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零九條裁判彙編-公然侮辱罪001356

刑法第309條規定：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說明：

刑法第311條係關於事實之「意見表達」或「評論」，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而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所稱侮辱，凡未指明具體事實，而其內容足以貶損他人社會評價之輕蔑行為，即足當之。刑法第309條所稱「侮辱」者，係以言語、舉動或其他方式，對人為抽象的、籠統性侮弄辱罵而言，至同法第310條稱「誹謗」者，則係以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毀壞他人名譽之事而言，二者有所分別。是以刑法第311條針對誹謗行為，雖定有不罰事由，然於公然侮辱行為，並無適用餘地。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判決)

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

刑法第309條規定了「公然侮辱罪」，其主要內容是對於公開侮辱他人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根據這一條文，公然侮辱他人者，可以處以拘役或不超過九千元的罰金。而如果是以強暴方式犯前述罪行者，則可能面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不超過一萬五千元的罰金。這一規定反映出對於公然侮辱行為的嚴格態度，旨在保護每個人的人格尊嚴和社會評價。

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在刑法中有一定區別。刑法第309條中的「侮辱」是指未指明具體事實，而是以抽象、籠統的方式進行輕蔑性的言語、舉動或其他方式，足以貶損他人社會評價。這種侮辱行為，無論是通過言語還是其他形式的表達，都不會具體指向某一事實，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貶低他人尊嚴的態度或行為。相較之下，刑法第310條的「誹謗」則是指具體指摘或傳述事實，這些事實可能會毀壞他人的名譽。因此，雖然公然侮辱和誹謗都涉及對他人名譽的損害，但它們在法律定義和具體表現上有著明顯區別。公然侮辱罪並不需要具體指稱事實，而是針對抽象的貶低行為，這使得它的適用範圍較為廣泛。

憲法第11條保障了言論自由，這是公民基本權利之一。然而，言論自由的保障並非無限制的，當言論自由與他人的人格名譽權發生衝突時，法律便需要在這兩者之間進行平衡。在這一背景下，刑法第309條的適用必須考量到言論自由的保障和人格名譽的保護之間的權衡。憲法第23條指出，對基本權的限制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也就是說，只有當為了防止他人自由受到妨礙、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時，才能限制言論自由。因此，在實際案件中，法院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依比例原則來決定應該優先保護哪一方的權益。

在法院實際應用刑法第309條時，首先需要詮釋行為人的言論意涵。法院在進行這一判斷時，必須避免簡單的斷章取義，而應綜合考量事件的脈絡、雙方的關係、語氣、語境以及言論發表的場所等因素。此外，法院還應該關注言論是否具有多義性。例如，某些詞語如「幹」可以有多種解釋，可能是用來侮辱他人，也可能僅僅是情緒的發洩或對朋友的打招呼。因此，對這類詞語的判斷不能僅根據單一的字面意思，還需考慮語境及其可能的解釋。

當進入利益衡量階段時，法院需要考慮到言論自由與人格名譽之間的衝突，並進行適當的權衡。在某些情況下，如果言論純粹是對他人進行無端謾罵，並且不具任何實質內容，那麼對被害人名譽的保護應當優先於言論自由。然而，如果涉及的是公共事務的討論，且言論並非純粹為了貶低他人，而是出於對公共事務的評論，那麼言論自由則通常應當優於名譽保護。例如，媒體在報導貪污案件時，直接表達對涉事公務員行為的負面看法，這類言論雖然具有粗鄙性，但由於其涉及公共利益，法院可能會認為言論自由的保護應當優先。

另外，當爭執發生於私人領域，且沒有公共事務或公益的元素時，法院可能會認為言論自由的界限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約束。如果某一方在無辜的情況下被污衊或詆毀，則該方有權用語言進行回擊。這樣的情況下，言論自由的保護可能會受到限制，特別是當言論對被害人的名譽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總的來說，刑法第309條所規範的公然侮辱罪，要求法院在具體案例中進行仔細的分析，並根據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和人格名譽權之間的平衡，來確定是否應該對言論進行限制。法院的判斷應該根據具體情況，依比例原則進行權益的衡量，避免過度限制言論自由，同時確保對人格名譽的保護不受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