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新語

刑法第28條規定：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說明： 共同正犯成立的核心在於行為人之間的犯意聯絡和行為分擔，無論聯絡是直接還是間接，無論是否參與所有犯罪階段，均應對全部犯罪行為及其結果共同負責。在集團犯罪中，各成員間的分工合作，無論所分擔的行為是否直接涉及犯罪的核心，均需為整體犯罪結果負責。 共同正犯的成立要件 共同正犯的成立，僅須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犯罪動機無論由何人提出，亦不要求每一階段的犯罪行為均需參與。即使行為人之間沒有直接聯絡，只要存在間接聯絡，亦可構成共同正犯。例如，甲邀約乙和丙犯罪，即使乙和丙之間無直接聯絡，仍能構成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有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被告加入吳○○、己○○、黃○○、真實身分不詳成年人組成之詐欺集團，在共同意思範圍內，經由各成員間直接或間接之聯絡，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向附表一編號1至14、17至22所示被害人詐財牟利，互利用他人之行為，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原上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 分擔行為與責任範圍 共同正犯的行為人只需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的結果共同負責。無需每一階段均參與，行為人在犯罪當時基於共同認識，分擔犯罪行為，無論是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聯絡，皆無礙共同正犯的成立。 共同實行犯罪行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共同正犯間之犯意聯絡，不以明示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而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70號刑事判決) 詐欺集團犯罪中的共同正犯 在詐欺集團犯罪中，各成員的犯罪行為緊密相連，需多人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犯罪，這使得各成員即使僅...

刑法第266條規定：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三萬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說明： 刑法第1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為罪刑法定主義，而刑法罪刑法定主義禁止類推解釋之精神，在保障人民之自由及權利，限制國家權力之濫用，使人民不受法無處罰明文之刑罰制裁，且不因執法者以一己之念任意解釋法律，而受不測之損害。惟擴張解釋則為罪刑法定主義所不禁止，乃屬正當之解釋方法。擴張解釋係因法律規定文義過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擴張法文之意義，以期正確適用。此擴張須在文義可能之範圍內，即須在文義「預測可能性」的射程內，若內涵相同，或為內涵所能涵蓋，並不違背立法目的，始可為擴張解釋。關於賭博行為，法律至少設有三種要件不盡相同的處罰規定。刑法第266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為普通賭博罪；同法第268條規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即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下罰鍰。」則為對賭博行為不合於刑法賭博罪之行政處罰規定。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是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為其成立要件，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所定之賭博行為、刑法第268條之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俱不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要件，迥不相同。依上開規定，在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並不構成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罪。所謂「賭博場所」，只要有一定之所在可供人賭博財物即可，非謂須有可供人前往之一定空間之場地始足為之。以現今科技之精進，電話、傳真、網路均可為傳達賭博訊息之工具。電腦網路係可供公共資訊傳輸園地，雖其為虛擬空間，然既可供不特定之多數人於該虛擬之空間為彼此相關聯之行為，而藉電腦主機、相關設備達成其傳輸之功能，在性質上並非純屬思想之概念空間，亦非物理上絕對不存在之事物，在電腦網站開設投注簽賭網站，供不特定人藉由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下注賭博財物，該網站仍屬賭博場所。透過通訊或電子...

刑法第214條規定：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說明： 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請，或經公務員就程序上為形式審查，認要件齊備，即有義務依其聲明或申請登載，且屬不實者，始足構成；若所為聲明或申請，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該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為本院一向所持之見解。所謂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之區辨，政府機關對人民提出之聲明、申請，或囿於權責職掌，或因不具備資訊上之優勢，致法令僅賦予經辦公務員就聲明或申請事項之範圍、提出之時間與程式等形式上要件，加以審查之權限，一旦具備形式要件，即應依人民所請意旨登載，而無從就事項實質上之真偽、是否具備合目的性等予以判斷、確認者，係屬形式上審查；若尚須進行實質之調查，並據以就事項之真偽、當否，予以裁量、判斷後始為登載者，則屬實質審查。依土地法第79條第2款、土地登記規則第155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權狀因滅失而申請補給者，應由登記名義人敘明其滅失之原因，檢附切結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俟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即登記補給之。故申請補發土地所有權狀事件，經地政機關依法審查，認申請人與登記名義人相符，且已敘明滅失原因及檢附切結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並踐行法定公告程序期滿無人異議者，地政機關承辦公務員依法即應將滅失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簿或其他公文書上，並據以補給(補發)新土地所有權狀，顯未就所有權狀滅失一事之真偽，進行任何調查或裁量、判斷，是對此項補發之申請，承辦公務員固非一經申請即予登載，而仍須為上開各項審查，然尚僅止於形式審查，從而，申請之內容若有不實，自足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22號判決) 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規定，其構成要件需行為人經由聲明或申請，使公務員基於形式審查程序，確認聲明或申請事項符合相關程序要件後，依法負有依該聲明或申請登載於公文書上的義務，若所登載內容為不實，即構成本罪。 反之，若該聲明或申請需公務員進行實質審查，判斷其真實性與否，始得為登載，則不構成本罪。此一區別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之見解為最高法院一貫所持，亦...

刑法第211條規定：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法所謂公印，係指公署或公務員職務上所用之印信而言，又所謂公印或公印文，係專指表示公署或公務員資格而言，即俗稱大印與小官印及其印文；另公印文之形式凡符合印信條例規定之要件而製頒，無論為印、關防、職章、圖記，如足以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者，均屬之，因該條規範目的在保護公務機關之信用性，凡客觀上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誤信為公務機關之印信者，不論是否確有該等公務機關存在，抑公務機關之全銜是否正確而無缺漏，應認仍構成刑法第218條第1項罪，始符立法目的。再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該偽造文書所載名義製作人實無其人，而社會上一般人仍有誤信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仍難阻卻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54年度臺上字第1404號判例意旨參照)。茲本件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如附表三所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傳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強制性資產凍結執行書」、「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臺北地檢署監管科」及「台北地檢署公證科收據」等文書，其上分別偽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法務部行政執行處臺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印」、「檢察行政處鑑」、「檢察官吳文正」、「檢察官侯名皇」、「書記官賴文清」、「書記官康敏郎」等印文，因係表示公務機關或機關長官資格及其職務之印信，自屬公印文；而該冒用公署名義所偽造之上開文書，因蓋有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法務部行政執行處臺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印」、「檢察行政處鑑」等公印文，又標示「案號」、「法院文件」、被害人身分證字號等年籍資料、檢察官、書記官等字樣，顯足以使一般人誤信其為公務員職務上所製作之真正文書之危險，此觀陳春元、蔡岷珍、林美玉、吳明勳、劉竹村均信以為真，甚且陳春元、蔡岷珍、劉竹村因此交付財物等情益明，是上開偽造文書、印章、印文，自應論以偽造公文書、偽造公印、公印文無訛。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訴字第1200號判決) 按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即以公務員為其製作之主體，且係本其職務而製作而言，至文書內容為公法上關係抑為私法上關係，其製作之程式為法定程式，抑為意定程式，及既冒用該機關名義作成，形式上足使人誤信為真正，縱...

刑法第28條規定：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說明： 共同正犯的成立依賴行為人之間的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並且在行為過程中有相互利用與補充的關係。無論是否直接參與構成要件的犯罪行為，只要參與某部分犯罪行為且對結果有實質貢獻，便應承擔共同正犯的全部責任。對於事中加入的共同正犯，若前行為對後行為的犯罪行為有重要影響，則後行為人需對前行為負責。 犯意變更與共同正犯的成立  共同正犯的成立僅需具備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無論犯罪動機來自何人，也不需每個階段都參與，彼此基於犯意聯絡進行犯罪，皆可成立共同正犯。犯意聯絡的表現方式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例如，行為人原本僅有普通傷害的犯意，但隨著情境變更，犯意提升為重傷害，此種犯意的變更過程也可成立共同正犯。 一部行為全部責任  共同正犯採用「一部行為全部責任」的原則，即一人行為，所有共同正犯均需負責。只要行為人在共同犯罪的過程中有實質參與，即便其並未參與所有階段或完成全部犯罪行為，仍應對所有結果負責。這種責任擴展到行為人彼此之間的相互利用、補充關係，無論參與程度如何，只要犯罪結果與其行為有關聯，即需共同承擔責任。 行為始於著手，行為人於著手之際具有何種犯罪故意，原則上自應負該種犯罪故意之責任。惟行為人在行為著手後改變其原來主觀犯意，究應視為犯意變更而評價為一罪，或應認係另行起意而論以數罪，應視行為人前、後所實行之數個行為，在法律上能否評價為自然的一行為，及其形式上所合致的數個犯罪構成要件，其彼此間是否具有特別、補充或吸收關係而定。行為人基於單一整體犯意，在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數行為，持續侵害同一被害客體，依其行為所合致之數個犯罪構成要件，彼此間倘具有特別、補充或吸收關係，僅論以一罪，即足以充分評價其行為之不法、罪責內涵者，為犯意變更，否則即屬另行起意。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之犯意聯絡，不以明示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林○○、高○○與少年x○○等人，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前往「○○叫釣蝦場」，惟於進入「○○叫釣蝦場」後，如何變更(提昇)犯意為重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觀之被告林○○、高○○與...

刑法第210條規定：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法院組織法於民國108年1月4日修正、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行，刪除原第57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另增訂第57條之1第1、2項明文規範若該判例已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既無裁判所依憑之事實可供參佐，應停止適用；其餘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本院裁判相同。亦即，該裁判表示之「法律見解」，於本院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庭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本院一致之見解。故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稱之「違背判例」，應解釋為「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下稱原判例見解)」。次按「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以無制作權人而捏造他人名義制作該文書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對於此種文書本有制作權，縱令其制作之內容虛偽，且涉及他人之權利，除合於同法第215條之規定，應依該條處罰外，尚難論以首開法條之罪」、「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制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有本院31年上字第2124號、47(檢察官上訴書誤載為「41」)年台上字第226號原判例見解可參。基此，倘行為人非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卻私自以他人名義制作文書，當屬無權制作而偽造，應負偽造文書之責至明。(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64號刑事判決) 刑法偽造私文書罪，祇須所偽造之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已足，至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私文書之偽造而實受損害，則非所問。又所謂行使偽造私文書乃指將偽造私文書以文書之通常用法，加以使用，行為人衹要提出不實文書，而將該不實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下，即可成罪。原判決已說明上開3份要保書既均以柳○○為要保人、被保險人，且以被保險人為保險事故之約定，不論受益人為何人，或與被保險人關係之親疏遠近，法律上均為相同評價，亦即均有道德風險存在，從而需以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同意為必要，自屬「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而此項利益既因上訴人於未經柳○○同意授權而於系爭要保書要保人、被保險人簽名欄上偽簽「柳○○...

刑法第277條規定：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刑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本件上訴人持質地堅硬塑膠水管，朝近在咫尺之吳○○臉部揮擊，極易傷及眼部，且眼球為人體脆弱之器官，如遭堅硬物品撞擊，可能因此傷害眼球組織，而導致視覺機能完全喪失或嚴重減損之危害，應為一般人客觀上能預見之事，上訴意旨仍謂客觀上無預見可能云云，自無可採。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21號判決) 行為人故意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因此發生較犯罪原所預設更重之結果，而法有加重處罰之明文者，為加重結果犯。刑法第17條規定，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者，如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

刑法第243條規定：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第二百四十條或第二百四十一條之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收受、藏匿被誘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所謂「略誘」之犯行，係行為人對被誘人施用強暴、脅迫或詐術等不法方法，使被誘人置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之下，為成立要件。又修正前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之「收受被誘人」罪，係為和誘或略誘行為完成後之另一獨立犯行，如行為人於和誘或略誘行為時，有所參與實施和誘或略誘之行為，即應視其犯意及參與之情形，成立和誘罪或略誘罪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不能僅論以收受被誘人罪。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102號刑事判決) 所謂「略誘」之犯行，係指行為人以強暴、脅迫或詐術等不法方法，迫使被誘人置於其實力支配之下，從而達成特定目的的行為。略誘行為的成立，必須具備這些核心要件，亦即行為人需實際施行不法方法並使被誘人無法自由行動或抗拒，以達到支配或控制的效果。根據我國刑法的規範，略誘行為不僅在實施時構成犯罪，其與之相關的其他行為亦可能單獨成立犯罪構成要件。例如，刑法修正前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的「收受被誘人」罪，乃專指行為人在略誘行為完成後，另行實施的獨立犯行。這項罪名的設立，意在針對那些在略誘行為已經完成的情況下，接收被誘人並進一步處置的行為人，以確保相關行為受到法律規範與懲治。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若行為人在和誘或略誘行為發生時即已參與其中，則其參與行為須依其具體情節與犯意進行法律評價，並可能構成和誘罪或略誘罪的共同正犯或幫助犯。例如，若行為人透過積極協助方式參與略誘行為，例如提供工具、計劃或實施具體行動，其行為應認定為略誘罪的共同正犯。反之，若行為人僅以輔助性方式參與，未直接介入犯罪的核心行為，則可能僅成立幫助犯。這樣的法律界定，旨在依據行為人的具體行為參與程度及主觀犯意，合理劃分其刑事責任範圍。 至於刑法修正前之「收受被誘人」罪，其主要針對行為人接收被誘人後所實施的相關犯罪行為進行處罰。在實務判決中，對於略誘罪與收受被誘人罪的界限有明確區分，並強調二者之間的法律關係。例如，若行為人本身即參與略誘行為，則不能單純以「收受被誘人罪」論處，而應根據其具體行為與犯罪意圖，認定為略誘罪的共同正犯或幫助犯。這樣的判斷標準，不僅保障了刑事責任的公平性，也避免因重複評價行為人之行為而產生法律適用上的矛盾。 以...

刑法第224條規定：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規定之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依社會一般通念，咸認足以誘起、滿足、發洩人之性慾之一切行為而言。而猥褻行為之具體內涵，並未有立法定義，通常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及民情、風俗演進而有所差異，甚至受行為人與被害人之年齡、平日互動及親誼關係而影響，具有浮動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關於行為人有無猥褻之主觀犯意及具體行為，必須由事實審法院審酌事發當時社會通念，尤應考量民情、風俗，就個案客觀行為之時間、地點、態樣，並參酌行為人與被害人之年齡、親誼關係及平日互動情形，綜合審酌、認定。 (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4497號刑事判決) 縱未達違反被害人意願程度，亦難謂對被害人之性意思自由無所妨害 按妨害性自主罪之成立，須以妨害他人關於性意思之自由為前提，故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對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處罰，依被害人性意思自由受妨害程度之不同，異其處罰之輕重。從而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依個案具體情形，分別依刑法第221條、第222條之違反意願性交罪或同法第224條、第224條之1之違反意願猥褻罪處罰；至於利用被害人已陷於不知或不能抗拒而欠缺抵抗能力之既有無助狀態者，縱未達違反被害人意願程度，亦難謂對被害人之性意思自由無所妨害，故刑法第225條仍予處罰。以上二者，乃以是否已達違反被害人之意願為區分。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00號刑事判決) 次按刑法所處罰之強制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意，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揆其外觀，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足以誘起、滿足、發洩人之性慾，而使被害人感到嫌惡或恐懼之一切行為而言；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處罰之性騷擾罪，則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基於同法第2條第1、2款所列之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前者乃行為人為滿足自我之性慾，而以其他性主體為洩慾之工具；後者則意在騷擾觸摸之對象，不以性慾之滿足為必要。又該二罪雖均出於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但前者非僅短暫之干擾，而須已影響被害人性意思形成與決定之自由；後者則係於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際，出其不意乘隙為短暫之觸摸，各異其旨，不容混淆...

刑法第62條規定：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說明： 1. 發覺的定義及判斷標準： 「發覺」是指有偵查犯罪權限的公務員或機關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人，並不要求完全確定其人犯的真實情況。只要有確切依據，足以對犯罪人產生合理懷疑，即可視為「發覺」。但如果只是主觀上的懷疑，沒有具體且客觀的證據，則不能視為已發覺。 判斷是否已發覺的標準在於偵查機關是否能依據現有證據，將行為人與具體犯罪建立直接、明確的聯繫，使其犯罪可能性提升到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程度。換言之，如果僅有行為人表現異常或有可疑行為，但沒有具體證據能指向其犯罪，則此時仍屬於「單純主觀上的懷疑」，尚未達到「發覺」的程度。 2. 發覺與合理懷疑的區別： 「發覺」與「合理懷疑」之間的界限取決於偵查機關是否有足夠的客觀證據支持。僅僅基於直覺或主觀懷疑，無法形成具體的犯罪聯繫，因此不能視為已發覺。相反，當偵查機關透過現場跡證或目擊證人的證詞等能夠確定犯罪人與案件間的緊密關聯時，這時才能視為「已發覺」。 3. 案例分析： 在某案件中，上訴人於警方執行搜索時，警方已取得充分證據合理懷疑上訴人涉嫌毒品犯罪。當警方執行搜索並扣押毒品後，上訴人雖然供述其犯罪事實，但由於該供述是在警方已掌握具體證據後作出，因此不符合自首的條件，無法依刑法第62條獲得減輕刑罰。 4. 自首與發覺的適用： 自首的立法目的是鼓勵行為人在犯罪未被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揭露其犯罪行為，從而協助偵查並節省司法資源。因此，即使行為人後來否認犯罪，只要其自首行為發生在發覺之前，且有助於偵查，就能適用刑法第62條的自首減刑規定。 刑法第62條自首的要件取決於犯罪是否已被「發覺」。只有當偵查機關根據具體且客觀的證據，確定犯罪人與案件之間的聯繫時，才構成「發覺」。在此之前的供述行為若能協助揭露犯罪，即可構成自首，並依該條款減輕刑罰。 所謂「發覺」 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其所謂「發覺」，固係指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人為何人而言；惟並不以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原判決針對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其應依自首之例減輕其刑乙節，業依據卷內相關證據資料，說明：本件係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下稱大溪分局)偵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犯罪過程，認「桃園...

刑法第266條規定：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三萬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說明： 關於刑法第266條第2項規所稱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的闡釋 存放於銀行帳戶內專供賭博所用之賭金是否為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的判斷 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且非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非違禁物，依刑法總則之規定，原不得宣告沒收。然刑法第266條第2項規定義務沒收之當場財物，除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之財物外，尚包括當場陳列、存置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但非屬犯罪行為人實際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之財物在內。因賭博犯罪所在地，係屬公眾處所，當場財物，何者為實際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是否為犯罪行為人所有，皆舉證不易，難以認定。為維護社會公序良俗與經濟秩序，有效遏制賭博犯罪，故刑法第266條第2項規定「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為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所稱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所謂「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因賭博當場與查獲當場未必一致，只須能證明賭博當場，客觀上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者即屬之，不以「破案當場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遭查獲」為必要。關於賭檯及兌換籌碼處之認定，應以客觀事實及其實際效用為準，凡事實上用為賭博之現場，及收付、保管或存積供賭財物之處所，不論其名稱及形式如何，均與「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概念相當。…原判決事實認定：洪O次(業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處共同犯聚眾賭博罪刑確定)意圖營利，提供公眾得出人之場所即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區信鴿協會中正聯合鴿會(下稱中正鴿會)會所，作為聚眾賭博之場所，以舉辦「中正聯合鴿會103年度冬季海上競翔活動」之名義，招聚被告簡O鑑等人，以如原判決附表五所示之賽鴿射倖方式賭博財物，資格賽2次，正規賽5場(1至5關，第1、2關已進行完畢，第1關獎金已發放，第2關獎金尚未發放)。簡O鑑等賭客以匯款或現金繳納方式，按其附表五所示競賽組別，交付各種名義之賭金至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中正鴿會使用之農會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其內金錢除由洪O次等主辦方抽取4%外，餘皆由獲勝賭客依賽鴿名次，按不等比例朋分，並由主辦方按賭客所獲獎金，從上開專存帳戶匯款給獲勝賭客。該帳戶內均為會員下注金錢，沒有私人金錢在...

刑法第231-1條規定：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媒介、收受、藏匿前項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增設意圖營利以強制等手段或以藥劑、催眠術使人無法抵抗而使人為性交或為猥褻行為之處罰，以保人身安全，遏止色情犯濫。按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其中所謂「不當債務約束」，依同法第2條第3項規定，係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使其從事性交易，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且因行為人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被害人從事性交易，致被害人性交易所得永遠無法清償債務，其性交易價值與債務之清償間，因未經合理評估，而得以剝削被害人性交易所得營利。故所謂「不當債務約束」，解釋上應具有：1.債務內容或清償期之不確定或不合理性(債務之不確定性)；2.以性交易所得擔保債務之清償(擔保性)；及3.性交易所得經合理評估之價值並未被用於清償債務(剝削所得性)等特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32號判決可供參照)。再參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係謂「目前實務上常見人口販運集團以偷渡費用、假結婚費用、利息等各種名目不斷增加被害人所負之債務，並以此種不當債務造成被害人心理之約束，迫使其因無法清償而違反意願從事性交易，或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語言不通而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等弱勢處境，迫使被害人從事性交易之案例，惟於現行法律中，對行為人利用此種造成被害人心理強制之手段，使被害人從事性交易之行為，並無可資適用之刑事處罰條文，爰於本條明定」等語。亦即本罪係規定被害人雖有同意從事性交易，然係行為人利用心理上強制力之手段而使被害人為同意，而為有瑕疵的同意，且行為人並對被害人造成性剝削之情形，蓋此方足以與刑法第231條之1第1項之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相區隔。申言之，縱然被害人初始即知悉將從事性交易，然其後因遭利用難以求助之處境及不當債務約束，而處於不得不持續賣淫並遭受性剝削，無從自行中止性交易行為...

刑法第38-2條規定： 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三十八條之追徵，亦同。 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說明： 刑法第38-2條對於犯罪所得的認定及估算提供了靈活的法律依據。法院可以在認定困難的情況下，依據合理的推算，並遵循正當程序進行裁決。同時，過苛條款的適用也確保了在維持法律嚴肅性的同時，避免對行為人造成過度的懲罰。 刑法第38-2條規定，當認定犯罪所得及追徵的範圍與價額有困難時，法院可以估算方式認定，同時對於沒收或追徵是否過於嚴苛，或是否因價值低微及行為人生活條件等因素進行酌減，也做出了相應的規定。 估算認定的適用情況 法院在面對無法精確認定犯罪所得及追徵範圍與價額時，可以採取估算方式。估算並不要求嚴格的證據法則，而是基於「自由證明」的標準進行，這種估算應建立在合理且有根據的事實基礎上。同時，法院必須在判決中具體說明估算的法律依據以及所採用的事實和來源，並且提供被告表達意見的機會，這樣才能確保程序正當性。 自由證明與嚴格證明的區分 判決強調了自由證明與嚴格證明的不同層次。對於「犯罪所得的存否」等沒收的前提問題，仍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而在無法確定具體數額的情況下，法院可以藉由估算來確認沒收範圍，這時只需滿足自由證明的標準即可。這種處理方式確保了當無法獲得具體數據時，法院仍能進行合法的判決。 過苛條款的適用 根據第38-2條第2項的規定，當沒收或追徵可能對行為人造成過度的懲罰，或犯罪所得的價值低微時，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不予宣告沒收，或適當減少金額。這反映了刑法在適用刑罰時，既要實現打擊犯罪的目的，也要兼顧行為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以達到懲罰與保護的平衡。 法院根據被告的供述及相關證據，綜合考慮了其每月的收入情況，並依據有利於被告的原則，採取了較低的每月收入金額進行估算。法院合理推算了犯罪所得的總額，並在判決中詳細解釋了這一估算過程，且在審判期日讓被告充分表達意見。 刑法對於「犯罪所得之估算」規定於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條之追徵，亦同。」依其立法理由說明：「本次修正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與追徵，其範圍及於違法行為所得、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考量其範圍及價額...

刑法第210條規定：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人之權利能力終於死亡，其權利義務因死亡開始由繼承人承受，故關於遺產之法律行為，雖得由繼承人共同為之，然被繼承人生前如有委任代理人，並依民法第550條之規定，其委任關係，因契約另有訂定時，該基於委任關係而授權之事務，自有其延續性，不因委任人之死亡而隨之消滅，應認其雙方之委任關係因有特別約定而尚屬存在，並未歸於消滅。又刑法上偽造文書之偽造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是製作人必有無製作權之認識，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即難以該罪相繩。故行為人如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係冒用他人名義而無製作權，於此情形自無成立偽造文書罪之餘地。…卷查，本件據上訴人所為辯解，主張其與江○龍間有贈與契約存在，乃基於此贈與契約關係始持江○龍印章、存摺提領款項，其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等語；及證人即與江○龍熟識多年之友人劉○瑞、胡○爐於第一審所證稱江○龍於醫院住院時，伊等有去探視他，當時他有要他太太即上訴人回家拿一個黑色包包來醫院後，他打開並拿出裡面的印章、存簿，說他的3個小孩子都不孝，如果他死亡後，叫上訴人拿存摺去領錢，支付醫療費、生活費，並跟他太太說在他死後，剩下的給她當安家費，可以有保障等語，暨載明上訴人與江○龍於民國106年2月15日結婚、江○龍於109年3月17日死亡之卷附上訴人個人戶籍資料所示等情，如若屬實，當時江○龍對於身為配偶之上訴人就其所有財產如何使用、贈與上訴人充作生活費以便其後半生有保障之情，所為意思表示，似難認有何悖於一般常情之經驗法則。而其雙方已否因口頭之意思表示而成立生前贈與契約，及上訴人是否基於該生前贈與契約，或因江○龍上開交付銀行帳戶印章及存摺之舉而使其主觀上認已獲授權委任，得以持續領用存摺內之款項，故於江○龍亡故後，始持其所交付之印章蓋用領取江○龍留存於銀行之現金，凡此均攸關上訴人有無偽造文書等犯行之主觀犯意。上訴人及其選任辯護人於第一審以迄原審，均一再主張江○龍有將其財產於生前贈與伊，上訴人係本於贈與契約之受贈人地位領取江○龍所留財產，復辯稱其於本件並無主觀上之犯意等語。惟第一審判決並未就上訴人上開主張及辯解究係如何不足採信，於理由內加以說明，已有違失；而原判決仍未就此部分所辯說明何以不採之理由，亦未就上訴人是否因江○龍之生前贈與及基於受...

刑法第37-2條規定： 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羈押之日數，無前項刑罰可抵，如經宣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者，得以一日抵保安處分一日。 說明： 羈押日數的折抵是指在判決確定前，因本案受到羈押的日數，可以用來折抵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刑法第37-2條第1項明確規定，裁判確定前的羈押日數可以折抵刑期或罰金，但僅限於與本案有關的羈押日數，不包括因其他案件所受的羈押。 在處理涉及數罪併罰的案件中，若被告在判決確定前同時受到多項罪名的羈押，且這些罪名在同一審判程序中進行審理，則其羈押日數可以折抵多項罪行的合併執行刑期。數罪併罰的案件，應併合處罰各罪中的羈押日數，並折抵最終應執行的刑期。 此外，若判決涉及無期徒刑，根據刑法第77條第3項的規定，裁判確定前超過一年部分的羈押日數應算入無期徒刑執行期間。這意味著無期徒刑的羈押日數折抵存在更嚴格的條件，僅超過一年的羈押日數可納入假釋期間的計算。 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1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1日，或第42條第6項裁判所定之罰金數」，此為羈押折抵日數之規定。至於刑法第77條第3項固規定：「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1年部分之羈押日數算入第1項已執行之期間內」，依該條項於83年1月28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載稱：「至於無期徒刑，明定『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一年部分之羈押日數算入前項已執行之期間內。』明示科處無期徒刑者與科處有期徒刑者仍應有不同標準，惟有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超過一年之部分始得算入前項執行日期中，用符公平。」可見此項規定就受刑人假釋資格之取得，較諸有期徒刑，設有更嚴格之限制，亦即裁判確定前逾1年部分之羈押日數，始應算入同條第1項所定無期徒刑須執行符合假釋要件之期間，惟與羈押折抵日數無關，二者不能混淆。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規定，就同法第42條第6項裁判所定罰金額數之羈押日數折抵，既未區分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裁判而異其適用，更未明定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1年部分之羈押日數始能折抵罰金額數，自無該逾1年部分之羈押日數，是否折抵罰金額數，或算入無期徒刑之執行期間，僅能擇一可言。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273號裁定) 在跨國移交受刑人的案件中，當受刑人在國外因本案被羈押，且後來被移交回國接受偵查或審判時，這段國外的羈押期間也可以折抵刑期。基於國際司...

刑法第275條規定： 受他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謀為同死而犯前三項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說明：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幫助他人使之自殺罪，須於他人起意自殺之後，對於其自殺之行為，加以助力，以促成或便利其自殺為要件。事先對於他人縱有欺騙侮辱情事，而於其人自尋短見之行為，並未加以助力，僅未予以阻止者，尚不能繩以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 (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18號判例)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須於他人起意自殺之後，對於其自殺行為加以助力，以促成或便利其自殺為要件。若事前對於他人因其他原因有所責詈，而於其人因羞忿難堪自萌短見之行為，並未加以阻力，僅作旁觀態度，不加阻止者，尚不能繩以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87號判例) 教唆他人自殺罪，係指被教唆人於受教唆後願否自殺，仍由自己之意思決定者而言。如被教唆人之自殺，係受教唆人之威脅所致，並非由於自由考慮之結果，即與教唆他人自殺之情形不同，其教唆者自應以殺人罪論處。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014號判例) 按刑法第275條第1項之加工自殺罪，明定「以受他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為要件，除行為人構成殺人罪之規定外，須被害人主觀上有死亡之決意，於客觀上並有同意行為人執行加工結束其生命之行為，始克當之；又受囑託而殺人，係指受原有自殺意思之人直接囑託，進而對之實施殺人行為，基於生命法益保護的重要性，避免被害人生命在倉促決定下受侵害，此所謂之囑託、得其承諾，攸關性命，自應嚴格解釋，以出自被害人之直接、明確、真摯之表示為限，且若被害人已明示或依客觀情狀得認係默示終止其同意後，即不能認仍有囑託，自屬當然。原判決係認定吳志德對於本件於103年9月29日凌晨在澄清湖環湖路以假車禍衝撞吳志德以詐領保險金，事先並未同意，上訴人等係基於縱然吳志德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等本意之殺人未必故意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駕車衝撞吳志德致其不治死亡，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原判決以審理結果認定客觀上吳志德並未有何同意之行為，已與加工自殺之規定不合。況且，上訴意旨所執：倘吳志德若未同意，何以配合與張森安上車、配合站立於環湖路轉彎處長達約50分鐘、並未閃躲汽車云云，殊難謂已有出自被害人事先明確...

刑法第62條規定：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說明： 1. 修法背景與目的： 刑法第62條在94年2月2日修正，將原先「必減」規定改為「得減」。這一修正旨在避免過度依賴自首減刑寬典，導致犯罪行為人可能有計畫地利用自首來減刑，並消除某些情況下對社會公平的威脅。修正後，法官擁有裁量權，可以根據具體案件情況決定是否減輕刑罰。 這一修法的立法理由指出，自首行為的動機可能多樣化，有些行為人是真誠悔過，而有些則是因情勢所迫，甚至有的行為人可能計畫利用自首來獲得減刑。因此，必減主義難以處理各種不同的自首情形，可能會導致不公平或縱容犯罪。修正為「得減」之後，法官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判斷自首的動機，從而對是否減刑作出更靈活的決定。 2. 自首的基本條件： 自首的成立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行為人主動告知犯罪事實：行為人必須在偵查機關發覺犯罪前，主動向該機關供述犯罪事實。這有助於偵查機關掌握犯罪的全貌，並迅速展開調查，節省司法資源。 行為人接受裁判：自首不僅僅是主動供述，行為人還必須真誠接受法院裁判。如果行為人僅僅是為了逃避更嚴重的法律制裁，或僅出於降低刑罰的考量，而非出於悔罪之心，法官有權根據情況決定是否適用自首減刑。 3. 法官裁量的彈性： 修法後，自首行為是否減刑由法官酌情裁量，而不再是一律減刑。這意味著法官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特別是行為人自首的動機、悔罪態度以及自首對偵查工作的幫助程度，靈活判斷是否減刑。這一規定賦予了法官更大的彈性空間，以確保在處理自首案件時能夠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例如，如果行為人在犯罪後急於自首以避免更嚴重的懲罰，但同時其行為導致更大的危害，或行為人並無真誠悔悟的情況，法官可以決定不予減刑，以達到公平的目的。 4. 自首效力的範圍： 自首行為不要求行為人所供述的犯罪事實與真相完全一致，只要行為人告知了主要犯罪事實即可。即使行為人對犯罪事實作出有利於己的辯護，也不會影響自首的成立與減刑的適用。這反映了立法者希望通過自首制度來激勵犯罪人主動認錯、接受裁判的意圖。 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規定自94年修法後，賦予了法官更大的裁量權。法官可以根據自首的動機、行為人的悔悟程度以及自首對案件偵查的幫助，靈活判斷是否減輕刑罰，從而避免濫用自首制度，同時促進公平正義。 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

刑法第228條規定：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8號判決：「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利用權勢性交罪，必須被害人因基於與行為人間特定之支配服從關係，而隱忍屈從於行為人之要求，且未至已違背其意願之程度，而與之為性交者。」、「所謂「未至已違背其意願之程度」，係指表面上因為行為人未有施以物理或心理上強制力，而不易判斷被害人是否有違反其意願，但就是因為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存有立法者所擬制之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行為人利用被害人因為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權勢或機會，對之為性交行為，被害人表面上看似同意該行為，實為礙於上述支配服從關係，不得不隱忍曲從，其性自主意思決定仍然處於一定程度之壓抑，立法者因而將之列為同屬違反被害人意願的獨立性侵害之犯罪類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8號判決) 究竟該當於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罪名，抑或係利用權勢或機會性交、猥褻罪名，端視被害人是否尚有衡量利害之空間為斷 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之構成，係以行為人與被害人有該條所定監督與服從之關係，行為人對於服從其監督之人，利用監督之權勢性交或猥褻，而被害人處於權勢之下，因而隱忍屈從，然被害人屈從其性交或猥褻，尚未至已違背其意願之程度者，始克當之，此與同法第221條第1項及第224條之強制性交及強制猥褻罪，係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仍屬有間；若利用權勢，且以使被害人喪失自由意思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行之，則仍應依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論罪。從而，與被害人具有此身分關係之行為人對於被害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究竟該當於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罪名，抑或係利用權勢或機會性交、猥褻罪名，端視被害人是否尚有衡量利害之空間為斷。若行為人所施用之方法，已足以壓抑或妨害、干擾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者，固應依刑法第221條第1項或第224條之規定處斷，惟若行為人係憑藉上開特殊權勢關係，而被害人則出於其利害權衡之結果，例如唯恐失去某種利益或遭受某種損害，迫於無奈而不得不曲意順從之情形，則應成立刑法...

刑法第276條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若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常態關聯性，而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時，行為人自應負責。故倘被害人所受傷害，原不足引起死亡之結果，然因另有與傷害無關之其他疾病或其他偶然獨立原因之介入，始發生死亡之結果時，方能謂無因果關係。而客觀審查「行為與結果之常態關聯性」之標準，係以一般具備通常理性與謹慎之人，在行為當時所處情境所得認識之事實為因果判斷之對象，但如果行為人具備特殊認知，則即便不是一般人所能預見，亦應予納入判斷(即學理上所指之折衷相當因果關係)。亦即於被害人受傷後因病身死，應客觀審查其病是否為因傷惹起，審查結果如認係因傷致病，則加害者不能辭傷害致人於死罪責；反之，如於傷害後另因他病而死，則其死亡與傷害之間，即無常態關聯性之連鎖關係可言，不能論以死亡部分之罪責。又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加以注意，並綜合全部證據資料，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而為判斷，倘僅論列其中一面，卻置他面於不顧，而為說明理由，即有證據上理由矛盾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又若仍有其他重要證據或疑點尚未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5345號刑事判決) 汽車、機車已經成為現代人共同社會生活所必需之交通工具，因具有一定之危險性，卻仍宜容許，乃設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相關法令予以規範，於刑事法學理上，並發展出信賴保護原則，加以調節。大體而言，此類機械動力車輛之駕駛人，因此可以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謹慎採取適當之行動，從而，對於不可知之對方違規行為，並無注意之義務，但此屬原則；於例外情形，因對於違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若屬已...

刑法第228條規定：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項之利用權勢或機會性交罪，係以行為人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為其要件。依此規定，其犯罪主體之範圍，係指基於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在法律上或事實上立於監督、扶助、照護地位之人而言；若無上述特別關係存在，則行為人縱有利用權勢或機會與被害人性交之情形，除合於其他犯罪要件，應成立各該罪外，尚不成立上開罪名。申言之，亦即行為人與被害人必須具有上述特別關係，且被害人尚在行為人監督、扶助或照護之中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過去雖與被害人曾有上述特別關係，但於行為時，被害人已不屬於其監督、扶助或照護者，即非可成立本罪。且必須行為人對於受其監督、扶助或照護之人，利用其監督、扶助或照護之權勢或機會，對其實行性交行為，而被性交之人處於行為人上開權勢或機會之下，有不得不聽從或服從之情形者，始克當之；否則，如被害人單純基於對行為人之信賴、尊敬或好感致心甘情願與行為人發生性交行為，而與權勢或機會無關者，即與本罪之要件不合。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24號判決)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項利用權勢或機會性交罪，須行為人對於服從自己監督之人，利用其監督之權力或威勢使服從者委屈聽從其性交，亦即受監督之人尚未完全喪失性自主決定權。如行為人以強暴、脅迫、恐嚇等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強制性交者，受監督之人既已完全無自由意志，而遭強制性交，自應成立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強制性交罪。至受監督之人對於性自主決定權，是否已無自由意志，應綜合客觀事證，具體認定之。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524號判決)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強制性交罪及第二百二十四條之強制猥褻罪，與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利用權勢或機會性交、猥褻罪，均係以描述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情境為要件之妨害性自主類型，有別者，僅止於程度上之差異而已。亦即，前者之被害人被定位為遭以強制力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壓制，因此不敢反抗或不得不屈從；後者之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