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新語

刑法第211條規定：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法所謂公印，係指公署或公務員職務上所用之印信而言，又所謂公印或公印文，係專指表示公署或公務員資格而言，即俗稱大印與小官印及其印文；另公印文之形式凡符合印信條例規定之要件而製頒，無論為印、關防、職章、圖記，如足以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者，均屬之，因該條規範目的在保護公務機關之信用性，凡客觀上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誤信為公務機關之印信者，不論是否確有該等公務機關存在，抑公務機關之全銜是否正確而無缺漏，應認仍構成刑法第218條第1項罪，始符立法目的。再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該偽造文書所載名義製作人實無其人，而社會上一般人仍有誤信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仍難阻卻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54年度臺上字第1404號判例意旨參照)。茲本件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如附表三所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傳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強制性資產凍結執行書」、「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臺北地檢署監管科」及「台北地檢署公證科收據」等文書，其上分別偽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法務部行政執行處臺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印」、「檢察行政處鑑」、「檢察官吳文正」、「檢察官侯名皇」、「書記官賴文清」、「書記官康敏郎」等印文，因係表示公務機關或機關長官資格及其職務之印信，自屬公印文；而該冒用公署名義所偽造之上開文書，因蓋有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法務部行政執行處臺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印」、「檢察行政處鑑」等公印文，又標示「案號」、「法院文件」、被害人身分證字號等年籍資料、檢察官、書記官等字樣，顯足以使一般人誤信其為公務員職務上所製作之真正文書之危險，此觀陳春元、蔡岷珍、林美玉、吳明勳、劉竹村均信以為真，甚且陳春元、蔡岷珍、劉竹村因此交付財物等情益明，是上開偽造文書、印章、印文，自應論以偽造公文書、偽造公印、公印文無訛。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訴字第1200號判決) 按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即以公務員為其製作之主體，且係本其職務而製作而言，至文書內容為公法上關係抑為私法上關係，其製作之程式為法定程式，抑為意定程式，及既冒用該機關名義作成，形式上足使人誤信為真正，縱...

刑法第231-1條規定： 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媒介、收受、藏匿前項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增設意圖營利以強制等手段或以藥劑、催眠術使人無法抵抗而使人為性交或為猥褻行為之處罰，以保人身安全，遏止色情犯濫。按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其中所謂「不當債務約束」，依同法第2條第3項規定，係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使其從事性交易，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且因行為人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被害人從事性交易，致被害人性交易所得永遠無法清償債務，其性交易價值與債務之清償間，因未經合理評估，而得以剝削被害人性交易所得營利。故所謂「不當債務約束」，解釋上應具有：1.債務內容或清償期之不確定或不合理性(債務之不確定性)；2.以性交易所得擔保債務之清償(擔保性)；及3.性交易所得經合理評估之價值並未被用於清償債務(剝削所得性)等特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32號判決可供參照)。再參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係謂「目前實務上常見人口販運集團以偷渡費用、假結婚費用、利息等各種名目不斷增加被害人所負之債務，並以此種不當債務造成被害人心理之約束，迫使其因無法清償而違反意願從事性交易，或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語言不通而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等弱勢處境，迫使被害人從事性交易之案例，惟於現行法律中，對行為人利用此種造成被害人心理強制之手段，使被害人從事性交易之行為，並無可資適用之刑事處罰條文，爰於本條明定」等語。亦即本罪係規定被害人雖有同意從事性交易，然係行為人利用心理上強制力之手段而使被害人為同意，而為有瑕疵的同意，且行為人並對被害人造成性剝削之情形，蓋此方足以與刑法第231條之1第1項之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相區隔。申言之，縱然被害人初始即知悉將從事性交易，然其後因遭利用難以求助之處境及不當債務約束，而處於不得不持續賣淫並遭受性剝削，無從自行中止性交易行為...

刑法第226-1條規定：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說明： 現行法第二百二十三條「強姦殺人罪」併入本條。現行法只對強姦故意殺人者處以死刑規定，然「強制性交罪」、「加重強制性交罪」、「強制猥褻罪」及「加重強制猥褻罪」，雖其犯罪行為狀況不同，但若故意殺被害人，其結果相同，惡性同等重大，故一併規範之。強姦而殺被害人，現刑法規定絕對死刑一種，難以依實際犯罪情節，妥當量處，爰修改為相對死刑，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強姦或強制猥褻被害人而重傷害被害人者，現行法並無結合犯之處罰，實務上僅能與現行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一項從一重處斷，造成情重法輕之現象，爰增設後段規定之，以求刑罰之公平。刑法上不確定之故意(即間接故意)，不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須有預見，且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始克相當；而所謂預見，自係就犯罪事實之發生具有主觀上之認識而言，此與加重結果犯對加重結果之發生係以客觀上能預見，而其主觀上未預見為要件者迥異。又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原判決既認定林春雄等五人於前揭時、地，共同以手、腳或竹棍、安全帽、石頭等物，毆打、踹踢、拉撞、丟擊甲女之臉部、前額、頭部、身軀、肩膀等部位，致甲女傷重昏迷倒地不起，已無反應，且林春雄等五人於離去竹林大橋下方現場之際，均已對甲女因遭前揭毆打等行為之傷害，可能發生死亡之加重結果有所認識等情(見原判決第七頁第十一行至第十三行)；依卷內資料，林春雄等五人在第一審聲羈庭及第一審中，復均供稱：伊等皆已預見甲女遭伊等長時間毆打，致昏迷而倒地不起，如不將甲女及時送醫救治，甲女極有可能會發生死亡之結果等語。上情如若不虛，則林春雄等五人於案發當時，主觀上似均已預見甲女遭其等傷害後，因傷重陷入昏迷，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危險，卻不予送醫救治，猶於夜間將甲女棄置在人煙稀少之竹林大橋下方現場，逕自離去，而任令甲女發生死亡之結果，林春雄等五人對該死亡結果，究有無不違背其等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即仍值得進一步研求。刑法上之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又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刑法第221條規定：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上強姦未遂與強制猥褻罪之區別，應視行為人有無姦淫之犯意為斷 刑法上強姦未遂與強制猥褻罪之區別，應視行為人有無姦淫之犯意為斷；行為人究係基於姦淫或猥褻之犯意而實行犯行，則應依積極之證據認定之。依案發時，被告係以手撫摸Ａ女胸部及以其生殖器磨蹭Ａ女下體，並未將Ａ女之雙腿打開，Ａ女亦未感到下體疼痛等情以觀，尚難認被告行為時有以生殖器插入Ａ女陰道意圖之情事，自不能認定被告有強姦Ａ女之犯意或犯行。至於刑事警察局雖就Ａ女之「下體分泌物」進行鑑驗，然依卷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85年12月19日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之記載…，尚不能認定該「下體分泌物」係採集自Ａ女之陰道口或其陰道內部，自無從據此認定被告於案發當時有將其生殖器插入Ａ女陰道之意圖或行為。且本件被告以其生殖器磨蹭Ａ女下體後，係射精在Ａ女陰道外，Ａ女事後有以身上所穿著褲子等物擦拭精液等情，亦經Ａ女證述在卷，故尚不能排除Ａ女在以褲子或衛生紙擦拭精液之過程中，有將被告之精液沾染至其陰道口之可能。再依刑事警察局前開就Ａ女下體分泌物棉棒(精子細胞層)DNA萃取液進一步檢測結果，並未檢出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認或係因DNA檢體數量不足，且酸性磷酸酵素檢測法為精液初步檢測方法，亦非精液斑之確認性試驗等說明，足徵被告於案發時應係以其生殖器磨蹭Ａ女下體後，射精在Ａ女陰道口，尚難遽認其有將生殖器插入Ａ女陰道之犯意或行為。本件被告雖有以手撫摸Ａ女胸部及以生殖器磨蹭Ａ女下體，並射精在Ａ女陰道外，而對於未滿14歲之Ａ女為猥褻行為；然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於案發當時有強姦Ａ女之犯意或犯行等旨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尚難遽指為違法。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1號刑事判決) 被害人於受侵害時曾否喊叫、以肢體抗拒，或身體有否受傷、衣物是否遭撕毀等均非所問 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係為保護性自主權法益而設，性行為必須絕對「尊重他方意願」，祇須施用方法違反被害人意願，足以壓抑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權，即足當之。被害人於受侵害時曾否喊叫、以肢體抗拒，或身體有否受傷、衣物是否遭撕毀等均非所問。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3857號刑事判決) 祇要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即成...

刑法第241條規定：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和誘未滿16歲之男女脫離家庭者，以略誘論。刑法第241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卷內資料所示，被告尹○○和誘被害人脫離家庭之期間(即105年9月15日起至106年2月2日止)，被害人確如非常上訴理由書所載，係未滿16歲之女子，對於被告所犯本應變更起訴法條，依刑法第241條第3項、第1項論處其和誘未滿16歲之女子脫離家庭罪刑(該罪法定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判決未認本件有刑之減輕原因，處刑結果須宣告2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為緩刑之宣告，始符合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否則，應改依通常程序審判之)。原判決卻循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之所犯法條，依同法第240條第1項論被告以和誘未滿20歲之女子脫離家庭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非字第251號判決) 按未成年之子女，其父母在法律上均各享有親權，不得由任何一方之意思而有所侵害。從而，以父或母一方之不法行為，使脫離他方親權時，仍應負刑事上相當罪責。原判決理由三─(三)─1.及3.已分別載敘：上訴人於與告訴人同居期間，Ａ女都是由告訴人照顧，上訴人有另外兩個家庭，迄101年12月間，上訴人之未成年子女及生母多達3人，勢必分身乏術，是告訴人所稱其為A女之主要照顧者，堪以認定。另上訴人於103年10月22日強行帶走Ａ女後，告訴人於同年11月24日，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與上訴人就告訴人探視Ａ女之時間、方式達成共識，告訴人乃撤回保護令聲請，惟告訴人仍無法順利探視Ａ女，直至104年1月14日，始在上訴人位於臺南市安平區之住處，得以探視。衡諸Ａ女既自99年11月出生後，即由告訴人照顧，時間將近4年，共同生活期間，復未受任何不當照顧，容無即刻脫離告訴人之必要，詎上訴人未得告訴人同意，逕以強暴手段，將Ａ女帶走，致告訴人無法與Ａ女見面，遑論照顧、行使監督權。足認上訴人係出於惡意，而以強暴手段，將Ａ女童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下等旨。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28號判...

刑法第221條規定：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罰制裁妨害性自主行為，係為保障他人關於性意思形成與決定之自由，因性侵害犯罪係侵犯他人之性自主權，即任何他人在法律範圍內，得自主決定其是否及如何實施性行為而不受他人強迫及干涉之權利，屬人格權之範疇。關於性自主權之內容，至少包含拒絕權(指對於他人無論善意或惡意的性要求，均可拒絕，無須任何理由)、自衛權(指任何人對於指向自己之性侵害皆有防衛之權利)、選擇權(指任何人均享有是否進行以及選擇如何進行性行為之權利)、承諾權(指任何有承諾能力之人對於他人提出之性要求，有不受干涉而得完全按自己意願作出是否同意之意思表示)等內涵。我國刑法第221=條及同法第224=條之罪，係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為構成要件。所謂「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言。其違反意願之程度，並不以類似於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其他強制方法，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必要，祇要達於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即侵犯被害人之性自主權者，即可認符合「違反其意願」之要件。故如被害人對於性行為之拒絕、自衛、選擇及承諾等性自主權遭壓抑或破壞時，即應認係「違反其意願」。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48號判決) 「按刑法第221條第1項及第224條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而人之智能本有差異，於遭逢感情、健康、事業等挫折，處於徬徨無助之際，其意思決定之自主能力顯屬薄弱而易受影響，若又以科學上無法即為印證之手段為誘使(例如法力、神怪、宗教或迷信等)，由該行為之外觀，依通常智識能力判斷其方法、目的，欠缺社會相當性，且係趁人急迫無助之心理狀態，以能解除其困境而壓制人之理性思考空間，使之作成通常一般人所不為而損己之性交決定，自非屬出於自由意志之一般男女歡愛之性行為，而屬一種違反意願之方法。」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56號判決) 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之手段，所舉...

刑法第182條規定： 於火災、水災、風災、震災、爆炸或其他相類災害發生之際，隱匿或損壞防禦之器械或以他法妨害救災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100年度交訴字第32號裁判一、本判決見解刑法第182條妨害救災罪之立法本意，主要是懲罰行為人於災難發生時，妨害救災，而可能導致災難擴大之行為。本判決表示，被告拿竹竿毆打消防人員背部，雖未達救災人員傷亡之程度，惟其行為仍造成火勢搶救之困難，故應構成刑法第182條以他法妨害救災，成立妨害救災罪。二、相關實務見解以他法妨害救災之案例，目前實務發生之案例較少。以臺灣台中地方法院　97年度簡上字第310號判決為例，該判決指出：「被告阻擋消防車入內搶救火勢，又拿兇器作勢攻擊消防人員，雖未達救災人員傷亡之程度，惟其行為仍造成火勢搶救之困難，故應構成刑法第182條以他法妨害救災，成立妨害救災罪。」本判決見解刑法第182條屬於抽象危險犯性質，僅要客觀情狀與行為符合構成要件的危險描述，不需有具體危險或結果發生，就得成罪。本案中，判決認定被告林元思，放火燒毀無人所在之倉庫，而當消防隊到場救災時，竟手持竹竿毆打消防隊員侯文居的背部，欲使其墜下，其行為造成火勢搶救之困難，故應構成刑法第182條以他法妨害救災的意旨，似認為行為需在客觀上達到火勢搶救困難的具體程度才能成罪。其實，以他法妨害救災的行為，本質上就須達到類似造成災難搶救困難的程度，這是立法者將典型危險寫入規範中的立法方式，也是將本罪解釋為抽象危險犯的必然之理。換言之，無論行為在客觀上是否有對災害的防止造成具體危險或實害結果，僅要有構成妨礙救災的情況，無論透過何種行為形式，皆會符合本罪所謂「以他法妨害救災」的構成要件行為。本判決的法律涵攝與事實認定，皆能符合本罪的立法模式與解釋要求，值供參考。96年11月24日0時15分許，消防隊因接獲火災報案而前往台中縣龍井鄉○○路226巷38弄1號救災，該處是一狹小巷路，只可供一輛消防車通行，第一輛消防車之駕駛胡訓源駕車抵達火災現場50公尺至100公尺前，被告站在路中央，將消防車擋住，經按喇叭並搖下車窗示意被告離開，被告仍不予理會，竟出言辱罵三字經，且舉起手作勢要打人，依標準作業模式必須將消防車停在火災現場的上風處，因被告站在路中央不肯離去，只好將消防車停在火災現場的下風處，而代理分隊長陳鈞疄請被告離開現場時，被...

刑法第128條規定： 公務員對於訴訟事件，明知不應受理而受理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公務員對於訴訟事件，明知不應受理而受理者，成立越權受理訴訟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對國家審判權侵害之犯罪，換言之係侵害國家法益，自訴人並非本件犯罪之直接被害人，依法不得提起自訴。 (最高法院56年台上字第2361號判決) 法院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越權受理訴訟罪的性質及其適用範圍進行了闡釋。該條規定的犯罪成立，要求行為人為公務員，且明知訴訟事件不應受理而仍予受理，屬於對國家審判權的侵害行為。 法院指出，此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國家司法權的正當行使，旨在防止濫用司法權而損害國家法治秩序。因此，此罪的直接受害者為國家，而非個人。即使越權受理的行為可能對個人權益產生影響，其目的並非直接保護個人利益，而是維護司法權的獨立性與合法性。 基於此，法院認定，自訴人並非本罪的直接被害人，依法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提起自訴。本案原判決依法駁回自訴人的訴請，符合法律規範。 該判決進一步明確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的適用範圍及自訴權的限制，強調國家法益的優先性，為類似案件的處理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同時，判決凸顯司法程序中對個人與國家法益區分的重要性，強化了法律適用的一致性與公正性。

刑法第221條規定：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按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為未遂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關於著手時點之判斷，學說上有各種不同之理論。採形式客觀說者，主張行為人唯有已開始實行嚴格意義之構成要件行為，始可認定為犯罪行為之著手；採實質客觀說者，認為行為人只要開始實行與構成要件具有必要關聯性之行為，或者開始實行對於構成要件保護客體形成直接危險行為，即已著手；而採主觀說者，則主張若依行為人之犯意及其犯罪計畫，而可判斷犯罪行為已經開始實行者，即可認定為著手，三者各有其立論基礎。然而形式客觀說將著手時點過度往後推延，致使若干在實質上可認定為未遂之行為，被歸類為預備行為，對法益之保護顯有不周；而主觀說則忽略行為之客觀面，過度擴大未遂犯之範圍；至於實質客觀說，因未考量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致使難以正確判斷客觀事實之意義。由於上開諸說各有缺失，乃有折衷之主客觀混合說之提出，其係以行為人之主觀認識為基礎，再以已發生之客觀事實為判斷，亦即行為人依其對於犯罪之認識，開始實行足以與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必要關聯性之行為，此時行為人之行為對保護客體已形成直接危險，即屬犯罪行為之著手。此說對於著手時點之判斷標準已較具體明確，且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之事實，作為判斷背景事實，並加上客觀層面之限制，不致於擴大未遂犯之範圍，復能避免其餘各說之缺失，應較可採。故而，有關強制性交罪之著手，自應藉由主客觀混合理論之運用而加以判斷。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係以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為其要件，該罪所保護法益乃為個人之性決定自由。得否認為行為人已著手實行強制性交之構成要件行為，應視其依主觀上之認識，是否已將強制性交之犯意表徵於外，並就犯罪實行之全部過程予以觀察，必以由其所施用上開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足以表徵其係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而為，且與性交行為之進行，在時間、地點及手段上有直接、密切之關聯，始得認已對於強制性交罪所要保護個人性決定自由之法益，形成直接危險，開始實行足以與強制性交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必要關聯性之行為，而已達著手階段。原判決依據卷內資料，敘明：被告雖有傳送訊息給A女之行為，似係意圖與A女為性交，而透過網路訊息表達要脅見面配合之意思，...

刑法第221條規定：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罰制裁妨害性自主行為，係為保障他人關於性意思形成與決定之自由，因性侵害犯罪係侵犯他人之性自主權，即任何他人在法律範圍內，得自主決定其是否及如何實施性行為而不受他人強迫及干涉之權利，屬人格權之範疇。關於性自主權之內容，包含拒絕權(指對於他人無論善意或惡意的性要求，均可拒絕，無須任何理由)、自衛權(指任何人對於自己之性侵害皆有防衛之權利)、選擇權(指任何人均享有是否進行以及選擇如何進行性行為之權利)、承諾權(指任何有承諾能力之人對於他人提出之性要求，有不受干涉而得完全按自己意願作出是否同意之意思表示)等。因此，刑法第221條及同法第224條之罪，明文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為其犯罪構成要件。 (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1570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21條第1項、第2項就行為人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既遂、未遂之犯行，設有處罰明文。此罪雖通稱為「強制」性交罪，然強制之手段不僅指物理之強制，尚包括「心理」之強制手段在內。析言之，本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有無侵害該法益之審認，不以「至使不能抗拒」為必要，而在於有無「違反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自由」。要言之，本罪所保護之法益，除了個人積極地為性行為之自由外，更包括消極地「不為性行為」之自由。在當今兩性平等、相互尊重之思潮下，任何人都不能夠只求滿足一己的性慾望，執念於舊時代「由父權思想所宰制，而將女性置於男性控制之下」的男性宰制思維，甚至曲解世界各地正極力呼求應正視「NoMeansNo」、「NoYesMeansNo」此一消極性自主決定之內心真意。是以，本罪之條文乃將「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之手段與「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併列為強制性交行為之手段，則此之「強制」，自包括物理及心理之強制在內。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不法腕力，固屬物理強制之手段；其未施加不法腕力之物理強制手段，而係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心理強制方法，包括未取得具同意意識(同意能力)之被害人的「有效同意」，佯以宗教、迷信、醫療、民俗療法、查驗等名目之外衣，非基於正當目的，而行性交之實的行為，即屬於...

刑法第132條規定：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說明： 按刑法第132條之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其行為客體，為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稱國防以外應秘密，係指洩漏或交付國防秘密罪(刑法第109條第1、2項)所保護之國防應秘密以外之就國家政務或事務上之觀點應保護之秘密而言，舉凡內政、外交、司法、財政、經濟、監察、考試等國家政務與事務上應行保密之一切文書、圖書、消息或物品，固均可成為本罪之客體，惟因刑法第132條之洩密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法益，故所洩漏之國防以外之秘密，亦應指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者而言。復按刑法第132條第1項所謂「國防以外之秘密」，係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而言，自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一標準，因此，實務上對於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之消息，認為除侵害個人法益外，亦侵害國家法益，均認為屬國防以外應秘密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又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為維護偵查程序順利進行及發現真實，兼顧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而偵查不公開之，是偵查所得資訊及偵查計畫，既與國家司法偵查事務有利害關係，自應保密。再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並為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實施監察通訊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為之，監察通訊所得資料，應加封緘，且需符合監察目的或法律另有規定，始能提供使用，自為應秘密資料。又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狀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避免人民之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合理使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連。是以，被告於102年8月31日自黃世銘所交付之「專案報告...

刑法第192條規定： 違背關於預防傳染病所公布之檢查或進口之法令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暴露有傳染病菌之屍體，或以他法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 說明： 一、本判決見解刑法第192條第1項係屬空白刑法，其空白構成要件端賴其他法令填補。至於該條所謂檢查或進口之「法令」，係指法律或法規命令，不包括行政處分，此為文義解釋的當然結果。其次，由於該集中隔離處分，對被告生命、身體、自由等基本人權有重大侵害，並非單純檢查、留驗、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的處置可以比擬，必須有法律明確依據始得為之，且該構成要件應具體明確，方符合大法官釋字第522號解釋意旨。修正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既未授權行政主管機關得發佈集中隔離的處分，自不容任意比附援引，擅自將該法條適用範圍擴大解釋包括隔離處置，以致於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因此，修正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亦不屬於刑法第192條第1項「法令」的意義。(五)回到本案本案被告周經凱等五人，未於臺北市政府所規定的時間內返院接受集中隔離與檢查。首先，臺北市政府集中隔離與檢查的命令，乃針對特定人所為的拘束行為，性質上屬於狹義的行政處分。因此，臺北市政府集中隔離、檢查的命令，不屬於刑法第192條第1項預防傳染病所公布之檢查「法令」，故被上訴人周經凱等五人即便未於規定時間內返回院區接受集中隔離與檢查，亦不成立刑法第192條第1項。又修正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僅規定行政機關得發布「留驗」、「檢查」、「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於空白刑法的補充規範亦須遵守罪刑法定原則而不得恣意類推，不得將修正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的構成要件擴大解釋包含隔離處置的集中隔離。本判決內對於相關爭點的法律見解極具參考價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96年度上易字第226號裁判) 本條為空白刑法刑法第192條第1項係以「法令」補充該條的實質內涵，屬於空白刑法。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4年度訴字第341號判決為例，該判決指出：「所謂『空白構成要件』，又稱為『空白刑法』，係指立法者僅規定罪名、法律效果以及部分之犯罪構成要素，至於其他的禁止內容則規定於其他法律或是行政規章，必須由其他法律或行政規章補充後，方能明確確定可罰之範圍。例如刑法第117條違背局外中立命令罪、刑法第192條第1項違背預防傳染病之法令罪或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走私管制物品罪。此種構成要...

刑法第211條規定：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刑法上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重在保護文書公共信用之利益，不以該偽造文書所載名義製作人或機關，確實存在為必要，凡行為人提出偽造之公文書，充作真正之文書，並對其內容有所主張，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已成立，至其行使之目的能否達到，則在所不問。而行使偽造公文書，其行使之時間，與相對人認識文書內容之時，亦非必須一致。從而行為人提出偽造之公文書，以偽作真，「對文書內容有所主張」之行使行為，自不以明示之方法為限，亦不以行為人當面直接就文書內容有所主張使相對人認識為必要，祇要將該以偽作真之文書置於可得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下，行為人主觀上既已認識相對人足以認為其對該文書權利義務等內容有所主張，並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不違背本意，即已屬對該文書內容有所主張之行使行為。 (最高法院刑事99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裁判) 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該偽造文書所載名義制作人實無其人，而社會上一般人仍有誤信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仍難阻卻犯罪之成立，況上訴人所偽造之機關現仍存在，其足生損害於該機關及被害人，了無疑義。原判決以其偽造後持以行使詐財，從一重論處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於法尚無違誤。 (最高法院54年台上字第1404號判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印製之合格標識標籤，既係經濟部商品檢驗局之公務員，依法在其職務上製作之文書，為表明該商品業經該局檢驗合格之證明文件，應屬刑法第211條之公文書。至「正字標記」係廠商申請經濟部所設專責機關標準檢驗局准許使用，標示於產品，或其包裝、容器或送貨單上，用以表示產品品質符合國家標準，及工廠品質管理系統符合國際規範用意之證明，性質上為刑法第210條第1項之準私文書。二、相關實務見解(一)、最高法院77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廠商之內外銷產品，依商品檢驗法之規定，應請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核發檢驗合格證書及粘貼商檢標識始能出售。此其檢驗合格證書及商檢標識，既係經濟部商品檢驗局之公務員，依法在其職務上製作之文書，為表明該商品業經該局檢驗合格之證明文件，應屬刑法第二百十一條之公文書，為表明該商品業經該局檢驗合格之證明文件，應屬刑法第二百十一條之公文書，其與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之特種文書，迥然不同。故予以偽造者，應依刑法第二百十一條治罪。」 (最高...

刑法第296-1條規定： 買賣、質押人口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犯前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媒介、收受、藏匿前三項被買賣、質押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按刑法第296條之1第1項之買賣、質押人口罪，性質上為必要共犯中之對立犯，其犯罪之實行，須有買方、賣方或出質、受質之雙方，始能成立犯罪，且雙方均構成犯罪。而所謂「買賣人口」，乃指行為人(買方或賣方)與他人(賣方或買方)就人口(被害人)及價金為合致之意思表示，並將被害人移置於買方或他人實力支配下之行為。故行為人基於販賣人口之犯意，已經接洽買方，並就買賣之人口(被害人)及價金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即已經著手於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按刑法第296條之1第3項、第2項之罪，以行為人有同法第296條之1第1項之買賣、質押人口犯行為成立要件，此從法條文義即可觀之甚明。又按刑法第296條之1第1項之買賣、質押人口罪，性質上為必要共犯中之對立犯，其犯罪之實行，須有買方、賣方或出質、受質之雙方，始能成立犯罪，且雙方均構成犯罪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085號判決) 按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係就買賣質押人口罪之各種犯罪構成要件類型與處罰效果設其規定；本罪之性質為必要共犯中之對立(合)犯，其犯罪之實行，須有買方、賣方或出質、受質之雙方，始得成立犯罪，且雙方均同受刑事處罰。就買賣人口言，乃指行為人(賣方)與他人(買方)就人口(被害人)及價金為合致之意思表示，並將被害人移置於他人實力支配下之行為。茍行為人將被害人物化，視為有價之物品，而與他人為買賣行為，即該當於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之買賣人口罪；又行為人若本於使所支配之被害人進行性交或猥褻之意圖而為之者，則該當於同條第二項之加重買賣人口罪。第以買賣人口罪置於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使人為奴隸罪條文之後；使人為奴隸罪之立法，在於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人格」之貶抑，而視如物品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其與買賣人口罪固具有保護法益之同一性，但使人為奴隸罪，其使人為奴隸...

刑法第271條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一)殺人未遂罪之成立，應以加害人主觀上有無殺意為斷。而殺人決意乃行為人之主觀意念，此主觀決意，透過客觀行為外顯；外顯行為則包含事前準備行為、實行行為及事後善後行為等，法院應就調查所得的各項客觀事實，為整體觀察以綜合判斷，而探究、認定行為人之主觀犯意。於持槍射擊之情形，就行為人所使用槍枝種類、子彈殺傷力之強弱，其射擊之距離、方向、部位、時間等情，雖不能執為認定有無殺意之絕對標準，然得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之起因，視其下手情形、射擊時間、位置，佐以其所執槍枝種類及行為後之情狀，綜合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又具殺傷力之槍枝、子彈，因子彈具有速度快、攻擊力強、殺傷力大之性質，經常使人反應不及、難以防禦，易造成重大傷亡。且因子彈之射程可達遠處，彈道、角度常非射擊行為人所能準確掌控，致使非槍擊標的亦極易遭流彈擊中而造成傷亡，殺傷範圍甚廣。再者，因彈道、角度常非射擊行為人所能準確掌控，故如非在對象固定不動且可完全確保槍枝角度不移動條件下開槍，亦無法保證槍擊行為人能確實命中其所欲射擊之位置，即令行為人非朝人體要害部位開槍，仍可能導致被射擊人或他人喪命之結果。(二)原判決已說明關於本次相約談判之緣由，係依憑被告2人所述其等因詐賭一事與告訴人陳○○發生糾紛，歷經數次談判均未能解決，陳○○復揚言對其等及家人不利等前因，參酌被告2人分持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改造手槍3支、具殺傷力之子彈24顆前往談判地點，事先規劃準備，相較陳○○等人並未攜帶任何兇器到場，明顯有備而來，堪認被告2人確有殺人之動機。並敘明關於被告2人持槍射擊之過程，依據在場證人陳○○、羅○○、潘○○、胡○○、何○○之證詞，及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畫面之照片，可知被告2人係近距離地朝陳○○、張○○、羅○○之上半身部位，多次按扣扳機射擊。復載敘被告2人為智識思慮正常，且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依其等生活經驗與智識程度，當知所持槍、彈之威力及射擊後果之嚴重性，於持槍射擊時，當可預見於該近距離、以平舉槍枝之方式朝陳○○等人之上半身部位射擊，可能致生死亡之結果，仍分別持上開具殺傷力之槍枝朝之射擊，足認被告2人內心確有即使造成陳○○等人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並就所確認之事實...

刑法第221條規定：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221=條規定「判決，除有特別規定外，應經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此項言詞辯論，自為事實審法院所應踐行之程序；然同法第222=條第1=項規定「裁定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而法院受理檢察官定應執行刑之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本屬裁定，而非判決，雖為完足保障受刑人之訴訟上權益，參酌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為裁定前有必要時，得調查事實」。設若受理定應執行刑之法院認依卷內資料已足為定應執行刑之妥適裁量，因而認無再予受刑人或檢察官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機會之必要者，此乃法院定刑職權之裁量範圍，尚不得指摘為違法。二、本件第一審法院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再抗告人劉○○所犯如其裁定附表所示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及圖利媒介性交罪經分別判刑確定在案，其中圖利媒介性交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其餘部分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均合於裁判確定前所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要件，認檢察官依再抗告人之請求就上述2=罪所處之徒刑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正當，乃審酌再抗告人所犯上開2=罪之罪名、情節及侵害法益等情狀，酌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7=月。再抗告人不服第一審就其所犯上開2=罪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定，向原審法院抗告意旨略以：伊本案犯罪之情節均非重大，且伊需負擔全家生計，倘入監執行，家中妻小之生活將陷於困頓。第一審就伊所犯上開2=罪所處之徒刑所裁定之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月，較伊上述2罪之刑期總和有期徒刑8=月而言，仍屬過重，請求從輕定其應執行刑云云。原裁定則以：第一審法院所裁定之應執行刑，乃於再抗告人所犯上開2=罪中所處徒刑之最長期即有期徒刑6月以上，及該2罪所處徒刑合計之刑期即有期徒刑8月以下，並審酌再抗告人所犯上開2罪之性質、犯罪時間並非相近，兼衡再抗告人犯罪所顯示之人格特質及其可罰性，以及對其犯罪整體評價等一切情狀，就再抗告人所犯前揭2=罪所處之徒刑，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7月，已減少刑期1月，顯已給予再抗告人相當之折扣而符合恤刑之理念，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之外部性界限及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尚無明顯過重而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又第一審法院參酌卷附再抗告人所犯...

刑法第132條規定：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以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構成本罪，至其所洩漏或交付者是否為職務上所知悉或持有者，並非所問。此由同條第三項對於非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必須限於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者，始成立犯罪，另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亦可得知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公務員所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不以職務上所知悉或持有者為限。又「已洩漏之秘密不為秘密」，係針對洩漏或交付秘密對向行為之收受者而言，除該對象行為之收受者為公眾外，若該收受者將秘密洩漏或交付予其他不應知悉秘密者，仍應成立犯罪。再所謂國防以外之秘密，舉凡內政、外交、司法、財政、經濟、交通、監察、考試等國家政務與事務上應行保密之一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均為本罪之行為客體。再刑法明文處罰之公務員各種包庇他人犯罪之行為，所指「包庇」，即包攬庇護之意，固與單純不舉發之消極縱容有別，而須有積極掩蔽庇護之行為，始能成立，然其本質上仍屬他人犯罪之幫助犯，僅因法律明文處罰始獨立成罪，是舉凡一切藉其勢力，提供庇護，以利他人犯罪進行或使犯罪不易被人發覺，而助益他人犯罪完成之積極行為，概皆屬之。又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警察執行勤務，其方式包括勤區查察、巡邏、臨檢、守望、值班與備勤，其目的係為達成取締、檢肅、查緝等法定任務，維護社會治安，是各級勤務機構因應治安之需所規畫之勤務內容，包括如何指派人員、運用與組合警力、積極採取甚或消極不採取上開任一勤務執行方式等，均攸關上開任務目的之能否圓滿達成，故透露警察之勤務計畫，不論其既定內容係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均足以影響取締效果，助長犯罪。從而，為使他人得以規避查緝，趁隙進行犯罪，而告知警察勤務，既已為告知之積極行為，且有助益他人犯罪之完成，即屬包庇，要不因...

刑法第152條規定： 以強暴脅迫或詐術，阻止或擾亂合法之集會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刑法第152條妨害合法集會罪之成立，以行為人以強暴、脅迫或詐術，阻止或擾亂合法之集會者為要件。倘行為人於合法集會中實施強暴、脅迫等行為，並非基於阻止或擾亂合法集會之故意而為，亦與本罪要件不合。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訴字第2209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152條妨害合法集會罪的成立，需以行為人以強暴、脅迫或詐術手段，阻止或擾亂合法集會為構成要件。此罪名的重點在於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妨害合法集會之故意，並客觀上實施了足以阻止或擾亂集會的行為。 合法集會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其旨在保障人民和平集會表達意見的權利，因此任何妨害合法集會的行為，均屬侵害公共秩序與集會自由的行為。本罪的構成，不僅要求行為人在集會中實施了強暴、脅迫或詐術等具侵害性的行為，還需證明該行為的目的是針對集會本身，意圖阻止其進行或擾亂其秩序。 若行為人於合法集會中實施了強暴、脅迫等行為，但並非基於阻止或擾亂集會的故意，而是因其他目的或因素而為之，則不符合本罪的構成要件。例如，若行為人因個人恩怨或其他非針對集會的原因，對某參與者施以強暴或脅迫，此類行為即便發生於集會現場，也無法認定為妨害合法集會罪。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指出，若行為人實施的行為與阻止或擾亂集會無直接關聯，無法認定其具有妨害集會的主觀故意，則該行為與刑法第152條的要件不符。 本罪的立法目的是維護人民合法集會的權利不受干擾，並保障集會秩序的正常進行，因此在適用該條文時，需仔細審查行為人主觀意圖與行為客觀結果之間的關聯性，避免擴大解釋或錯誤適用，確保對合法集會的保護與刑法公平性的平衡。

刑法第271條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如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亦即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及依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即足令負既遂責任；該相當性得以審酌行為人是否有客觀可歸責性而為判斷，即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亦無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使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聯性時，該結果自仍應歸由行為人負責。原判決綜合上訴人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證人朱○○、○○○、□□□(以上2人之人別資料詳卷)之證言，卷附病歷、診斷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毒物化學鑑定書、精神鑑定報告書、現場照片、手機訊息翻拍照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勘(相)驗筆錄，及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相互勾稽結果，憑為判斷認定犯罪事實，已依序記明認定之理由及證據。並針對被害人確因吸入過多一氧化碳後窒息死亡，上訴人燒炭並放置在空氣不流通之主臥室空間內，即係著手積極製造法所不容許風險之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間，如何具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等節，已論述綦詳。復敘明上訴人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況，並未有何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甚或欠缺之情事，且清楚知悉其行為會導致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猶執意為之，主觀上自具殺人故意，亦闡述明白。所為論斷說明，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要無上訴意旨所指違背經驗法則、調查未盡及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可言。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號判決) 「上訴人既有殺人之犯意，又有放置含有毒素之陸角牌乳劑於食物內之行為，雖因其放置毒品後即被發現，尚未發生有人死亡之結果，亦係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應構成殺人未遂罪，而非預備殺人。」 (最高法院59年台上字第2861號判例) 「上訴人於刺倒某甲後，見某乙前來排解，又將其猛刺，致一死一傷，顯屬犯意各別，自應依殺人既遂及殺人未遂兩罪分別論科」 (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64號判例) 「被告於行竊時因被事主發覺，遂用刀亂刺，使其不能抗拒，迨將事主殺死後，始取財圖逃，顯於財物未經入手之時，變更竊盜之犯意，而為強盜行...

刑法第231條規定：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說明：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意圖營利引誘或容留良家婦女與他人姦淫為常業罪，並不以其所引誘或容留之婦女，已有多數為必要，縱使所引誘或容留之良家婦女僅有一人，但如使該婦女繼續與他人姦淫，藉資謀生者，仍無解於該條項之罪責。」 (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339號刑事判例)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所謂容留，係指供給姦淫者之場所而言，上訴人令其收買之良家女子賣淫，應成立意圖營利引誘與人姦淫罪，雖仍觸犯同一法條，而罪名究有區別。」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853號刑事判例) 在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對價，犯罪尚未完結前，如有不具共同犯罪意思亦未參與媒介行為之人，基於幫助之犯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接送應召女子的協力行為，仍應依幫助犯論處，核其所為，並非犯罪完成之事後幫助，其理至明。一句話「馬伕有可能是幫助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為其犯罪構成要件，當行為人一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行為時，犯罪固即成立。惟一般應召站之經營模式，通常設有主持人、掮客、保鑣及接送應召女子前往性交易之人(俗稱馬伕)等成員，從應召站業者散發性交易之訊息，不特定之男客得悉後，依該訊息，與應召站業者聯絡，並就性交易態樣、價碼、地點、時間，甚至應召女子類型達成合意後，應召站業者派馬伕送應召女子，按時前往與男客約定性交易之地點，於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收取對價後，馬伕再將應召女子接回，應召女子就該次性交易所得與應召站業者拆帳，應召站業者媒介之性交易整個過程始告完結，犯罪始為終了。應召站業者既以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性交易對價為其犯罪之目的，應召站業者於掮客媒介之後，為促成性交易之順利完成，保鑣、馬伕等人員，續為犯罪之分工，此雖不影響於媒介行為既遂之認定，但就全部犯罪行為之完竣而言，實有待應召女子與男客為性交易，並取得對價，方為終了，以符應召站業者媒介性交以營利之犯罪目的。是在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對價，犯罪尚未完結前，如有不具共同犯罪意思亦未參與媒介行為之人，基於幫助之犯意，參與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