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新語

刑法第241條規定：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和誘未滿16歲之男女脫離家庭者，以略誘論。刑法第241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卷內資料所示，被告尹○○和誘被害人脫離家庭之期間(即105年9月15日起至106年2月2日止)，被害人確如非常上訴理由書所載，係未滿16歲之女子，對於被告所犯本應變更起訴法條，依刑法第241條第3項、第1項論處其和誘未滿16歲之女子脫離家庭罪刑(該罪法定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判決未認本件有刑之減輕原因，處刑結果須宣告2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為緩刑之宣告，始符合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否則，應改依通常程序審判之)。原判決卻循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之所犯法條，依同法第240條第1項論被告以和誘未滿20歲之女子脫離家庭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非字第251號判決) 按未成年之子女，其父母在法律上均各享有親權，不得由任何一方之意思而有所侵害。從而，以父或母一方之不法行為，使脫離他方親權時，仍應負刑事上相當罪責。原判決理由三─(三)─1.及3.已分別載敘：上訴人於與告訴人同居期間，Ａ女都是由告訴人照顧，上訴人有另外兩個家庭，迄101年12月間，上訴人之未成年子女及生母多達3人，勢必分身乏術，是告訴人所稱其為A女之主要照顧者，堪以認定。另上訴人於103年10月22日強行帶走Ａ女後，告訴人於同年11月24日，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與上訴人就告訴人探視Ａ女之時間、方式達成共識，告訴人乃撤回保護令聲請，惟告訴人仍無法順利探視Ａ女，直至104年1月14日，始在上訴人位於臺南市安平區之住處，得以探視。衡諸Ａ女既自99年11月出生後，即由告訴人照顧，時間將近4年，共同生活期間，復未受任何不當照顧，容無即刻脫離告訴人之必要，詎上訴人未得告訴人同意，逕以強暴手段，將Ａ女帶走，致告訴人無法與Ａ女見面，遑論照顧、行使監督權。足認上訴人係出於惡意，而以強暴手段，將Ａ女童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下等旨。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28號判...

刑法第241條規定：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將他人十齡幼女誘至己家鎖禁室內，其關鎖幼女，即係略誘行為，不能更成立非法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罪。 (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514號判例) 刑法上之誘拐罪，須有惡意之私圖，以不正之手段，將他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方能構成。被告因未成年人某甲，被其家屬逐出，饑餓難堪，在路哭泣，邀其到家給食，幫同生理，係出於慈善救護之意思，並無惡意之私圖與不正之手段，自不負略誘罪責。 (最高法院27年非字第16號判例) 民法對於未成年人保護規定，已採「子女本位思想」與「未成年人最佳利益思想」，作為立法指導原則。而刑法第241條第1項、第3項規定：「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是略誘罪係以未滿20歲之男女作為構成要件，且和誘未滿16歲之人，以略誘論。是被誘人係未滿7歲之兒童，因本無行為能力，則認知及智識能力尚有不足，縱以和平之手段，誘使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仍應成立本條項之略誘罪。又本罪立法目的，既在保護家庭間之圓滿關係，及家長或其他有監督權人之監督權，亦即，並未就犯罪主體設有限制，解釋上享有親權之人，仍得為該罪之犯罪主體。從而，未成年子女之父母，雖在法律上享有親權，但一方對於未滿7歲之子女，縱未施以強暴、脅迫、詐術等手段，然而意圖使脫離他方親權之行使，而未經他方同意，擅自予以片面阻隔他方之探視或監護，專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之下，顯已以自己之行為，侵害他方監督權之行使，並使未成年子女無從獲得雙親照顧扶養及身心正常發展，自應令該擅權者，負相當之罪責。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125號刑事判決) 按所謂「略誘」之犯行，係行為人對被誘人施用強暴、脅迫或詐術等不法方法，使被誘人置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之下，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1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刑法第241條第1項略誘罪之構成要件，在客觀上係以行為人對被誘人施用強暴、脅迫或詐術等不法方法，使被誘人置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之下，而與其有監督權之人完全脫離關係，有...

刑法第124條規定： 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依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並規定『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然此等規定，因係侵害國家審判權之犯罪，縱其結果於個人之權益不無影響，但該等規定旨在維護國家司法權之正當行使，其有不當行使時，直接受害者為國家，並非個人；個人或可向偵查機關告發，終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提起自訴。 (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964號刑事判決) 法院明確指出，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與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枉法裁判罪及相關職務犯罪，旨在保護國家司法權的正當行使，受害者為國家而非個人。即使行為結果可能影響個人權益，仍不影響該罪的公訴性質，因此個人無法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提起自訴，只能向偵查機關告發。該判決強調了公訴犯罪在保護司法權中的定位與適用範圍。 查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犯罪之成立，須以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為要件。 (最高法院判例40年台上字第41號)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犯罪的成立，須以行為人具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身份為前提，且其行為涉及枉法裁判或仲裁。該判例明確界定此罪的適用範圍，強調行為人必須是在執行審判或仲裁職務時故意作出違反法律的裁判或仲裁，方構成犯罪。此判例對該罪的主體資格與行為要件提供了清晰的法律解釋。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之枉法裁判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縱裁判結果於個人權益不無影響，但該罪既為維護司法權之正當行使而設，是其直接受害者究為國家，並非個人，個人即非因犯罪而同時被害者，自不得提起自訴。 (最高法院判例54年台上字第246號)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枉法裁判罪旨在維護國家司法權的正當行使，其直接受害者為國家，而非個人。縱然枉法裁判可能對個人權益造成影響，個人因非該罪的直接被害者，無權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提起自訴，僅能向偵查機關告發。此判例強調了該罪的公訴性質與保護法益的國家屬性。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所謂枉法之裁判，係指故意不依法律之規定而為裁判，質言之，即指明知法律而故為出入者而言。 (最高法院...

刑法第241條規定：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民法對於未成年人保護規定，已採「子女本位思想」與「未成年人最佳利益思想」，作為立法指導原則。而刑法第241條第1項、第3項規定：「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是略誘罪係以未滿20歲之男女作為構成要件，且和誘未滿16歲之人，以略誘論。是被誘人係未滿7歲之兒童，因本無行為能力，則認知及智識能力尚有不足，縱以和平之手段，誘使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仍應成立本條項之誘罪。又本罪立法目的，既在保護家庭間之圓滿關係，及家長或其他有監督權人之監督權，亦即，並未就犯罪主體設有限制，解釋上享有親權之人，仍得為該罪之犯罪主體。從而，未成年子女之父母，雖在法律上享有親權，但一方對於未滿7歲之子女，縱未施以強暴、脅迫、詐術等手段，然而意圖使脫離他方親權之行使，而未經他方同意，擅自予以片面阻隔他方之探視或監護，專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之下，顯已以自己之行為，侵害他方監督權之行使，並使未成年子女無從獲得雙親照顧扶養及身心正常發展，自應令該擅權者，負相當之罪責。至於犯罪故意，乃行為人對於實現客觀構成犯罪事實之認知與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之意欲；動機，則指引致外在行為的內在原因。行為人在主觀上，如對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中之所有客觀行為情況，例如：行為主體、客體、行為及結果等有所認知，即堪認已經具備故意之認知要素。再者，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且具違法性之行為，兼備有責性，即得課予刑罰，此即刑罰須以罪責成立為前提之「罪責原則」。而故意犯的罪責(有責性)要素，包括責任能力(行為時的年齡，或是行為時之精神狀態)、故意的罪責型態(行為人對於法規範的禁止與誡命的敵對或漠視的心態，既知且欲地實現不法構成要件，即構成罪責非難)、不法意識(行為人只要知道其行止係違背法律規範，而與社會共同秩序的要求不相一致，即具不法意識)等。現行刑法法定減免罪責事由為：不知法律(刑法第16條)、防衛過當(刑法第23條但書)、避難過當(刑法第24條第1項但書)。此外，皆需對行為負責，不容...

刑法第241條規定：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章第241條第1項略誘罪規定，處罰以違反被誘人意思之不正方法，使其入於行為人之實力支配下，而脫離家庭等監督權人之略誘行為，其規範目的除保護被誘未成年人之自由法益外，固兼及家庭及其他監督權人之監督權，以維持家庭之圓滿；惟隨著家庭結構變遷、社會生活及觀念之轉換，處罰略誘罪所保護之家庭監督權，其內涵已由傳統尊長權獨攬之「家本位」、父權為大之「親本位」，進展至現代以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增進子女福祉為目的之「子女本位」，於嬗遞過程中，已逐步淡化權利之觀念，轉為置重於義務之「義務性親權」。是父母對於未成年人親權之行使，應在無損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範圍內，始存有正當性，俾落實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意旨，並與「兒童權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兒童、少年均應享有國家、社會、家庭因其未成年身分，所給予特別保護與協助措施之精神相契合。又處罰略誘罪所追求之「家庭圓滿」，因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之漸次發展，個人人格自主之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與肯定，維繫家庭之婚姻所承載之社會功能，已非徒求於配偶互相扶持依存、於形式上同居照護子女，尤需置重於對未成年子女之完善照料，始得謂為圓滿。觀諸本院向來見解，咸認略誘罪之成立，主觀上須有惡意之私圖，以不正之手段，將他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方能構成，基於對未成年人予以特別保護與協助之目的，所為救助、照顧未成年人之行為，尚與出於惡意私圖之略誘行為有別，亦係本罪應首重於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之體現。因此，父母雙方共同行使親權(監督權)之情形，一方因感情破裂而不願繼續同居時，未徵得他方同意，即攜其未成年子女離去共同居住處所之單方行使親權行為，是否應論以略誘罪，應併考量其子女利益之維護，以為論斷。 (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2682號刑事判決) 略誘罪係按刑法第241條第1項規定，略誘未滿20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成立要件乃以強暴、脅迫、詐術等不正之手段予以拐取，將被誘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故法院依略誘罪...

刑法第241條規定：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固規定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惟該條項但書復明文規定：「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不在此限。」而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及同法第241條第1項之規定，分別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強制性交行為及對於未滿20歲之男女為略誘行為，既均係特別規定以被害人之年齡為其處罰之特殊要件，依首揭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被告所犯上開2罪(刑法第241條第1項之略誘罪、同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男子強制性交罪)，自均無再按同條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併予敘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9號研討結果、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9號、99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97年度台上字第3223號判決參照)。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5年度侵上訴字第36號判決) 刑法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章第241條第1項略誘罪規定，處罰以違反被誘人意思之不正方法，使其入於行為人之實力支配下，而脫離家庭等監督權人之略誘行為，其規範目的除保護被誘未成年人之自由法益外，固兼及家庭及其他監督權人之監督權，以維持家庭之圓滿；惟隨著家庭結構變遷、社會生活及觀念之轉換，處罰略誘罪所保護之家庭監督權，其內涵已由傳統尊長權獨攬之「家本位」、父權為大之「親本位」，進展至現代以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增進子女福祉為目的之「子女本位」，於嬗遞過程中，已逐步淡化權利之觀念，轉為置重於義務之「義務性親權」。是父母對於未成年人親權之行使，應在無損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範圍內，始存有正當性，俾落實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意旨，並與「兒童權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兒童、少年均應享有國家、社會、家庭因其未成年身分，所給予特別保護與協助措施之精神相契合。又處罰略誘罪所追求之「家庭圓滿」，因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之漸次發展，個人人格自主之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與肯定，維繫家庭之婚...

刑法第142條規定：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說明： 刑法上之行為手段有以強暴或脅迫而為規定者，然所謂強暴脅迫之定義，卻因犯罪的不同而有所變動，實務認定上也多就具體案件作個別判斷，並無統一解釋基準，故作者認為，應有為強暴、脅迫概念為定性之必要。所謂強暴，係指不法行使一切有形力之行為；所謂脅迫，則係指用言詞或舉動對他人通知惡害事實，使人心生畏怖，以遂行犯罪之目的者而言，兩者依據行為規範的強度，也可區分為廣義與狹義。對於強暴是否包括能量等無形力之問題，如對強暴之定義採取廣義物理力之行使，自得包括有形及無形之物理力。針對強暴脅迫與傷害有可能重疊成立之疑義，作者則認為，基於行為人主觀之犯意與客觀行為之「二元式思考」可為判斷之基準。公職人員經由各選舉區選出，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質代表性，若以遷徙戶籍但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取得投票權參與投票，其影響戕害民主選舉之精神甚深。為導正選舉風氣，爰增訂第二項：「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二項以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妨害投票自由罪，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為其成立要件。所稱之「他人」，係指對法定政治上之選舉或其他相同性質之政治上選舉，有選舉權之人而言。所保護者，係有選舉權人得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法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妨害他人競選罪，則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為其成立要件。所稱之「他人」，係指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定之各項選舉，具備得登記為候選人資格之人而言。所保護者，為具備候選人資格之人，得自由參加法定各項選舉之法益。兩者間所規範之行為客體及保護法益，各不相同。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04號刑事判決)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刑法第294-1條規定：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民法親屬編應扶助、養育或保護，因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不為無自救力之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不罰： 一、無自救力之人前為最輕本刑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行為，而侵害其生命、身體或自由者。 二、無自救力之人前對其為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六條之行為或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之行為者。 三、無自救力之人前侵害其生命、身體、自由，而故意犯前二款以外之罪，經判處逾六月有期徒刑確定者。 四、無自救力之人前對其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持續逾二年，且情節重大者。 說明： 就遺棄罪的立法沿革來看，其實現今遺棄罪章的條文，除了仍保有固有法制的倫常精神(第295條)，以及受外國立法例的影響而制定的(第293條、第294條)條文之外，近期社會思想的開放更因為對於孝親的價值觀有所改變，亦即扶養義務的絕對服從已經不被多數人所採納，因而在遺棄罪設置了不罰的情形(第294條之1)，提前統一限制成立有義務者遺棄罪的成罪空間。雖然時至今日，遺棄罪的核心已經不是扶養義務，但是從最近的修法來看，扶養義務的價值觀仍是影響著遺棄罪的修訂，擺脫不了扶養義務與遺棄罪間的關係。按民法扶養義務乃發生於有扶養必要及有扶養能力之一定親屬間。惟徵諸社會實例，行為人依民法規定，對於無自救力人雖負有扶養義務，然因無自救力人先前實施侵害行為人生命、身體、自由之犯罪行為，例如殺人未遂、性侵害、虐待，或是未對行為人盡扶養義務，行為人因而不為無自救力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應認不具可非難性。若仍課負行為人遺棄罪責，有失衡平，亦與國民法律感情不符。爰增訂本條，明定阻卻遺棄罪成立之事由。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所謂之「依法令」應扶助、養育或保護，不以民法親屬規定之扶養、保護及教養義務為限，尚包含其他法令在內，例如海商法之海難救助義務、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之肇事救護義務。爰明定本條之適用，以依民法親屬編規定應負扶助、養育或保護者為限。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遺棄罪之遺棄行為，包含積極遺棄無自救力人之行為，以及消極不為無自救力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之行為。爰明定僅限於「不為無自救力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之消極遺棄行為，始有本條之適用。若行為人積極遺棄無自救力人，即便有本條所定之事由，仍不能阻卻遺棄罪之成...

刑法第224-1條規定：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刑法第224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違反其(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是以，行為人縱未施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惟係以其他方法營造使被害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且此狀態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被害人之意思自主決定權者，亦屬「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之範疇。再行為人所採用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是否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被害人之意思自主決定權，應審酌行為人及被害人之年齡、體型、社會歷練及所處環境等具體情狀而為綜合判斷。至於發生妨害性自主行為之際，被害人有無喊叫、呼救、肢體掙扎或抵抗等事項，於判斷行為人所為是否違反被害人之意願時，雖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尚未可一概而論。於被害人係兒童或未滿14歲之情形，宜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及上開後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等規定，從特別保護兒童或未滿14歲之被害人角度，從解釋「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必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行為。祇要行為人營造使兒童或未滿14歲之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而此狀態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壓抑或干擾、妨害被害人性自主意思者，即足當之。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622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224條第1項中所稱的「其他違反其（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是指除了條文中明確列舉的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之外，其他一切足以違反被害人意願、妨害其意思自由的方法。也就是說，即使行為人未採用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具體手段，只要其使用其他方法，客觀上營造出使被害人陷入無助、難以反抗、不易抗拒或不敢反抗的狀態，並且該狀態能有效壓抑、妨害或干擾被害人性自主的意思決定權，便屬於「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的範疇。 判斷行為人所採用的方法是否在客觀上壓抑或干擾被害人的意思自主決定權，應綜合考量行為人與被害人的年齡、體型、社會經驗及當時所處的環境等具體情況。行為的性質和對被害人的影響需要具體化分析，例如被害人在發生妨害性自主行為時，是否有喊叫、呼救、肢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