該無自救力之人經扶養、保護後，如仍發生危險，亦不得以其人既無從救助而以其自始非屬無自救力之人視之，而解免義務人之遺棄罪責。原判決已敘明被告坦承知悉被害人生前患有糖尿病，並有併發症，當日是因辦理離婚為被害人所拒而起爭執，被告並有出手拉扯、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所犯傷害罪業經第一審判刑確定)，復因爭搶鑰匙及遙控器而持續爭吵、推擠、拉扯等衝突事件，被害人於爭吵中坐倒在地等情，參以法醫鑑定結果及鑑定人許○○、石○○之證詞，暨現場處理警員簡○○於偵查中證述，足認被害人坐倒在地時，雖尚有呼吸，惟因心因性休克無法自行離開就醫，其生命、身體已陷於危險狀態，而屬無自救力之人甚明。被告為被害人之配偶，依民法第1116條之1規定與被害人互負扶養義務，包括避免對方生命、身體發生危險之保護義務，然被害人於爭吵、拉扯後倒地，經被告拉動及叫喚，均無反應，被告已知悉被害人已無自救力，竟未立即求援送醫，致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處於危險狀態，顯有違反保護義務，縱被害人死亡與其遺棄行為無關聯，仍有違背法令而遺棄之行為等情。核其論斷，經核於法並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仍爭執無遺棄之故意云云，委無可採，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復按刑法第294條第2項前段之遺棄因而致人於死罪，係就同條第1項之遺棄行為而致生死亡之加重結果為處罰，為該遺棄罪之加重結果犯規定；...

刑法第129條規定： 公務員對於租稅或其他入款，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一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對於職務上發給之款項、物品，明知應發給而抑留不發或剋扣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違法徵收罪的構成要件： 刑法第129條第1項違法徵收罪，以公務員對於租稅或其他入款，明知不應徵收而進行徵收為構成要件。若公務員因誤認該項入款應徵收而導致浮收行為，則因缺乏犯罪故意，不構成違法徵收罪【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220號判例】。 抑留或剋扣款物罪的適用對象： 刑法第129條第2項針對公務員對於職務上應發給之款項、物品，明知應發給而抑留不發或剋扣的情形。此罪的行為主體限於職務上有發給款項、物品職責的公務員，例如會計、出納等人員。抑留不發是指無故遲延全部或部分不發給，剋扣則是指短少發給【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3040號刑事判決】。 罪責主觀要件： 無論是違法徵收罪還是抑留或剋扣款物罪，均要求行為人必須具備明知故意，亦即行為人必須明知其行為違法，且故意進行徵收或抑留、剋扣。因此，若行為人基於誤認而未發給款項或進行徵收，則不構成犯罪【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220號判例】【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3040號刑事判決】。 自訴權的行使： 雖然刑法第129條違法徵收罪主要屬於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但被違法徵收之個人同時為直接被害人，因此，該被害人有權以該罪名為由提起自訴【最高法院54年台上字第1884號判例】。 案例結論 刑法第129條針對公務員的違法徵收罪與抑留或剋扣款物罪，旨在維護國家財政管理的正當性，並保護個人免受不當徵收或抑留款物的侵害。違法徵收罪要求公務員在明知不應徵收的情況下，仍然進行徵收，而抑留或剋扣款物罪則涉及公務員在明知應發給款物的情況下，不當扣留或少量發放款項。兩者均需具備主觀故意，若因誤認或誤解導致錯誤行為，則不構成犯罪。 刑法第129條第1項違法徵收罪，要求公務員明知不應徵收而進行徵收，若公務員因誤認該項入款應徵收，導致浮收，則因缺乏犯罪故意，不能成立違法徵收罪。判例說明，若公務員基於誤解或誤認而多徵收款項，則不構成違法徵收罪。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之違法徵收罪，以公務員對於租稅或其他入款，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為構成要件，如誤認該項入款為應行徵收，致有浮收行為者，即缺乏犯罪之意思要件，不能論以上述罪名。上訴人雖明知該保所攤派之...

刑法第295條規定：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第二百九十四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按刑法第294條第1項規定，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成立違背義務之遺棄罪。所謂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係義務人不履行義務，導致無自救能力者有生存危險之虞者以足，不以確實發生危險為必要。經查，本案被告二人對於無自救能力之告訴人，未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保護，告訴人雖經中途之家人員介入協助提供醫療上救治而免於立即之生存危險，然被告二人仍構成違背義務之遺棄罪無疑。次按刑法第295條：「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屬於借罪借刑雙層式簡略立法之一種，係以借犯第294條之原罪，再加上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為行為客體犯罪之條件而成；並借原罪之基準刑為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此與單層式借刑之立法例，如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339條第2項等規定，均屬獨立之犯罪類型。故於借罪後，因其罪之條件已具備，而與原罪脫離，並為獨立之另一罪名，僅因其條文本身並無刑罰之規定，仍須併引其罰出刑由之法條依據而已(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46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核被告二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95條之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並應就同法第294條第1項之法定刑「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加重其刑。起訴法條贅引刑法第294條第1項為論罪法條，尚有未洽。再被告二人對於無自救力之告訴人，依法令應扶助、養育及保護，雖有長期不作為之情形，惟依其行為整體觀之，分別係一遺棄行為，應屬單純一罪。次按99年1月27日修正公布，並自當日開始施行之刑法第294條之1雖規定「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民法親屬編應扶助、養育或保護，因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不為無自救力之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不罰：一、無自救力之人前為最輕本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行為，而侵害其生命、身體或自由者。二、無自救力之人前對其為第227條第3項、第228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第286條之行為或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33條之行為者。三、無自救力之人前侵害其生命、身體、自由，而故意犯前2款以外之罪，經判處逾6月有期徒刑確定者。四、無自救力之人前對其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持續逾二年，且情節重大者」，就其中第4款之立法理由係：「無自救力人對行為人負法定...

刑法第289條規定： 受懷胎婦女之囑託或得其承諾，而使之墮胎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之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資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又刑事訴訟以發現真實為目的，審理事實之法院因卷內存在之相關證據不明瞭，認為有調查之必要，本得依職權而為調查，其因此要求檢察官補正相關證據，亦非法所不許，檢察官補提之證據，如非出於違法取得，自難認無證據能力，此為法理所當然，且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及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意旨自明。至被告雖不負自證己罪及提供不利證據之義務，但有容任受合法搜索之義務，且既已提出書證，則證明力如何，胥由法院予以自由裁量判斷，不得謂其證據係非出於自願性提出，而無證據適格及證明力。再優生保健法之立法目的，係在於實施優生保健，提高人口素質，保護母子健康及增進家庭幸福，優生保健法第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並於同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揭櫫其屬刑法墮胎罪之特別法性質。本(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固規定：「懷孕婦女經診斷或證明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依其自願，施行人工流產：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者。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者。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者。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者。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而得阻卻違法。然同條第二項前段復明定：「未婚之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其中對未婚之未成年孕婦所設之限制，考其立法旨趣，乃因其心智未臻成熟，不具完全行為能力，對於事理判斷及意思決定，難期妥適，無法符合第一項所定之「自願」要件，故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以免錯誤決定，反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有所影響。是未婚之未成年孕婦，縱符合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但未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猶故意為之施行人工流產者，即不得阻卻違法，依其情節，仍應成立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百九十條之加工墮胎罪或營利加工墮胎...

刑法第249條規定： 發掘墳墓而損壞、遺棄、污辱或盜取屍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發掘墳墓而損壞、遺棄或盜取遺骨、遺髮、殮物或火葬之遺灰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刑法第249條第2項發掘墳墓而損壞遺骨罪為結合犯，係著眼於發掘墳墓與損壞遺骨間，接連發生之可能性高，且其惡性較深，危害亦鉅，乃將同法第247條第2項損壞遺骨罪與第248條第1項單純發掘墳墓罪兩個獨立之罪名相結合而成為另一個獨立罪名，並科以較重之刑，其仍舊保留結合前兩罪之構成要件，自應賦予被告對於發掘墳墓與損壞遺骨兩種犯罪事實，均有辯明罪嫌及辯論之機會，始符正當法律程序。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52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49條第2項所規範的發掘墳墓而損壞遺骨罪，屬於結合犯，其立法目的著眼於發掘墳墓與損壞遺骨這兩種行為之間具有高度連續性與密切相關性。由於此類行為的惡性程度較高，對社會秩序與倫理價值的危害亦極為顯著，因此立法者將刑法第247條第2項損壞遺骨罪與第248條第1項單純發掘墳墓罪兩個獨立罪名結合，設立成為另一個獨立罪名，並科以相對較重的刑罰。此規定不僅體現了對於死者尊嚴及其遺骨完整性之高度重視，也加強了對侵害墳墓行為的刑事制裁，以維護社會普遍認可的善良風俗及倫理秩序。 作為結合犯，此罪的成立仍需滿足損壞遺骨罪與發掘墳墓罪這兩個基本罪名的構成要件。換言之，行為人需同時具備發掘墳墓的行為與損壞遺骨的結果，且兩者之間具有直接的連續性，才能成立刑法第249條第2項之罪。這意味著，行為人若僅實施其中之一，例如僅進行發掘墳墓或單純損壞遺骨，則應依相關條文分別適用，無法構成該結合犯。因而，本罪之成立須對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進行全面的事實認定，並確保符合法律規範之要件。 在司法實務中，針對結合犯的審理與處理，應特別注意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52號刑事判決明確指出，刑法第249條第2項之結合犯，因其結合了兩個獨立罪名之構成要件，因此在刑事訴訟中，行為人對於發掘墳墓與損壞遺骨這兩種犯罪事實，均應享有辯明罪嫌及充分辯論的機會。這不僅是對行為人基本訴訟權利的保障，也是確保刑事判決公平性與合法性的核心要求。若在訴訟過程中未能保障行為人針對兩項犯罪事實進行充分的辯護，則可能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進而影響判決的正當性與有效性。 此外，該判決亦強調，作為結合犯的發掘墳墓而損壞遺...

刑法第189-2條規定：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92年度上易字第1263號裁判一、本判決見解對於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的構成要件「阻塞」，本判決表示：「對裝設之鐵門保持阻塞關閉之行為因而阻塞集合住宅之逃生通道，且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自已成立犯罪。」所謂「逃生通道」，本判決認為是指「發生天災人禍時為提供人們逃離現場之通行路線設施而言。」另外，對於消極不作為，本判決認為亦屬阻塞行為的構成要件涵攝範圍，謂：「原審未察，率以被告未將前手所設通往地下室之鐵門保持隨時開啟狀態與積極作為阻塞逃生通道之情形不同，且地下防空避難室亦非作為逃生之安全通道為由，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認定事實難謂允洽」據此，阻塞行為自應包括積極與消極行為，故被告裝設鐵門並予以上鎖與被告未將前手所設鐵門保持隨時開啟狀態，均符合阻塞行為的構成要件。回到本案依據刑法第189條之2後段規定，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須予以處罰。可知無論是戲院、商場、餐廳、旅店等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及公共場所，抑或集合住宅及共同使用大廈，只要為發生自然災害或人為事故時，供人民逃離現場，得以保全生命、身體安全，而設置之逃生通行設施，皆為本罪所稱之逃生通道。「阻塞」，則是以人為方式，藉由堆放雜物或磚瓦門牆等，使逃生通道難以通行。本判決認為「逃生通道」是指發生天災人禍時提供人們逃離現場之通行路線設施而言。因此，通往地下室之出入口及電梯，自屬逃生通道無疑。惟仍有疑義的是「地下防空避難室」是否僅供空襲防空避難，而非其他災禍避難之用。本判決認為，考其地下室建制之目的，除為防空避難外，尚得作為供地震或其他災難發生時避難所用，故不可僅因其名稱，而認為通往地下室之通道非逃生通道。本案被告將通往地下室樓梯間裝設鐵門予以上鎖，並控制電梯不能至地下室，且將地下室通至一樓地面之逃生攀爬樓梯加以控制，需以鎖匙開啟，該等行為已阻斷、隔離逃生通道，並達到難以通行的程度，顯已該當阻塞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公眾生命的不法行為應無疑義。綜上，本判決論述清晰，...

刑法第189-2條規定：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建築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內政部復就「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核示：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內「6層以上之集合住宅(公寓)」，即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有內政部64年8月20日台內營字第642915號函釋在卷可稽。第觀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所載，系爭建物之使用分區為商業區，且係地下1層、地上7層之建築物，其地下層及第1層用途為店鋪、第2至4層用途為辦公室、第5至7層用途為集合住宅，有臺北縣政府工務局79重使字第455號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證；又證人即系爭建物5樓住戶梁樹林係系爭建物之5樓住戶，告訴人陳勇州係6樓住戶，被告則係7樓住戶，亦據其等分別供陳在卷，堪認系爭建物第5至7層事實上之使用狀況確為集合住宅。另系爭建物7樓頂(即第8層)是否為法定屋頂避難平臺一節，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覆以：「系爭建築物領有79使字第455號使用執照，依執照登載所示，層棟戶數為『地上7層』，係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另開工日期為77年11月30日，竣工日期為78年11月1日，依當時建築技術規則第99條規定(63年2月15日至86年4月9日)：『建築物在5層以上之供公眾使用時，應設置樓梯通達可供避難使用之屋頂平臺，其面積不得小於建築面積之1/2，在該面積範圍內不得建造其他設施。』，故本案屋頂為供避難使用之屋頂平臺」等情明確，有臺北縣政府工務局105年6月20日新北工使字第1051077017號函在卷可參；且系爭建物申請核發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過程中，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及新北市警察局消防警察隊係以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程序，檢查系爭建物消防設備是否符合規定事項，亦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7年6月14日新北工施字第1071148570號函附之消防安全設備會勘資料在卷可稽；可知地方主管機關早在系爭建物申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時，即已認定系爭建物係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準此，依前述79年間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9條規定，系爭建物既係5層以...

刑法第297條規定： 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按本罪之成立，以施用詐術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出國為要件。經查，從證人徐Ｏ華於檢察官偵訊時已證稱：「小葉(即高齊云云)跟我說去日本要做倒酒、與客人聊天，如果有性交易，我願意也可以，不要也可以。」等語；而證人潘Ｏ星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高齊云云說去日本打工，卡拉OK、餐廳。我要跟客人出去也是可以，跟客人出去是指性交易」等語，即可證明渠2人於赴日前，均業經高齊云云告知而知悉工作內容包括性交易乙情，核與被告王昭文辯稱：有跟高齊云云說要向應徵工作的人表明工作內容包括性交易等語相符。是渠等就赴日工作內容包括性交易乙情，高齊云云在渠等出國前即已告知，證人徐Ｏ華、潘Ｏ星於知悉之情況下仍出國赴日工作，難謂有何陷於錯誤之情事，顯與本罪構成要件不符。至證人徐Ｏ華、潘Ｏ星雖於檢察官偵訊中證稱：知道有性交易，當時是說可自由決定要不要，但到了之後，卻不是這樣，是到了之後才知道坐檯陪酒、端菜清潔等檯面服務沒有薪水，一定要性交易才有收入等語。然查：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2人有以違反證人徐Ｏ華、潘Ｏ星意願之方法逼迫渠2人從事性交易乙情，加以證人潘Ｏ星、郭Ｏ桾、陳Ｏ如於原審審理時均證稱：並無強迫賣淫情事等節，業詳述如前，從而並無證據證明徐Ｏ華、潘Ｏ星不能自行決定是否與客人從事性交易。至於從事坐檯陪酒、檯面服務是否有薪資乙節；經查，證人潘Ｏ星於原審審理時又改口證稱：當初是聽店內其他小姐說坐檯沒有薪水，只有出場才有，在偵訊時因為薪水還沒拿到，所以才向檢察官說沒有薪水，後來高齊云云說要幫伊向老闆(即被告王昭文)拿薪水，才知道都有薪水，伊也結清拿到錢等語；又曾與證人徐Ｏ華、潘Ｏ星同期間在該店工作之證人郭Ｏ桾，於偵、審時亦均證稱：伊在餐廳幫忙，1天薪資3,000元日幣，伊原先在臺灣料理店工作1個禮拜，再轉到千葉酒店做3天等語，核與被告王昭文辯稱：若未從事性交易，每天薪資為日幣3,000元等語相符觀之，足證本件是否僅有從事性交易才有收入乙節，店內小姐之說法已不一致；參以若證人徐Ｏ華、潘Ｏ星確遭高齊云云欺騙，誤信檯面服務有薪水，俟抵日後才發現沒薪水，則渠2人對高齊云云自會心生怨懟，相互交惡，然為何證人徐Ｏ華會在證人潘Ｏ星傳送予高齊云云的簡訊中，請託高齊云云幫忙攜帶避孕藥，而...

刑法第293條規定： 遺棄無自救力之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法上之遺棄罪，係使無自救力人的生命處於危險狀態之行為，為對生命之抽象危險犯，包括無義務者遺棄(第293條)與有義務者遺棄(第294條)兩種。惟對於無義務者遺棄之處罰，為免擴張及於單純不救助行為，須以行為人實行積極作為，使被遺棄之無自救力人的生命陷於危險狀態為限。無保護義務者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以積極作為，將其移置於無人可予救助之場所，或使其生命危險的狀態處於更加危險之情形均屬之，倘因此發生死亡的結果，即有刑法第293條第2項加重結果犯適用之餘地。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52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針對無義務者遺棄無自救力之人作出規定，該條文明定，遺棄無自救力之人者，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若因此導致被遺棄者死亡，則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致重傷，則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法條旨在保護無自救力之人免受遺棄行為帶來的生命危險，特別是針對行為人因積極作為使無自救力之人陷入生命危險之情形，法律設定了刑責。根據刑法的規範，遺棄罪屬於對生命法益之抽象危險犯，其行為模式包括無義務者遺棄和有義務者遺棄兩種類型。無義務者遺棄是指行為人並無對特定人負有保護義務，卻以積極作為使無自救力之人處於生命危險的情形，而有義務者遺棄則是指行為人基於法律、契約或其他特定原因對特定人負有保護義務，卻未履行其義務而導致無自救力之人陷入生命危險。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專門規範無義務者遺棄，旨在避免對單純不救助行為的過度擴張處罰，行為人的行為必須具備積極性，並直接導致被遺棄者生命處於危險狀態。這種積極性表現在行為人將無自救力之人移置至無人可予救助的環境，或者使其原本處於危險的狀態變得更加危險，例如將重病患者遺棄在偏遠荒野、將無法行動的傷者丟棄於危險地帶等情形。一旦此類遺棄行為導致被遺棄者死亡，則屬於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加重結果犯，其處罰更為嚴苛。 在司法實務中，最高法院針對遺棄罪的解釋與適用有深入討論。例如，根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52號刑事判決，對於無義務者遺棄之認定，需考量行為人是否以積極作為使無自救力之人處於無法獲得救助的危險狀態，並須有導致具體危險的結果發生。例如，若行為人主動將無自救力之人移至...

刑法第294條規定：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法第294條第1項之違背義務遺棄罪，以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者，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為其要件。此所謂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係指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對於無自救力人之生存有發生危險之虞者而言，係抽象危險犯，故不以果已發生危險為必要。又負有此項義務之人，不盡其義務時，縱有其他無照護義務之人為之照護，因該非出於義務之照護(類似無因管理)隨時可能停止，對無自救力之人之生命既仍處於有可能發生危險之不確定狀態，自不影響該依法令負有此義務之人遺棄罪之成立。本件上訴人將甫出生4日且有海洛因戒斷症候群之Ａ童棄置在敏盛醫院新生兒中重度病房後，該醫院雖因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對Ａ童有治療之義務，並在Ａ童住院期間附帶照料Ａ童之飲食及睡眠等基本需要，惟該附帶之照料行為，既無法律與契約之明確保障，並不相當或等同於上訴人對Ａ童所應負之扶助、養育及保護義務。況醫院對Ａ童之附帶照料行為，僅止於Ａ童接受治療期間，且隨時可能因治療結束而停止，尚不能排除Ａ童有因而陷於無人照護之可能。再參酌上訴人將Ａ童棄置敏盛醫院後，均不曾到醫院探視或以電話向該醫院探詢Ａ童之病症等情以觀，自上訴人將Ａ童棄置於醫院時起，Ａ童之生存實已處於隨時有發生危險之虞之不確定狀態。故上訴人於其將Ａ童棄置於敏盛醫院時起，其所為已該當於刑法第294條第1項違背義務遺棄罪之構成要件。至於敏盛醫院是否有為Ａ童治療之義務暨是否對Ａ童為附帶之照料，以及該治療及附帶照料行為之長短，並不影響上訴人違背義務遺棄罪之成立。上訴意旨以其離開醫院之際，Ａ童已在醫院治療，並未陷入無人照護之危險狀態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不當，依上述說明，要屬誤解，難謂係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362號判決)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之違背義務遺棄罪，係以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為其要件。該罪之犯罪主體，以依法令或契約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之人為限。而此所稱「依法令或契約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者」，前者...

刑法第192條規定： 違背關於預防傳染病所公布之檢查或進口之法令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暴露有傳染病菌之屍體，或以他法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 說明： 愛滋病不構成刑法第192條第2項，以他法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針對愛滋病病患咬傷他人，是否構成刑法第192條第2項散布病菌罪，實務有判決對此作出解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237號判決即認為，患有愛滋病的行為人咬傷他人，並不構成刑法第192條第2項以他法散布病菌罪，其理由所持如下：「查刑法第192條係規定於刑法第11章公共危險罪章中，依其立法體系觀之，應認其所規範者之行為以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為必要。而以該條文第2項『暴露有傳染病菌之屍體，或以他法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之文義觀之，該條文所謂散布病菌之他法，亦以與暴露有傳染病菌之屍體相類似，而得以使不特定或特定之多數人皆有因其行為受病菌感染之風險方足當之。…透過咬傷感染愛滋病之機會極低，只出現在加害者口腔內有出血，並與受害者之傷口有血液直接接觸的情況。醫學文獻中雖提及少數因咬傷而感染愛滋病毒之病例，然均發生在受害者有嚴重的創傷與組織撕毀的情形，…足見愛滋病帶原者咬傷他人為罕見之愛滋病傳染方式，且此行為亦不至於造成不特定範圍或大規模之病菌感染，而與刑法第192條第2項所謂以他法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有別，自不能遽以該罪相繩。」據此可知，所謂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須暴露有毒的病菌而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受到感染，倘若僅特定個人受到感染，尚非為本罪所涉及的範圍，亦與本罪保護公共安全的意旨不符。因此，即便愛滋病菌具有傳染性，惟其仍需靠血液方能造成散布的效果，與屍體的病菌得透過空氣或水源等方式進行散布，尚屬不同，而非本罪處罰的範圍。「集中隔離」是否符合授權明確性要求的爭議關於授權明確性，司法院大法官歷年來作出許多相關解釋。其中，有關拘束人身自由的授權明確，大法官亦作出明確的判斷標準。首先，關於刑罰法規授權明確的程度，大法官向來都持相同的看法，認為須使行為人自該授權的法規中預見行為的可罰性，方符授權明確性。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0號所言，其謂：「立法機關以委任立法之方式，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以為法律之補充，雖為憲法所許，惟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至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刑罰法規關係人...

刑法第294條規定：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扶養義務人對於無自救力之扶養權利人棄置不顧，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者，固應成立刑法第294條第1項或第295條之罪。如扶養權利人，因原來之扶養方法不合其意，要求義務人代以別種扶養，未獲如願，遂即負氣他行，拒不就養，以致義務人無由繼續扶養者，是雙方所爭不過為扶養方法之是否適當，自屬民事糾葛，不發生刑事問題。 (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024號判例) 一、本判決見解刑法肇事逃逸罪設置目的在於維護社會公共安全，有違背義務遺棄罪在於保護個人生命、身體之安全。由此觀之，二罪保護目的有所不同，若出於單一行為應以想像競合加以論處。本案被告駕車肇事，致被害人受傷成為無自救力之人，基於遺棄犯意，而駕車逃逸的一行為，係屬同時觸犯構成要件及侵害法益均不相同的二罪，屬於想像競合犯。所謂法規競合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同時可適用數種法條的情形。肇事逃逸罪與違背義務遺棄罪，二者構成要件不同，侵害法益亦不相同，尚難以法規競合加以論處。回到本案被告葉健隆騎乘車機車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避免危險發生。依當時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該機車車頭擦撞行人施蔡涼倒地，致其受有顱腦挫傷等傷害。葉健隆肇事致施蔡涼受傷成無自救之人後，竟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反基於遺棄之犯意，駕駛機車逃逸，致被害人施蔡涼送醫不治死亡。葉健隆的犯罪行為分別成立過失傷害罪、肇事逃逸罪與有義務遺棄罪，而有義務遺棄致死罪則由於行為人欠缺客觀預見可能性，因此不成立該罪。就競合關係而言，該判決認為肇事逃逸罪與違背義務遺棄罪應屬想像競合關係，應從重論處犯罪情節較重的遺棄罪。本判決對於相關爭點的法律見解，論述清楚，極具參考價值。 (最高法院刑事93年度台上字第6513號裁判)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後段之遺棄罪，以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者，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為要件。所謂「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係指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於無自救力人之生存有危險者而言。是本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七七七號判例所稱：「若負有此項義務之人，不...

刑法第259條規定： 意圖營利，為人施打嗎啡或以館舍供人吸食鴉片或其化合質料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從中居間介紹買賣毒品之行為，未若其他刑法法規有所謂「居間」(如人工生殖法第31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82條等)、「媒介」(如刑法第231條、第231條之1第2項、第233條、第26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4項、第349條第1項等)、「介紹」(如刑法第292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13條第1項第4款等)或「牙保」(如藥事法第83條第1項、第84條第2項、第85條第2、3項、第86條第2項等)等規定。此「居間」行為，參考民法第565條規定可分為二種情形，一為「報告居間」即為他人報告訂約之機會，一為「媒介居間」即周旋於他人之間為之說合。以毒品買賣為例，若未涉及舉凡看貨、議價、洽定交易時地、收款、交貨等有關販賣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原則上固應以行為人主觀上究係基於幫助賣方販售毒品，抑或幫助買方即施用者購入毒品之意思，而異其行為責任。惟在「報告居間」者，倘行為人單純為買方即施用者報告訂約之機會，應視實際情況(如買方購得毒品後有否實際施用或持有之毒品純質淨重有無逾一定數量等)論以幫助施用或持有毒品罪；如單純為賣方報告訂約機會，並自賣方處受有報酬，即應認有營利之意圖而與賣方共同成立販賣毒品罪；倘無受有報酬，則應僅構成販賣毒品罪之幫助犯。而於「媒介居間」時，因行為人同時與買賣雙方發生聯繫，如受有報酬，無論取自買賣何方，其媒介行為即難謂無營利之意圖，應視實際情況而論以幫助施用及共同販賣毒品罪之想像競合犯，唯有單純為雙方牽線買賣毒品而未受有報酬時，始有同時成立幫助施用與幫助販賣毒品之可能。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59條規定，意圖營利者，為人施打嗎啡或以館舍供人吸食鴉片或其化合質料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且未遂犯亦需處罰。此條文旨在遏止違法施用毒品以及相關營利行為，以保護公共健康及維護社會秩序。然而，實務上有關該條文的適用及相關罪責認定，往往涉及複雜的法律解釋及事實判斷，特別是在毒品相關犯罪中居間行為的認定與處理。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並未像其他法律明文規定「居間」、「媒介」或「介紹」行為的具體定義，例如人工生殖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