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十條裁判彙編-名詞定義(凌虐)000092

刑法第10條第7項規定：

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

說明：

刑法第10條第7項的定義中，「凌虐」是指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的方法，對他人施加凌辱與虐待的行為。此規定適用於所有與凌虐相關的刑法條文，特別是在涉及未成年人或弱勢群體的犯罪行為中。

生母不作為的共同正犯：

根據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某些犯罪結果，法律賦予特定人防止的義務。如果該人具有防止犯罪結果的能力卻未履行義務，即使採取的是不作為，其行為也被視同於積極行為。父母對於子女的保護和教養負有直接責任，當他們明知子女遭受虐待或暴力時，若未採取有效措施制止，即可能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

在實際案例中，若父母僅以口頭制止但未採取實質行動以阻止虐待行為的繼續，且未履行逃避或救護的義務，則可能構成不作為的共同正犯。例如，生母知悉子女遭受另一人的虐待，僅以口頭勸阻而未採取實際行動讓子女脫離危險環境，最終導致子女死亡，則可認定其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構成不作為的共同正犯。

生母之不作為成立不純正不作為之共同正犯！

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又父母對於兒童及未成年之子女，負有保護及教養之義務及責任，民法第1084條第2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甲為Ａ童之生母，……，揆之前揭規定，甲對於Ａ童負有保護之義務，居於「保證人地位」。而所謂「保護義務」係指保證人（父母）具有直接救護或救助子女免於遭受危害對待之義務，因「保護義務」具有保護對象之特定性，在刑法評價上針對保證人對「特定保護對象」違反義務之不作為足以視為與其積極作為等價，是倘保證人違反保護義務而不阻止他人實施犯罪，足以直接評價為（不作為）構成要件行為（亦即不作為與作為等價），應構成不作為正犯。……據上論述，甲對Ａ童有保護義務，既知悉僅口頭制止，並無法阻止乙繼續對Ａ童施虐，即負有救護Ａ童免於遭受乙上開虐打對待甚至走避上開受虐環境之作為義務，而當時並無不能救護之情形，竟坐視不救，僅從事無效之口頭制止行為，未為任何讓Ａ童脫離遭虐之積極作為，致Ａ童終遭虐打致死，其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居於可防止之地位而不防止，其不防止之行為，要與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即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甲就乙上開行為自應負相同之正犯罪責。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2364號判例意旨參照）。所謂共同犯罪之意思，係指基於共同犯罪之認識，互相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犯罪目的之意思，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不論直接故意之「明知」或間接故意之「預見」，均應具備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僅認識程度之差別。故除犯罪構成事實以「明知」為要件，行為人須具有直接故意外，共同正犯對於構成犯罪事實既已「明知」或「預見」，其認識完全無缺，進而基此共同之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彼此間在意思上自得合而為一，形成犯罪意思之聯絡。故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實行犯罪行為，自可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1年度第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內容參照）。甲主觀上對Ａ童遭乙虐打、限制人身自由及飲食之事實既然有所認知，仍容任該事實持續發生，顯然有「即使如此亦無所謂」之間接故意，其與乙就上開行為之實施，自得合而為一，形成犯罪意思之聯絡，且係以消極不救助行為參與上開犯罪行為，自應與乙就上開犯行成立共同正犯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4年度上訴字第286號刑事判決)

共同正犯的成立：

共同正犯的成立不以事前謀議為必要，行為當時若存在共同犯意聯絡即足夠。這種聯絡不需明示，默示的合意亦可成立共同正犯。若行為人之間互相利用對方的行為以實現犯罪目的，無論是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均可構成共同正犯。

在具體案例中，生母明知子女遭受另一人虐待且未加以有效阻止，並默認該行為持續發生，顯示其具備「即使如此亦無所謂」的間接故意。因此，生母與行為人共同構成犯罪意圖，且在結果發生後應承擔相同的刑事責任。

加重結果犯的適用：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的規定，若行為人對兒童施以故意傷害，並導致更嚴重的後果（如死亡），則屬於加重結果犯。這類案件中，行為人對基本行為（傷害）有故意，而對加重結果（死亡）則具備過失，構成加重結果犯。此類犯罪被視為實質上的一罪，應一併處理，無法分割適用不同的法律條文。

例如，若行為人對未成年人進行身體傷害，且最終導致該未成年人死亡，則行為人將面臨依照加重結果犯進行的刑責加重處罰。法院會綜合考量行為的本質、加重結果的發生以及行為人的主觀意圖，確定刑罰的適用範圍。

兒童及少年權益與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中，故意對兒童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自屬刑法分刑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2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傷害致人於死罪係加重結果犯，學理上稱為「故意與過失之競合」，以行為人對於基本（傷害）行為有故意，對於加重結果（致死）部分有過失，始令負該加重結果之責，並於實體法上給予實質上一罪之評價。加重結果犯之刑罰權既屬單一，非但在訴訟法上無從分割，即在實體法上亦無從割裂適用法律，故如基本行為應依兒童及少年權益與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者，對於加重結果部分自應一體加重。…又刑法上所謂法規競合，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而因法規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是行為人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傷害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286條第1項妨害幼童自然發育罪，即屬法規競合，應成立一個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傷害致人於死罪名，故應依傷害致人於死罪論處，始為適法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6560號判決)